《漂泊的家園》正是說著這種對「家園」既眷戀又害怕的故事。透過「貴州」，看似處理難以消化的城鄉差距，但更深一部份則是進入知識位置、階級、品味層面隱身在後卻又不斷提醒的距離上。錢理群老師在現實生活中是一個有高度移動能力的主體，有著在知識階層或者城鄉空間之中來去自如的生命經驗，但是這樣的「自由」和「能動」卻帶給錢老師沈重、矛盾的心理糾葛，在身體感受農村底層狀況後，「能動」反倒吞噬了自己對自身出身和位置的焦慮，沒有辦法裝作若無其事，只能不斷的逃，逃離某種的「自己」。如同在書中提到農村知識份子面臨的青黃不接的困境，扎根於農村的農民和知識份子，卻卡在農村與城市兩空間漂泊移動所產生的焦慮感，錢理群老師和貴州安順體現的正是一個具體的微型縮影，和貴州安順的關係也成為錢理群的生命命題，於是，「把被人稱為『精神聖殿』的北京大學和處在中國邊遠地區的貴州安順，社會的頂尖與底端，學院與民間之間是可以也應該相通的」[2]的慾望，或許其實也意味對自己在「差距」和「距離」之間能夠不斷來回移動的和解。「貴州」，既是壓在心頭上的墳，也是心靈知音和思想戰友的所在。出生南京、求學北京、流放貴州的身份想像和「貴州經驗」（農村經驗），交雜著歷史的、族群的、階級的、城鄉的複雜因素，也甚至是錢老師個人生命史狀態的隱喻。在錢老師身上，「北京」和「貴州」近似於某種符號，穿梭生命時間與物質空間的變動距離中，仍舊保存著複雜意義。

 

《漂泊的家園》以五部分環環相扣的搭建起錢理群老師的「貴州」。從「認識腳下的土地」開始，錢老師熱情領隊讀者遊覽黔山奇水、草海花溪，參觀貴州的石頭世界及天下第一瀑，或幽長億萬歷史隧道中探詢貴州的古老，展現多元混雜的族群和民間文化，悠遊大量且豐富的文獻中，低吟著《戈阿樓》等苗族、彝族和布農族的古歌史詩，既訴景，也談人，古今中外黔人黔友們在這一部份以最意味深長的新的黔味出現在讀者眼前，熱情生動的揭開抗戰時期做為支撐戰局大後方的貴州的神秘面紗。「你認識腳下的這塊土地嗎？」在這誘人的邀請方式下，錢老師導覽讀者們進入充滿生命力的貴州，一步一步的激發讀者對於貴州的好奇。

 

第二部分名為「自己描寫自己」，是作者自身對「貴州人」的「自己」如何發展「自我」的自白。半個黔人身份的錢老師把自己注入進這片土地的文學和藝術的興趣上，對貴州文學和文化展開系譜學的探究，呼籲貴州人透過文學藝術作品的書寫和創作確立自身的主體位置，要脫離「被描寫」的弱勢和邊緣位置，就必須「用自己的話來真誠和真實的描寫自己」（85）。「真誠的描述自己」——創作具有現代思想的藝術、文學作品，也同時把這些作品和思想「融入鄉土教育，真正轉化為貴州這塊土地的精神、思想、文化資源代代相傳下去」（85）。錢老師指出：「貴州的文學要在現在中國文學以致世界文學之林中佔一席之地，必須把現代社會、文學思潮和貴州的土地與人民結合起來。」（123）中國近代史東西方文化衝撞交會之處往往是沿海地帶，特別是在二十世紀初尚未有網際網路，像貴州這樣偏遠內陸有著根本上與新事物、新思想會面的地理限制，故而缺少產生現代作家和現代作品的條件。於是如蹇先艾這樣的鄉土作家，都得先離開生長故土，在現代大都市接受現代新思潮的衝擊之後，才能反思以往熟悉的鄉土生活的現代價值，進而創造具有現代意義的鄉土文學，這也是錢老師指出「五四鄉土文學在本質上是覺醒了的現代作家，以西方文化做為參照系統，對本土文化進行的歷史的反觀與反思。」（107）秉持著這樣的信念，錢老師收入評論貴州現當代文學研究者杜惠榮、王鴻儒針對蹇先艾的現代鄉土文學創作如何貫穿「反封建」、如何注重「描寫下層人民的優秀品質」且逐步孕育「初步的階級觀點」和蹇先艾如何強調「鄉土觀念便是國家觀念的組成部分」的分析著作《蹇先艾評傳》。另外，錢老師還對五○年代貴州當代文學作家石果如何深刻的觀察政治經濟大變革，在排山倒海而來的歷史潮流中，封建宗法勢力和習慣勢力如何日漸破產的歷史趨勢發表了文章（117）。錢老師也收入一篇另一名貴州作家何士光，對其善於描寫農民思想深刻性和農民精神弱點等創作論之分析(122-136)。透過這些重要的貴州本土文學家以及文學作品，錢老師企圖帶領貴州人跨出在文學領域的被動位置，以「自己描寫自己」掌握主體姿態的第一步。

 

那麼，貴州自身究竟何時才與代表東西思想衝撞結果的「五四新文化」遭遇？錢老師一個重要的發問是：「五四新文化的精神、理念，它的文學藝術成果，怎樣為貴州這樣邊遠地區普通老百姓與青年一代接受，特別是怎樣滲透到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去的？」（98）。〈抗戰時期貴州文化與五四新文化的歷史性相遇〉描述對日抗戰背景下，貴州成為近代中國社會文化歷史的重要舞台，首都貴陽除了和重慶、昆明、桂林形成大後方四大文化中心之外，也成為大後方戰略位置的樞紐。抗戰背景同時促成貴州當地人與來到貴州逃難的「下江人」和知識份子們的多重交視——對城市知識份子而言，農村鄉間提供不一樣的風景，差異的視角促發承接五四新文化洗禮的自我生命的內在要求，例如聞一多意味深長的反思：「身處城市上層社會的象牙塔裡，沈醉於以西方文化為標準與指歸的菁英文化，完全與中國現實脫節，與廣大的農村脫節，與民間底層脫節，一句話，與中國這塊土地的真實生活脫節。」（92）另一個層面上，對貴州的平民百姓而言，「下江人」和抗戰援華來到貴州的美國大兵所帶來的新的生活物品、電影、音樂、戲劇、飲食、愛情等，也刺激了貴州物質、精神、感官、價值甚至道德等撲天蓋地的文化思想轉變（99-105）。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戰爭，卻因緣際會提供貴州和外來文化衝撞的契機，這是歷史上新思潮、新事物輸入貴州不能忽略的一頁。

 

接著，錢老師更深的進入「自己」，剖析支撐「自己」的兩個生命基本經驗：「中學經驗」和「貴州經驗」如何在一九六○年一起透過貴州貫穿並付諸實現的故事。「我還能堅守自己的理想主義嗎？在惡劣的物質條件和並不理想的工作條件下，我還能不斷地發現和感受生活的美嗎？」（141）初到貴州的不適應，到最後運用中學所培育的「赤子之心」，錢老師開始搬去學生宿舍和學生們同吃、同住、一起讀書、遊玩與學生建立起深厚的情感，也一面對學生進行語文教育的計畫。在貴州生活了十八年的經驗，除了找到對中小學語文教育改革的理想和實踐，也在貴州發現並且懂得魯迅：「人們只有在現實生活中（而不只是在書本上）發現了魯鎮、未莊、發現了阿Q、潤土、祥林嫂，更發現自己就是阿Q和孔乙己時，才真正懂得了魯迅。」（142-143），這些種種構築起「融入生命的記憶」之內在意義——貴州、邊緣、農村、底層、民間、草根，和北京大學、中心、城市、高層、學院、菁英兩造的張力直接體現在文革期間凝聚的「民間思想村落」的珍惜上，他們是錢理群老師終身的心靈戰友，展現在錢老師對老友們的著作及思想的真誠回應，如對韓樂群的《刺梨蓬草》發表讀後感想、或為籃子的《山崖上的守望》做序。對錢理群老師而言，貴州是個讓自己將現實與理想因為堅持不斷而實現的發生場域，人生莫名的際遇下和一群民間思想者相遇貴州，共同奮鬥、生活、相惜，形成一個彼此相濡以沫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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