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
作者：錢理群
出版日期：2007年1月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在福爾摩沙遙望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評錢理群《豐富的痛苦》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劉雅芳
錢理群是當代研究魯迅最重要的學者之一，他的重要研究還包括周作人研究、曹禹研究、當代中國文學史以及他為自己定位的知識分子精神史的寫作。而《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這本書放在錢理群的研究寫作脈絡當中，是一個起承轉合的角色，他認為自己從這本書開始「對於20世紀知識分子精神歷程的總體研究也就從點的解剖進入了面的展現」[1]。而這樣的展現儘管是從研究者特定的問題意識出發，但也具有了更深厚的歷史意義。也就是說他以往研究知識分子的方法，是採用對個體精神狀態來深入研究，但經由關注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與他所關注的個別知識分子的關係，且將之連繫，他得到了一個織面般的視角，並且由此將東／西方知識分子放在一個世界的、民族的與文學的平台來交互閱讀。
《豐富的痛苦》一書共有十二章，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從英國、西班牙到德國再到俄國（17—19世紀）」，下編為「堂吉訶德、哈姆雷特在中國（20世紀：20—40年代）」。全書的書寫脈絡由《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兩個故事的創造開始，依傳譯的時間與地理移動脈絡前進，到二十世紀中國時則深入探論20到40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與這兩個文學人物典型以及其重要的世界傳譯者的關係。上編以《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在西方的東移為討論主軸，下篇以東移到中國後兩個文學幽靈與當時知識分子的連繫與時代氣氛討論重點。如果把這本書視為一張《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接受史地圖來看，這張地圖的重要座標除了《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移動歷史，還必須加上民族的與世界的兩個座標，而觸成這地圖動態與連結的有機因子即是文學創作與知識分子的思想╱行動。而錢裡群所說的知識分子的堂吉訶德氣與哈姆雷特氣，即理想主義和懷疑精神的「對立，滲透，消長起伏」或隨著知識分子的內在轉化與外在現實的辯證而移動。例如周作人在五四時期對於新村運動與烏托邦有著相當大的期望，但是後來對於大同與社會平等的理解與批判性審視而轉向哈姆雷特氣。因為他傾向於認為絕對的個體獨立的追求大於集體價值，並可免於大同與平等的價值隱含著的泯滅個體性的危險。但是就如同屠格涅夫所說的：「這兩種性格雖是相反，但正因為有他們在那裡互相撐拒，文化才有進步。」[2]若套換做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著名的對白來說，追求黃金世界與猶疑做或不做（to be or not to be）雖是相反的，但正因為這兩種思想動能在那裡互相拉扯，文化才有進步。然而就錢理群的視角而言這樣的拉扯既是知識分子個體內在的也是個體與群體之間的，而更可能是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這是一個複雜的爭鬥過程。
錢理群對於《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所提出的獨特觀察視角與解讀是令人眼界大開的。一般而言，《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多被視為「西方經典」、「世界文學經典」、「外文系必讀經典」來看待。而經典的「一般」命運即是被理所當然的閱讀，被當作增加文化資本的必然材料，甚至放在其他非西方社會的西方文學研究的版圖，它也通常具有了特定的被解釋位置。而這個經典化的歷程強烈的意味著全球（西洋）文學版圖的中心與邊陲，甚至也多半確立了接受者的詮釋位階。近年來，雖然對於帝國主義文化的反省與後殖民論述對於這樣的位階與詮釋方式已經有許多反思、批判的論述出現，少數文學、第三世界文學、族裔文學的開展也已多多少少影響與改變了文學經典的機制，但不容否認，經典的效應仍持續存在。
錢理群在《豐富的痛苦》當中對於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1605年）與英國劇作家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1604年）的分析，仍是將其視為世界的與人類的文學經典來看待，但是他確不厭其煩的帶我們回到屬於這兩本書的作者的民族與時代裡去。錢理群要我們注意到「這兩部著作身上的英國與西班牙文學傳統，特別是民間文學傳統的印記」[3]，我認為這相當重要，因為這像是在提醒讀者，西班牙熱血騎士與復仇丹麥王子並不是憑空而來的文學經典角色，他們的血脈來自「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土壤」[4]。而他們的性格與姿態、行動與思想、奇情幻想與憂鬱痛苦更與創造出他們的時代、地理的脈絡與寫作者的精神狀態有絕對的相關。甚至他們彼此誕生、相遇的時間點以及移動的路上眾多令人拍案的巧合。這使得錢理群所使用的「東移」這個概念鮮活了起來，因為這是在說《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傳譯方向同時也是在與接受他們的作家、知識分子的民族土壤相互接觸與影響。正如錢理群所寫的：「可以設想，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正是歌德和他這一代人環視四周的外國民族情況的一個重大發現。而德國人對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在心理與情感上的親切感又反過來促成了世界文學的概念的形成。」[5]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的公開演講，並提出了這兩個人物所標示的人性的「為自己而存在」與「為他物而存在」並且還提出了「哈姆雷特精神是一個北方人的精神」與「堂吉訶德精神是南方人的精神」的有趣觀察。德國的海涅在自己的著作首次將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放在一起討論。緊接著來到德國的東方――俄國，屠格涅夫在19世紀發表了「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的公開演講，並提出了這兩個人物所標示的人性的「為自己而存在」與「為他物而存在」並且還提出了「哈姆雷特精神是一個北方人的精神」與「堂吉訶德精神是南方人的精神」的有趣觀察。
隨著錢理群的文字追逐瘋狂騎士與憂鬱王子的東移腳步，讀者將感受到的是和《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內容精彩相當的豐富情節與歷史，而主角換做這東移路上與其遭逢的知識分子。我認為錢理群採用了東移的概念之所以能不落俗套是在於，他不是固著的再經典化這兩部文學著作也不是重複了非西方學者批評或崇化「西方經典」的知識生產位階，而是有史有料有感情有體悟的告訴我們，他們之所以成為經典的內在質地，以及《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如何成為他們東移史上知識分子與各種不同民族土壤的資源與精神觸媒。錢理群這樣的閱讀位置不僅沒有平面化自己的位置與這旅程上種種因緣的關係，反而是經由確認彼此的位置（民族的、接受者的、歷史的、知識分子的），而侃侃而談這一路上與數世紀裡的林林總總。錢理群是一位很好的說故事者，透過他徐徐如生的筆觸，讀者不妨一探《豐富的痛苦》這部《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史中，誰是丹麥王子和西班牙騎士的精神兄弟？而哪一位經典作家與哪一部經典文本又是相衍於《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而妳╱你又是堂吉訶德氣比較多還是哈姆雷特型的人？
身為讀者，除了隨著錢理群追尋這一趟東移的旅程，也許我們更想問的是，為什麼他要開始這趟旅程？（旅行前，旅者總會興起一個念頭或是開始準備自己行李的動作）《豐富的痛苦》初版是在1992年，現在讀者接觸到的是2007年的版本，兩版本沒有太大的差異（可參考「再版後記」）。錢理群在〈初版後記〉裡頭提到這本書是對於「自己及同時代知識分子主觀精神自覺審視的結果」，而這個外在條件是「這些年來，中國與世界所發生的歷史巨變」。這一段看似欲言又止的陳述，在2008年所出版的《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記載著更明白的自剖：「這裏所說的『這些年來，中國與世界所發生的歷史巨變』，指的是二十世紀八O年代末，中國所發生的政治風波，以及蘇聯的瓦解，東歐的嬗變。於是就有了那樣的校園、社會氣氛，那樣的生存處境，以及那樣的情感、心理反應，那樣的生命困惑與掙扎。而我更想強調的是，在那樣的生存與精神危機中，我的思考與反省。」[6]這何嘗不是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當代體現，理想與懷疑的火焰雙重燃燒著知識分子的魂靈，不得不面對自己的困惑與掙扎，民族與世界的巨變，即使當時無法有行動上的作為，卻往內置於自己內在的疑辨與自省，在往後的時空裡把當時的心聲毫不保留的拋出來。這後來的話，確立了「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同時也是一部「馬克斯主義的傳播、共產主義運動的東擴」的歷史，追問著「知識分子與共產主義運動的關係」反省的是八O年代末「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歷史觀點。[7]
錢理群對於自我的追問對於現實的追問，始終沒有因為書寫的完成而劃下句點，反而是推進往前走，形成更逼視自己與審視知識分子的真實力量。
身在臺灣的讀者，也許會對書中20到40年代「民族的未來」、「中國的知識分子」與「共產主義」的討論而感到「敬而遠之」，但是我們不妨試著拋開一下這樣的眼鏡，試著探看在臺灣脈絡裡仍熟知的知識分子的身影，魯迅、周作人、翟秋白、朱自清、曹禹、巴金、老舍、穆旦、毛澤東…等等，他們的思想、行動與文學作為是如何透過與哈姆雷特和堂吉訶德精神對話而回應當時中國與世界的巨變與他們個人的轉折。回到當時——這樣的討論是以知識分子思考少年中國或現代中國該以什麼樣貌走下去為背景的。這些討論當中帶有一種世界主義或是天下大同的色彩，可是討論的卻是「中國的未來」（而臺灣現在的歷史與當時的「中國」未必毫不相關）。以現在的眼光看來，我認為相當「進步」。甚至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在以西方的進步思潮反觀中國狀態的時候，是把自己社會的特殊性，具體來說是將「中國是農業社會」這個命題考慮進去的，而以此設想參照西方工業文明化條件下的思想理論之後可能產生的社會弊端與矛盾。我對於這個過程相當的感動。「當代」怎會在回望過去時，而提出悖反於歷史進化的感受呢？不斷的想著這樣的討論為什麼不能持續到今日（尤其是臺灣，當然也包含對中國）。
錢理群在八O年代末的無物之陣中帶著筆紙精神漫游填補知識分子的失落，承接住四O年代末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東移到中國所收穫的「豐富的痛苦」。如果精神漫遊的啟程來自知識分子共通的痛苦，如果精神漫遊來自知識分子對於絕望最大的反抗，如果我們不只想在書中（知識中）漫遊，而是讓旅程繼續走下去。那麼我們（在臺灣）可否追問著「知識分子與民主運動的關係」，甚至是「左翼運動在臺灣的存在命題」以繼續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東移的旅程…這一次，期望我們能在歷史的海洋裡牽起和世界的更多聯繫與更多掙扎在豐富的痛苦中的靈魂相遇。（而我們會不會在接續東移的旅程裡重新找回自己失落的土壤？）
[1] 本書307頁。由此脈絡開展，錢理群後來寫了《1948：天地玄黃》，2008年，北京：中華書局。
[6] 錢理群，2008，《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台北：台社。32-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