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據時代，台灣的鹿皮是最重要的出口大宗，「當時台灣一年可以出產200,000張的鹿皮，大批的鹿脯、魚和大量水果，因此荷蘭人認為即使失去了澎湖，但是再自由貿易可以繼續進行的前提下，台灣不失為一個更好的殖民地」（尹象菁，2001）而在當時，台灣的平埔族即以農耕捕鹿作為他們的生活方式，在荷蘭人的統治力量進入各番舍之後，捕殺的鹿量更為增加，為荷蘭的殖民事業獲取了巨額利潤，但台灣的鹿量也大幅減少，最後荷蘭人頒布禁獵令，不許漢人捕鹿，只許平埔族獵鹿。

荷蘭人還藉由掠奪平埔族土地賣給漢人進行剝削，漢人憑藉租借土地的銀章來取得以麻布、鹽與鐵器與平埔族交換鹿皮的機會。平埔族的土地與利益也因此在荷蘭人與漢人的權力角逐中被犧牲，不但數百年賴以維生的獵場為殖民帝國所佔有，更間接成為漢人的雇工，為了低薪受雇於漢人，並且因此被迫改變生活型態改作水稻。

對於土地喪失和徭役剝削，平埔族也曾力圖反撲，但都被荷蘭人以武力鎮壓。當時的荷蘭人利用基督教的力量來安撫原住民。「1626年，即佔領安平後的第二年，喬治•堪吉斯(George Candidius)便被賦予土蕃教化的重任，首先在新港傳教」（宮本延人，1992）。而在1629年，西班牙人也由台灣西北海岸的淡水河口登陸，建築聖•多明哥城(今紅毛城)「西班牙人又逆著淡水河而上，安撫了台北平原的住民，更進入上游的新店溪附近，威服了當地的原住民，地點就在今日的烏來蕃社」（宮本延人，1992），基督教因此由南北進入台島。在威撫並行的統治教化之下，平埔人成為西方殖民帝國統治台灣的有利工具。Top

二、鄭成功時期
鄭成功在1661年驅逐了在台灣島上的荷蘭人，帶來了數萬軍人和眷屬，在台灣進屯墾。然而，在鄭氏祖孫三代二十二年的統治期間，鄭氏把一切的力量都傾注於軍事上，統治台灣只不過是他一時的戰略所需，對原住民的剝削比起荷蘭人不遑多讓。他所頒布的「『圈地運地』表面上是保住了原住民的權益，但事實上中的官田制是繼承荷蘭人的土地官有制，私田則歸予鄭氏的親信所有，營盤田則成為軍需土地，原住民的土地在鄭氏的圈地運動裡，由北路及南路分別被開拓侵佔。」（尹象菁，2001）

除了土地的侵佔，鄭氏政權勞役賦稅與武力鎮壓對原住民都構成了沉重的負擔。更甚者，他自中國帶來的行政體系和傳統統治思想，在台灣培養出了一個特權階級共享剝削。而設立學校與「明倫堂」教化的結果，除了進一步實行文化侵略之外，使得原住民在鄭氏統治期間徹底被排除在邊緣的位置。Top

三、清國統治
清國在1683年雖然以武力奪下台灣，將所謂的「海外丸泥」納入帝國版圖，但對台灣並不作積極治理，僅於防止農民渡海來台的政策作調整。此時，隨鄭氏來台的官兵都成了墾殖的農民，為了拓墾不斷以各種方式侵佔原住民的土地。即使清國下實行封山與禁墾的政策，仍然無法有效壓抑漢人的土地爭奪，迫使原住民一步步往山裡退去。而台海貿易往來的進展，台灣淪為清國的米倉，加上歐美資本主義對台灣蔗糖出口的壓榨，使得使得農地的需求更為深切，加速了漢人對原住民土地的侵略，也常引爆漢原衝突。

除了土地侵奪，清國「對於原住民的苛重賦役，繼承荷蘭與鄭氏的遺制，稱之為蕃餉，又分為熟蕃和生蕃賦課之」，也對原住民造成極重的負擔﹔此外，還有南北路上的勞役與通事制度詐欺原住民強佔土地，使得原住民在清國統治期間受到來自殖民帝國與漢人的雙重壓迫。Top

四、日治時期
清國因為甲午戰爭慘敗，在1895年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作為殖民地。日本為了鞏固在台灣的統治，除了賦予總督府至高的權力之外，也徹底實施警察制度，部落警察即是日本政府治理原住民的一項機制﹔除此之外，日本政府的林地調查、原住民調查，以及相關報告書的發行，都使得原本清國統治期間的「化外之民」無所遁形。也在此時，殖民者將原住民區分為「高砂族」與「平埔族」，以代替過去清治「生蕃」與「熟蕃」的稱呼。日本時期的台灣「『蕃政』由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所管轄，設於蕃地主要據點的警官派出所，主要的任務事負責原住民的生活指導、農耕指導、醫療和教育等行政工作」（宮本延人，1992），這些工作基本上都由部落警察來執行，使得原住民從生活中逐漸被「教化」，以符合日本帝國國家意識形態的要求，並且遠離自身的文化。甚至為了方便警察監視或水稻耕種，殖民政府迫使部落遷居，使其徹底與原有傳統生活方式脫離。

相對於清國對原住民部落的消極管理，日本展現了它作為現代化殖民帝國的強烈企圖，向台灣人民，包括部落原住民，進行了皇民化的日本帝國文化認同工程。「表面上來看，日本殖民政府的近代化措施，諸如水稻的耕作，教育程度的提昇，將原住民由原始的生活帶進了文明的世界，但是在近代化的背後，是粗暴地否定原住民的傳統文化，以暴力的方式改變其生活結構的代價」。（尹象菁，2001）Top

五、國民黨政府時期
國民黨政府在二次大戰之後接收台灣，「對島上住民採取支配性的垂直統治，可以說是一個採取『內部殖民』的外來政權，也就是黃昭堂所說的『沒有母國的殖民王朝』」(施正鋒，2002)。而在早期的二二八事件前後與白色恐怖時期，政府的政治迫害和特務跟蹤也深入了原住民部落，許多優秀的原住民精英也因此被誣陷殺害。大抵上，「對於漢化已深的平埔族，國民黨的基本態度是不信任，乾脆取消其在『中華民國憲法』下『少數民族』的原住民身分，也就是視之為本省人；更荒謬的是，平埔族竟被歸類為與漢人壓迫者同類。對於人數稀少的所謂『山地山胞』，國民黨大致以分潤的方式來收買精英，同時要防止各族的團結」。(施正鋒，2002)

國民黨政府的原住民保留地管理辦法，其原意宣稱是要「保障原住民的權益，安定原住民的生活，發展原住民的經濟，所特別劃定的二十四萬多公頃國有土地，提供原住民使用」（尹象菁，2001）。然而，在六○年代追求國家發展的過程中，政府卻又搖著觀光與工業資源開發的大旗，同意漢人「例外」承租開發原住民土地，而使得資本家有法有據地開發原住民保留地，造成原住民土地再度嚴重流失。同時，在國家追求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中國式教育界由國家機器的運作更形普及，加速原住民喪失固有語言和文化。而經濟發展迫使人口往都市集中，部落青年成為都會邊緣人，原住民在國家中遂更顯其弱勢。「與國家機器共謀的資本主義更是徹底地毀壞部落經濟結構與價值觀，正如孫大川所言，資本主義經濟法則的介入，使原住民社會的物質、硬體的建設有顯著的進步，但資本家對山地土地、社會、政治的操控亦日益強大，殖民者與受殖者之間亦即亦離的現象又在國府時期重演，只是在資本主義的年代，原住民本身對於資本主義的追尋卻成為無可奈何的矛盾情節」（尹象菁，2001）。Top

從福爾摩沙被發現的那一刻起，便注定了島嶼原住民被宰制與殖民的悲運。不同的殖民帝國發出對「異族」的陌生想像，以「教化」、「輔蕃」與「保護」為名，再再地將原住民置於一個被統治的「他者」地位，不約而同地將原住民排除在文化邊境之外。「因為教化的目的在於馴化智識未開的原住民，並且藉由知識的開展，將之有系統地塑造成殖民帝國在發展殖民地時的最佳工具，最後可任由殖民帝國在政治與經濟上的驅使。」（尹象菁，2001）帝國對於原住民他者形象的刻劃，就在接續不斷的教化政策中強化。「藉由權力的實踐、展示、輔助自身所屬的價值觀，以達到文化霸權的境界」（康培德，1999）。

一、異文化情調的展現
正如同薩伊德所說的東方主義－東方在西方文化的權力優勢的網絡中被「他者」化了，成為被批判、被研究、被描寫的對象，不管是在歐洲人、滿洲人、日本人或政權的統治下，原住民在被殖民的過程中，除了被教化，也同樣被書寫、研究與調查。尤其是在日本人統治台灣期間，一方面在實質的統治上對原住民造成的文化侵害，一方面卻又有一批學者帶著原始主義的浪漫想像來此尋找帝國裡的神話。1895年來台的森丑之助即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生番行腳》所展現的就是殖民者的狂妄和無知。他寫道：「從統治者的立場看台灣，台灣島上今日仍有『野蠻人』居住山區，對統治者構成難題，也是一種可悲的現實。但是，反過來從學術立場看台灣，島上所謂野蠻人的存在，卻是令學術研究者雀躍萬分的研究場地。」（尹象菁，2001）自此，他即以為即將消失的文化作紀錄的學者自居，在殖民者的權力加持下，對原住民部落進行「番地調查」。Top

二、被凝視的性/別
雖然在1980年代之後以殖民思考來處理女性問題才引起注意，但若以促使此類論述吸引西方文化界的討論來說，1978年薩伊德（E.Said）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對於殖民思維方式作了系統性的理論批評。之後，史碧娃克（G.C.Spivak）、巴巴（H.Bhabha）…等等也紛紛對此提出批判性的論述。

有些學者也認為「後」殖民時期其實並未真正到來（邱貴芬，1996）。因為，在全球資本主義之下，殖民主義變化了另一種身影，以文化經濟殖民代替之前如軍事形式的暴力殖民，而這也進行了更有技巧更不易被發現的殖民統治（Dirlik，1994；Miyoshi，1995）。

但不論如何，此一派別的女性主義者絕對地拒絕將女性受壓迫的問題單純地認為是父權主義的壓迫；此派的女性主義者注重不同的殖民歷史情境對於當地婦女的壓迫。

女人如何被呈現、被定義，以及這樣的呈現與定義後的所隱藏的意識型態，這是女性主義關注的重點。如：在台灣原住民族的女性往往被賦予熱情的、能歌善舞的、溫柔婉約的、…等等。另外，後殖民女性主義學者Mohanty認為，西方女性主義不僅是常常複製了殖民論述中所呈現的被殖民女性的刻板印象，並且流露出歐美種族中心主義的態度，以自身所處的西方標準看待被殖民的女性所處的家庭與社會經濟結構（C.T.Mohanty，1991）。就像現今大眾看待原住民社會多半以一種「保守的」、「落後的」的眼光，這也連帶地影響看待原住民女性，〝她〞們多半被認為有宗教上的崇拜與狂熱、事事以家庭為主、教育程度差……，這些部分隱含的另一種意涵是不現代不科學的、傳統保守、沒有意識、落後……等等。這也象徵了另一層的意義，也就是說這樣的人民被〝他者化〞、〝女性化〞，這樣的人急需要〝外界〞積極的〝人道救援〞。

也就是說，後殖民論述中另一個重要的省思，發現分析殖民論述是如何地借用性別來合理化殖民者殖民的行為，「殖民者」佔據著「男性」的位置，將被殖民國家「女性化/陰性化」，以性別隱喻為架構，將殖民的暴力解釋成為男人征服女人，這是「常理/自然」的事（Montrose，1991）。殖民暴力企圖將「殖民」一事比喻為兩個男人的戰爭，一個是被殖民國充滿〝父權思維〞的男人，另一個準備「英雄救美」的殖民國男人，這個男人將會拯救被殖民國的女性於水深火熱之中。這樣的論述思考更是可以理解關於非原住民族的男性在觀光化過程中，對待不論是歌舞團的舞女、溫泉旅社中的陪酒的服務生以及現在為了推廣強調烏來觀光的泰雅小姐……等等的方式。Top

日本殖民政府對烏來觀光資源的利用是以教育為形式的。根據台北縣誌風俗志的記載，日本殖民統治者辦理山地教育之初，係從成人入手，當時的目的除達成矯正弊風，養成良習的「新理番政策」目標外，還為配合其對濃產業種植技術的傳授。且從日本刻意教授的日語、日常禮儀、算數及遵守法令等這幾個重點來看，日本人對烏來原住民的教育目的是往一個「有限度的現代化」目標在進行。尤其，在「番童教育」方面，教育的目的放在「漸次同化」就更明顯了。當時，每天上課五小時的授課時間有二分之一事耕作、園藝等生產技術的傳授，其餘則為算數、唱歌、修身。

這其中烏來地區山地教育的「山胞舞蹈」被突顯出來。在「番童教育」中，歌舞首先被納入政式課程。但是日本人對歌舞的模式要求與認識完全脫離原住民的「儀式」。日本人所講究的輕歌曼舞開始從「觀賞者」的角度出發，跳舞場地移入室內，跳舞者是一群明眸皓齒的山地年輕女郎，並且刻意的在歌舞表演中傳達出對殖民帝國的感謝。

在整個烏來地區歌舞走進觀光化的肇始時間中，1938年是一個重要的轉變。「1938年在草山賓館召開台北州日語講習會，烏來女青年團的跳舞項目是一項觀摩節目，從原來全族共五的豐年祭到成為觀摩會餘興節目，這對山胞舞蹈的意義是一大轉變」（徐世怡，1988）。Top

除原住民的歌舞被日本人利用教育改造往娛樂的方向發展外，烏來地區的溫泉也因為日本帝國統治的「需要」，在形式上出現變化。1913年，殖民政府在烏來設置「警察官吏駐在所」，之後，1917年又於南勢溪東岸興建了一棟瓦頂二屋樓的「警察俱樂部」，供日本警察在此休息。又基於原住民露天洗澡有礙觀瞻，於是在原住民聚居的南勢溪溪岸建造可容20人的公共浴池。

綜合歌舞、溫泉這兩樣日後逐漸發展出來的成觀光產業，在日本殖民帝國的眼中，其利用價值還沒有進入直接的經濟生產領域，而是從殖民者的教化立場來看待。即使溫泉有較明顯的日本警察「勞動力再生產」的休憩功能，但因為當時周遭的交通設備不易，觀光化的成本十分昂貴，只能允許少數人進入。而山地歌舞雖然逐漸失去原住民的儀式意義，但大型的觀光歌舞尚未出現。整個後來為因應觀光化而誕生的產業在這個階段還是以殖民者看待被殖民者的奇風異俗，並在期間改換它原有的意義再進行。

殖民統治權的象徵（如：警察、教育）隨殖民者的政策開始在烏來地區進行現代化的產業發展，隨著日本殖民者的離去，新來的統治者也採取類似的手段。不過，新的時代有新的經濟模式，國民黨政府對烏來地區的「資源利用」也在它自己的依附經濟關係中產生不同的模式。Top

日本帝國主義進入台灣後開始實行一連串的殖民地經濟政策（涂昭彥，）。這個政策面建立在台灣舊有的基礎上，包括台灣原有的農業商品與土地制度。在殖民主對台灣所實行的「畸型殖民地經濟」中，某些因應生產所需要的基礎建設也在殖民的過程中顯現它的意義。其中，殖民帝國對台灣的山地政策就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焦點。台灣山地鄉的經濟從日據時代開始至今，逐漸被併入平地，就如同台灣本地的經濟變化一樣，從日本殖民主義經歷國府的黨國資本、國際冷戰影響產生對美、日等國依賴性的發展等，直到冷戰結束「全球化」效應出現。一路走來，幾乎人人「盛讚」台灣的經濟奇蹟，但為何與台灣形體相連的原住民鄉卻在這片叫好聲中被摒除於這個命運共同體中？原住民區的經濟、種族問題日漸嚴重，在台灣風起雲湧的八十年代社運風潮中，關於原住民的問題也一一浮現，近二十年來，相關的研究、運動始終不墬。

在對烏來地區的原住民相關研究中，我們得知，從日據時代開始，山地鄉與殖民帝國的「接觸」出現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這個轉折的最明顯處就是日本帝國透過殖民主的武力對山地進行一連串的教化工作。從殖民主的角度來看，這個教化也代表著「現代化」。

殖民帝國對被殖民者的「認識」到底是透過文化建構還是有實際的「知識工作」在其間或許還有爭議。但在台灣的歷史中，來自各個不同統治者的「現代化」觀念確實為台灣帶不可忽視的災難，原住民區在這一點的確與台灣是命運相繫。而，烏來地區的現代化由殖民帝國的教化開始，到底出現了它什麼樣的地區特色？

需要教化的動機在於它文化、人種上的「差異」，而殖民主在發現差異的過程除了展現出優越感企圖「同化」之外，也這之中發現「邊緣」、「差異」的經濟能量。於是一個結合現代化、「弭平差異」、「表現差異」、資本主義再生產必需的「觀光」產業就在其中凸顯它的經濟利益。觀光作為殖民主推行現代化的手段或許並不明顯，但卻開始了一個不可能回頭的方案，沒有尊重種族特殊文化存在的機制，山地鄉併入平地、資本主義漫無節制的入侵，一個現代化、普遍化的時代加速了平地勞工對觀光的需要，也開啟了平地漢人對原住民觀光區的各種「想像」。Top

美援開始，美軍顧問團也成立，駐台美軍的假日旅遊促成了台灣觀光事業的發達。根據民國四十五年來台灣的外籍觀光客所做的統計中，美國國籍的旅客佔了73.7％，日本則佔了8.9％。在當時候國府所採取的近乎對外封鎖的政策中，美國所佔的比例偏高有一定的國際背景。Top

當時候，台灣的經濟建設仍在起步階段，觀光旅遊所需要的大量的休閒人口、消費力並沒有出現，觀光旅遊仍然是高消費的奢侈品。雖然政府對國內旅遊不像對出國觀光採取禁止的政策，但是基於當時國民生產力的侷限，國內旅遊缺乏政府政策性的推廣，包括交通、資訊等設施完全停留在日據時代的規模。但這個對國內旅遊的政策在1956年開始出現轉變。轉變的最主要政策是由政府主導的觀光事業開始納入經濟的考量，政府機構也設立專門主管觀光的部門。民國四十五年「台灣省觀光事業委員會」成立，揭舉目標為「加強經濟建設，促進國際友誼與文化交流」。其所擬定的「發展台灣省觀光事業三年計畫」內容有以下幾點：
1. 建風景區二十處：
（1） 四十六年度開始整建的風景區：陽明山、烏來、福隆海水浴場、日月潭、八卦刪、恆春、澄清湖等七處。
（2） 四十七年度開始整建的風景區：太魯閣、青草湖、必譚、阿里山、礁溪、烏山頭、關子嶺、金山、獅頭山等九處
（3） 四十八年度開始整建的風景區：石門水庫、淡水、霧社、知本溫泉等四處。
2. 協調簡化入出境手續及放寬入山管制。
3. 加強國際宣傳與聯繫。

而在這個由政府主導的觀光計畫中，烏來地區所或得的經費高居第二位，僅小於石門水庫。Top

從當時的經濟、政治背景來看，烏來的觀光事業已逐漸從一個日據時代所扮演的教化番人、再生產的位置走到一個本身就被視為是生產工具的局面。什麼樣經濟型態的轉變讓烏來的觀光事業進入政府部門的計畫中？

國民政府早期的政策包括三十七年的「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三十八年「國軍軍人部隊進出台灣省山地管制辦法」等都是以一種「保護」為藉口對原住民生活區域採取「界線」的分野。這樣的政策等於束手放任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特權的花樣進入原住民區。民國五十年之後的「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辦法」、「獎勵山地實行定更農業辦法」、「獎勵山地育苗急躁林實施辦法」、「促見山地行政建設計畫大綱」等，則是延續日本殖民政府看待原住民的眼光，這是一個教化、建設的方案。

從五十年代之後的政府態度對照當時也日漸規模的觀光計畫，我們得出一個把原住民現代化（包括經濟、文化）與觀光結合的事實，而這個事實是建立在台灣整體的經濟發展需要上。因為，與烏來同時間進入觀光計畫中的區域並非全是原住民區，換句話說是一個「整體」的需求下讓一切變成可能。我們回過頭來看待當初以美軍為主的旅遊觀念如何在台灣進行一波新的消費觀。事實上，台灣的經濟發展現代化計畫中，不會只有生產的部分需要現代化，包括教育、休閒等再生產範疇中的部門也會以現代化的形式出現。烏來地區的原住民文化與自然資源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逐步與台灣的現代化結合成一體，這樣的現象在經濟的發展脈絡下越演越烈，「觀光」本身的價值也逐日顯出它的特殊性。當台灣的經濟往前再深化的時候，不論是政府部門的資本或私人資本也都更進一步的逼近烏來，一個屬於深山之中的「化外之地」在都市化、工業化、現代化的浪潮席捲下，因為空間特色而以它的方式走進台灣的政經脈絡之中。Top

二、1960年代以後：公私部門的觀光計劃
1963年台灣第一次出現貿易順差，國外私人資本也開始進入國內，加上整個美國在亞洲地區的佈局，一個世界性的冷戰效應在台灣被突顯出來。台灣在經濟上被劃歸為美國的國內市場，加上美國的軍援，及其後發生的韓戰、越戰，藉美國武裝台灣的計畫，台灣與美國、日本等國的經濟依賴關係確定。這不但在經濟上造成依賴關係，在文化上台灣也開始一波西化的浪潮，這股西化的浪潮來得比之前還凶猛。

基於交通之條件，加工出口區及都會區成為本土資本及跨國資本的結合地。而以勞動力供應的條件而言，新生勞動力幾乎全被工業所吸收，工業化的結果逐漸形成觀光旅遊的動力。一則由於勞工在從事單調重複性工作之餘，對假日休閒旅遊需求更加迫切。勞工旅遊成了國民旅遊的擴大層面，旅遊也成為勞動力再生產的手段。

1960年代之後，日本邁入已開發國家，產生了一批觀光人口。基於過去的殖民地關係與台灣的旅遊價格低廉，出現了急遽增加的日本觀光客。台灣的外來觀光人口終於在1966年首次由日本人超越美國人。這除了是日本國內的經濟因素之外，台灣被納入新的國際分工體系，大批日本商人來台發展勞力密集產業，「業務觀光」成了新一波的旅遊形式，觀光產業也開始與色情產業掛勾。Top

從民國58年開始，政府也開始進行更密集的推動觀光行動。其中跟山地風景相關的部分為陸續開放山地管制區為開放遊覽區。並撤銷二十一個入山檢查哨，開放某些村鄰免辦入山手續。在國際局勢和國內產業結構的變遷影響下，台灣的旅遊市場逐漸走向商品化發展。一方面，成為每日的旅遊基地，提供廉價的服務，另一方面國內的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大量勞工需要抒解生活壓力。商品化的旅遊空間在政府的計畫下登場，山地保留區的開放恰為準備納入市場體系的山地經濟提供一個吸引的管道，觀光資源則普遍成為山地鄉公所及居民的發財夢想。

此時烏來的觀光訴求焦點在「瀑布」、「空中纜車」的號召下也出現了與日據時代、國府初期不一樣的意義。「對邁入以開發國家之列的日本客而言，帶有山地少數民族文化象徵的山地歌舞提供形式上差異文化的旅遊動機。對台灣脫離農業社會進入工業化潮流的國民旅遊者而言，機械文明產物的纜車凌空而行，戰勝瀑布、人定勝天的親身體厭，隱藏在對其單調生活補償的旅遊動機中」（徐世怡，1988）。

在這裡烏來的觀光產業以走進一個商品化的時代，但除了前面所提兩種因為「差異文化」與「工業文明」的動機外，引發日本商人「懷舊情節」的觀光商品應該還包括從日據時代一直延續的殖民主義。日本殖民者對烏來地區的「教化」是烏來觀光化的濫觴，直到1960年代止，烏來的觀光訴求仍依舊在這個脈絡下進行，雖然日益平地化的現實使它的神秘感消退，造就了國民旅遊的國內市場，但卻也強化了日本商人對「舊殖民地」的文化想像。纜車的意義除了對機械文明的禮頌外，以殖民者的角度來看，由高而下一覽無遺的「掌握」住「番地」也是對曾經被殖民者的權力的展現。Top

1960年代後，烏來開始有更密集的交通設施與風景區建設計畫，觀光計畫的密集進行不只與發展觀光的脈絡有關，更重要的一點是山地經濟本身的轉型亦是重要關鍵。由於政府有計畫將山地經濟採「控制性資本主義化」（蕭新煌，1983），公部門提供了更簡便的交通運輸，加強了山地農業及景觀資源的商品化速度。

除了在「發展台灣省觀光事業三年計畫」中烏來名列其中外，在1970年代觀光策略密集的階段的「台灣風景區開發計畫綱要」及「台灣地區觀光事業開發計畫」都將烏來規劃出長遠的發展方向。配合整體烏來的開發計畫包括台電、公路局等政府單位都有實質的建設支助。從這裡我們可以得知，在1960年代開始的烏來開發計畫中是以它本身的觀光經濟價值為考量的，隨著公部門資本的進入以及基礎建設的發達，不管它的動機來自地方的財政利益、森林伐木利潤或國民旅遊，私人資本的空間也在這一波的熱潮裡進入烏來。

烏來的觀光業是一個有計畫的開發動作，1960年代開始的官方介入雖然是以全台灣為目標，但是一個原本「山地」的神秘形象卻也在公部門的介入後逐漸抹去化外之地的面紗。國民旅遊的普及化、電力、交通的便捷讓烏來不再不可親近。「現代化」的發展在這裡發揮它除魅的效應，但並沒有讓烏來原住民區的經濟、文化發展走出自己的格局，這個企求即便在今天看來都如此遙不可及，更何況是在台灣經濟最活躍、一切向著發展之路義無反顧的台灣1970年代。Top

但是不論政府計畫或私人資本進入烏來地區都是以利潤為主要考慮，原住民的生計問題並沒有被計畫進來。例如烏來著名的纜車業就是由日僑的資金與平地木材商共同籌畫。勞動力的來源，正式部門係對外招考，多半是台北縣的居民。本地山地人僅能從事無保障的非正式部門。從這個著名的纜車產業中我們發現，在烏來的觀光開發計畫中，烏來當地泰雅族人幾乎全然被排除，觀光商品的結構說明這是一個依賴性格強烈的產業。

民國五十五年由烏來社總頭目羅斯烏得眾籌組「山胞觀光股份有限公司」，加入的股東全為烏來鄉的山胞。這個山地歌舞觀光事業可說是由傳統頭目政治系統衍生的企業團體。透過頭目家族與殖民時代日本的社會關係，吸引外來的日本觀光客。

台灣在六、七十年代的依賴發展經濟充分表現在烏來這個地區的觀光產業裡，對內的再生產結構、對外的資金引入、山地經濟系統被迫併入漢人結構裡，在在說明，烏來觀光業的性格。特殊的是，從日據時代的歌舞訓練作為異文化的象徵到國府其間的觀光業計畫，由山地少女所組成的歌舞公司在這種狀態下成了烏來的「本地」勢力直接參與生產的代表。將「他者」女性化的文化想像在這裡成了平地漢人、日本殖民者的慾望出口，山地女性的歌舞從族群的生產、祭典透過殖民力量的改造逐日的商品化，女性勞動力的展現方式也異於原本的山地經濟結構。Top

三、1970年代末期至今：新型態的觀光化
進入1970年代末期，原本來自國外的觀光客漸漸減少，而國內旅遊卻日漸繁榮。經過六十年代的強力開發，烏來地區的觀光已成勢不可擋的局面，只是這個觀光業的發展發像依舊在整個台灣的經濟脈絡下進行。大台北地區的都市化擴張日益加劇，烏來現代化的的腳步也不可能停下來。原本遙遠的山地鄉現在成了近在咫尺，都市邊緣的烏來鄉脫離舊有的觀光概念後被併入都市民眾的日常生活空間之中，成了遠離塵囂的集體休閒場所。

山地經濟透過公、私人資本的洗滌，舊的生活形態幾乎蕩然無存，平地漢人的經濟生活在教育、文化的長期歧視下將山地人摒除在外。這是山地資本主義化下的寫照，它所帶來的後果是山地勞動力的外流、普羅化。山地人在山地受到的經濟剝削在進入平地後並未改善，他們受限於教育、文化只能從事高危險、無職業保障的工作。人口外流帶來的不只是經濟的困境，對烏來鄉來說牽涉的還可能是一個族群的延續問題。在這個大背景下，新型態的觀光資源開始被考慮進來。包括新的旅遊點、路線、更符合時代需要的休閒溫泉、渡假村、花園餐廳等。Top

由於消費者的年齡層降低，加上開放國外觀光帶回來種種新的旅遊消費觀，烏來的旅遊業與山地文化的聯想隨著現代化的腳步、也隨著山地文化在資本主義侵略下的失落慢慢退出「市場」。但是，市場塑造形象的能量卻也日漸加大。例如八、九十年代再度興起的溫泉熱就以新的都市休閒為主。只是在這些看似新時代的新消費觀中卻呈現出一種舊有的、對陌生地的好奇。這一波的觀光風潮從空間的角度來看是一個要求深入山地的想像。來自都市的消費者希望尋求一處清靜地，遠離人煙，被列為「保護區」的地點越能引起人們一窺究竟的心情，文化的展現退位，「自然環境」裡無人的干擾的高品質旅遊代表著新的烏來的觀光價值。「土地」的位置重要性提高與隱密性提高，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對山地經濟的商品化採取較為親切的「自然利用」。但，從觀光商品的呈現來看，我們發現新的觀光訴求雖然表面上免除很多直接的剝削，但對烏來「處女地」的想像從日本殖民者至今仍未停止。這是位於中心位置者對淤邊緣地區「他者」的建構。

烏來的觀光業從日本殖民者眼中同時需要教化與供應警察休閒開始，山地女性組成歌舞團向殖民者致敬，到國府的現代化建設配合山地資源商品化，直到目前，縱使因為科技的進步讓空間縮短，但對於觀光消費者而言，被動員的力量背後有一個延續至今的空間想像。這個想像在過去是異文化、少數族群、少女歌舞組成的實體，現在，它表現為對未開發、處女地、休憩的需要。隱藏在其中將「他者」不斷女性化的想像卻一直沒變，不論它的殖民者是日本還是國府。Top

後殖民女性主義認為，對於有殖民經驗或是生存於殖民統治地區的女性來說，所面臨的問題往往無法單純地以「父權壓迫/父權思想」來思考，有就是說，為了以求解決之道，對於女性/婦女面臨的問題，我們必須要放在當地所遭遇的特定的殖民政治經濟脈絡來思考，唯有透過這樣的思考分析，才能發現問題，進而以求解決之道。後殖民女性主義者對於分析所呈現的樣貌，不僅僅如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般地思索或是追尋形式上、法律上的平等，而是更加地結合分析國家在全球權力結構被分配的弱勢地位，這往往會更加產生造成女性衝擊的問題。另外，關於後殖民女性主義重要的議題便是，許多〝西方/白人〞的女性主義論述在刻劃非洲與亞洲地區的女性時，常常〝不自覺〞地複製殖民論述，未深入地思考文化的差異，往往將以歐美西方論數為中心的價值準則強加於其他地區（通常是亞非地區），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在許多〝西方/白人〞的女性主義論述，對於亞非地區女性的想像通常是，「落後的」、「受父權壓迫的」…等等；而這樣的想像往往使得，分析有殖民經驗或是生存於殖民統治地區女性的角度與當地現實有極大的差異。

史碧娃克(從事印度殖民使研究的賤民研究組織成員)在描述「受到雙重壓迫的土著女性」時就質疑了這種殖民者本位地建構被殖民者形象的現象。她所批判的焦點在於殖民主體所遭受的帝國主義與父權意識型態的雙重殖民。對她而言，本土性就在異己性(otherness)和無聲性(voicelessness)的行程過程中被串謀。例如，在大英帝國主義之下的土著，特別是土著女性，被迫成為「啞者」。而在台灣的原住民，在異族文化權力的宰制下，有著同樣的處境。Top

關於「國家」這個議題也是後殖民女性主義者所論述的重點；基本上，許多「後殖民」國家與跨國資本勾結，為求資本積累搬弄性別政治，壓榨女性。烏來的原住民女性在觀光發展的過程中，被當時的與現在國家機器善加利用成為吸引美軍、日本觀光客、國民觀光客的工具：根據台北縣誌地理志（1960：40）所載：「……山女叢集，嬌歌曼舞，聲瀰峽谷，每當假日，途圍之塞。……」，更是可知當時的盛況。

被殖民女性的身體往往和殖民經濟有密切的關係，譬如說在奴隸制的社會中，黑人女性有著更為重要的經濟價值，透過她的身體用來〝繁殖〞，增加殖民者的財產。在烏來的觀光化過程中，為了滿足消費者的好奇，歌舞活動叢生計時期的全族共舞，轉變成為在殖民時代做為吸引更多觀光客獻藝舞蹈，原住民少女成為舞蹈中主要的/也是主體的舞蹈者（訪問c，2003，『……沒有，都是我自己研究……跳舞的通常是少女』；徐世怡，1989）。

由文獻資料以及田野筆記中，研究者發現，烏來原住民女性在資本邏輯觀光過程中所處的位置具有極大的可轉換性；也就是說，烏來的泰雅女性因為觀光資本的介入，使得她們在這樣過程佔有極重要位置。這位置並不是說是一個可主動地決定任何事物的位置，這是一個隨著殖民者的需求所轉變的位置。Top

年輕時日夜賺錢，帶小姐表演歌舞，還到日本表演……（引自陳茂泰，2001）。……那時候，看到報紙說要找山胞女孩子跳舞，當舞女，你知道嗎？就是很多人到烏來，就有歌舞團，那時候我們一群朋友就一起來跳……（田野筆記d，2002）。跳舞會有男的嗎？會呀，但是到日本表演的就都是女的，在台灣會有幾個男生，不多（引自陳茂泰，2001）。我們歌舞團會有幾個男生，因為有些舞蹈，像是迎親的啦，就需要男生，但是還是以女生為主，日本人也比較喜歡看女生跳舞。（田野筆記a，2002）自從1938年日本人在草山賓館的講習會，烏來的女青年團表演的舞蹈項目後，山地舞蹈成為了日人對烏來山胞的重要觀摩節目（徐世怡，1989）。因此，山地歌舞的表演為了滿足觀光化的需求，必須加上觀光客（以當時而言多半是日本觀光客）所熟悉的元素。泰雅的舞蹈乃是表現敬鬼神與社會團結意識上，甚至是親人的喪禮，而歌唱也都是單音的「哼－哼－哈」，為了迎合日本人講究的是輕歌曼舞，一切不論是舞蹈動作或是歌曲吟唱方式都必須有所轉變，且原本傳統的不分男女老幼可以一起共舞的情況也被改變，為滿足觀看者的需求，必須改變成幾乎都是可供〝想像〞的少女；就如同後殖民女性主義所分析的，殖民者對於被殖民社會中的人、事、物陷入了刻板印象的想像，認為山胞就是充滿熱情、能歌善舞、而少女除了可以滿足視覺上的享受之外，更可以提供想像的空間。

我們泰雅的婚姻都是父母做主的，yaba（爸爸）要我們嫁誰，我們不能說不要，男生給女生家的錢，其實算是把女生買回家的錢，……所以之前我們要是被先生打或是罵，都不敢說要離婚，因為要賠更多錢，我們哪有錢呀？……因為烏來開始有觀光，……女生賺錢比男生多，所以，很多的女生嫁不好，就離婚啊。……對阿，你可以發現，現在很多嫁給外省人或是平地人，很多都是第一次結婚結不好的（田野筆記e，2003）。……那時候很多先生都讓太太去跳舞賺錢，有的還有陪酒，……我是沒有，我先生不准，因為大家都說，這樣太太會變壞，會和先生離婚，……我賣紀念品，……有很多是穿我們的傳統衣服和觀光客拍照賺錢，…（田野筆記a，2002）。我們原住民的男人，都沒有用，不會賺錢，又愛打老婆，當然女人要是有錢，就趕快離婚…（訪問c，2003）。在這其中我們隱約地可以發現泰雅婦女在其中的〝能動性〞，她會雖然面對著觀光的殖民化，但卻善於利用這樣較同族男性的〝優勢〞，轉化成協助自身脫離某種困境的利器。但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免分析其中所隱含的後殖民現象，女性認為自身族群的男性不會賺錢之外，也瞧不起這樣的人，但這種必須利用賺取貨幣方可生存的認知，根本就是現代化下積累想法的產物。如此一來，漸漸地原住民對於自身傳統的感受與看法便成為不再是傳承文化，所謂的文化，成為了商品的用途。Top

為了推廣烏來觀光產業，在今年（2003）烏來的櫻花祭的一高潮活動「泰雅勇士櫻花小姐」的選拔，主辦單位表示，獲得第一名的勇士與公主將擔任烏來的國內外觀光親善大使，並接受英、日語的訓練與國際禮儀訓練，預計於今年5、6月前往日、韓進行觀光外交推廣烏來資源。第一名櫻花公主林佳明表示，她會盡全力發展故鄉的觀光，讓都市人到烏來有知性和感性的旅遊（2003聯合報，第21版）。根據選拔活動前後幾天的報紙（2003-2-27~~~2003-3-6），透過文本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對於泰雅勇士的描述不多，若提及泰雅勇士，所報導的篇幅不多，提的也是關於勇士在傳統技藝上的優良表現；多半的篇幅幾乎報導著櫻花小姐的新聞，除了就讀於台大的背景、甜美自信的笑容、一再強調希望自己可以宣揚家鄉的觀光資源與文化…，甚至在活動現場所談的，因為烏來的許多美麗，所以才能擁有這樣的甜美與笑容。
這樣的談法中，我們不難發現，烏來觀光再一次地與女體進行了結合。活動單位包裝了對於原住民女性的遐想，以一種「溫柔且熱情的特質形象」包裝著櫻花公主，使她成為競爭觀光競爭市場上的籌碼。

另外，新馬克思主義認為，觀光不可以單純地以休閒來看待，必須正視休閒背後所賦予的意義，那是一個「再生產」的過程；而充滿女性溫柔對待與舒適的觀光休閒形象，必定會吸引觀光客的青睞。而這樣的一個過程，女性的身影不再僅是一個宣傳大使的身分，這樣是意味著女性的身體被賦予想像的空間，另一種商品化的樣貌。

烏來的溫泉旅社中的服務生，我們不難發現是以女性居多，根據田野筆記，我以前有陪日本人拍照片賺錢，錢很多，老了，現在烏來也沒有像以前一樣了，我只好在這整理房間，賺點錢。（問：錢多嗎？）……怎麼會多呢？老了，人家要你，就是因為錢不多…（田野筆記e，2003）。我們很多認識的姊妹，現在都在烏來你們知道的有名的飯店工作，錢很少啦，但是沒辦法，一定要賺，先生又不會賺錢……（田野筆記d，2002）。在全球資本化的脈絡之下，「國家」角色受到了影響，國家操控著傳統的性別意識，對於女性角色的操控更是再一次地利用她們扮演著國家所需要的經濟生產角色。烏來的觀光溫泉資本家要的是便宜的勞動力，而這些位置恰恰都有符合的女性來填補。Top

殖民主在殖民的過程中透過文化的建構扭曲被殖民者的形象，並在這樣的權力關係下產生出各種精緻的文化產品，殖民主與被殖民者乃經由這層「再現」的手續認識自己與對方。薩伊德的《東方主義》提供了一個西方如何認識東方的系譜學。關於他的理論，在這篇研究中的確提供了我們一個非常好的入門的路徑，但也正如某些失去物質基礎理解的後殖民主義般，我們發現，在「觀光化」這個脈絡下，殖民者所建構出來烏來地區的「形象」不是只停留在表揚自我的種族神話而已。被殖民者有否透過同樣的文本來進行認同或尋找抵抗的可能，不是在本文的研究範圍，所以我們沒有繼續探究。但我們發現，如果從日本的殖民政策開始溯源，現代化意義下的「教化」或許才是殖民主對待烏來地區的真實態度。換句話說，真正把「烏來觀光化」作為商品生產的起始，日本殖民政府並非是始作俑者。

我們這樣的結論絲毫沒有為殖民主義的罪惡脫罪的動機，相反的，這是立基於對「觀光」這項功能性明顯的再生產需要十分貼切的瞭解。舉出說明來證實日本帝國對烏來地區的教化其實也有它政治經濟學上的意義。因為，一個起因於「誤解」的殖民知識，如何被轉化成有用的生產？這一直是我們感興趣的。殖民知識常陷於一種文化性的爭辯，一說到殖民「立刻搬出再現、想像、扭曲、模糊、混雜、模仿等概念，彷彿再現與現實之間永遠有一條鴻溝，彷彿殖民權力永遠是一個不喜歡 永遠是一個不喜歡事實、不喜歡真理的權力，彷彿殖民國家什麼都不會只會一味的醜化被殖民者。」（姚人多，2001）。Top

我們當然沒有否認日本殖民主對於山地鄉的認識是一個「錯誤」，甚至於我們認為這個錯誤就是建立在殖民主對被殖民者必然的輕蔑上，只是在統治的事實裡，這個錯誤的知識所建立起來的形象逐漸成為消費的標的（它還未必是順應觀光需要所建立起來的商品）。

一個地區被觀光化這是需要手段的。手段包括一整套「認識」當地的知識，也需要「計畫」。這就是我們所謂爭辯的原因。殖民主對被殖民者的文化建構還沒有到足夠成為商品的地步，至少在觀光這一項目中，政府的計畫、公、私資本的投入都是赤裸裸的實在。在烏來，從日本的教化開始逐步走向觀光化，從來就是一個由殖民者出發，細緻的統治者的理性統治（governmentality）。日本對台灣山地的考察、統計、人口掌握、教化等都是非常「務實」的統治術，之間或許容有文化建構的空間，但日本對烏來的掌握是確實的，它只是把文化建構起來的東西做成了非常初階的消費品（包括日本警察利用溫泉做休憩）。真正有計畫有能力的把「原住民形象」與「觀光計畫」結合要等到國府期間，那時，台灣本地的資本主義發展開始需要觀光區，而延續日據時代的山地鄉就適時的突顯出作為「他者」的商品效應。

在對資本如何進入烏來地區的說明章節中，我們強調整個烏來被女性化、商品化的過程，那就是計畫，只是這個計畫需要一個被計畫者。觀光是一項精心設計好的供應與需求的過程，當大量勞動力需要休憩以完成再生產的循環時，台灣島上各式足堪在這個計畫被納入者就紛紛躍入。公、私資本的投入經過「正確的」效益評估，經過國家力量的介入，包括大大小小的與地方相關的基礎建設或政府部門的專職負責單位成立等，這些投資並不表示它必然成功。我們只是想指出，當原住民區的整體被計畫進觀光的生產活動中時，「知識」已經不只是扭區的再現而已，它包含現代統治技術的事實。這其中，我們再一次發現女性的身影。不同於殖民者建構出來的文化形象，女性勞動者的形影如此鮮明可辨，正因為在具體的統治計畫下，被資本操弄的也是活生生的人的生命過程。Top

烏來原住民女性命運的具體變化是這個觀光計畫中的整體表現，她們從日本人眼中跳著山地舞的少女在國府時代轉變成陪酒的女郎，這是觀光計畫、資本運作的結果。時移事往，觀光的型態再度出現改變，但對女性與觀光區的聯想依舊沒變，現在需要的是更具「全球化」特色的女性，外語、高學歷，這些都是用來行銷烏來。

舊的殖民主來了又走，新的政權來了又下台，烏來的觀光業一直維持在沸沸洋洋的局面。在將近一百年的歷史中，烏來的腳步越來越現代，離「世界」也越來越近，在這一百年現代化隨著觀光化進行的路途中，我們發現一個屬於烏來的女性身影始終揮之不去。她有殖民者刻意建構的部分，也有具體生命的部分，她們幾乎是一種重疊的存在。在回顧、探究這段歷史的過程裡，我們得知殖民者的權力運用，但它不只是權力，它還牽涉整個國家的生產方式，在這套邏輯下，女性的身影所呈現的也幾乎是一個種族的身影。Top

蕭新煌著
1984，〈台灣山地經濟政策與經濟發展問題〉，《臺灣銀行季刊》35:126-161
《台北縣烏來鄉泰雅文化村規劃》

姚人多
2001，〈認識台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台之殖民治理性〉，《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2：119-182

邱貴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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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is Nandy
1983，“Prefance.”in The Intimate Enemy-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 pp.ix-xx, Dehl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引自：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文化/社會研究譯叢編委會編《解殖與民族主義》，(1988)，Pp.89-100，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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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來田野筆記E，2003）
（烏來訪問C，2003）

2003-2-27~~~2003-3-6聯合報新聞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