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六、四──閱讀心得〉  阮芸妍

在〈我的憂慮、困惑和掙扎〉一文中，錢老師先指出了知識份子的失語狀態，由於對周圍世界無法「解釋」（失語），所以沒辦法做出明確的判斷（沉默），這種無法說明與思考的狀況，與學術上的狀況也有關係。他認為學術面臨兩大危機：體制化和商業化。有趣的是，他贊成同時提倡批判性的學術研究與「為學術而學術」的學院派研究，認為後者或許也有利於維護學術的獨立性；不過，他同樣也批判這可能淪為智力遊戲和對材料的技術性操作等等，這樣的陷阱會使之喪失學術生命力，或成為限制與壓抑的某種霸權。

在這樣的思考下，錢老師提出他的學術研究觀：「與當代生活保持一種息息相關的聯繫」就很重要。這意味著：第一，充分重視中國本土文化及經驗；第二，從當代產生問題意識，但研究與思考時又要有距離、超越性，讓現實關懷與超越關懷結合起來；第三，歷史地去理解研究對象所處的歷史情境，以便理解對象的選擇，同時又必須處理此種選擇造成的後果。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包括之後錢老師說他想以「中國社會主義文化」作為研究的概括，處理個人與民族的苦難，並將之轉化為精神資源。在這樣的研究中，對於「後果」恐怕是更需要認真清理的。

為了尋找本土經驗作為當下的思想資源，錢老師認為對20世紀中國與世界的整體考察，可以透過對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來討論，社會主義文化當然是特殊的中國本土經驗。他指出的三種模式：十七年模式、文革模式、改革開放二十年模式，是構成「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文化」的基礎，從中開放出的研究空間非常大，錢老師認為這樣的研究或許就可以回答倪偉提出：讓研究與當下社會實踐緊密結合並對社會與世界的變化做出解釋的問題；與王曉明所關心的：處理文學中所凝聚、體現的本土經驗，並以此提供當代世界更豐富的思想資源等問題。

最後錢老師點到，以「文化研究」作為分析方法，可以打開一些思考。錢老師沒有更仔細的闡釋，不過這禮拜剛好讀了王曉明老師的〈九十年代中國的「新意識形態」〉，當中指出想要理解這種「新意識形態」，以文化研究做為方式是具有可能性的。王老師直指：「當代中國的文化研究並不拘泥於現有的學科規範，甚至也不在意是否要創立一個學科，它只是想緊緊抓住『全球化』形勢中的中國『問題』，要對當代的社會現實做出及時有力的回應。因此，它更願意實踐一種開放的學術理念，一種根植於知識分子對當代生活的敏感和責任心的批判意識，一種懷疑、反省、總是要追根問底的思想品質，一種善於由正面直抵背後、從看起來無關的事物間發現聯繫的洞察能力，一種眼界開闊、不拘『家法』、富於活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的分析姿態。……文化研究總是特別關注當代文話中精神和物質因素的互動關係，你對這種複雜關係的揭示越充分，就越能有力地打破那種將精神和物質生活截然二分的普遍的錯覺。」如果是這樣解釋「文化研究」的話，那麼我也會非常同意若以這樣的方式去思考、處理錢老師所提出來的命題，會因為貼近「本土經驗」而產生出完全一套屬於中國獨特經驗的、西方理論無法生產出的思考方式，這是我覺得最可貴的地方。我同時也會想，如果我也想從本土經驗出發，從當代產生問題意識又能歷史地去理解研究對象，那我如何以「文化研究」作為分析方法呢？我感覺問題不能這樣問，台灣與大陸或上海的經驗不能這樣比附而且以同樣的方式提問，這只是我的一種感覺，也說不出來應該怎麼樣。

王曉明老師的這篇文章，寫在二○○○年，大概是上大剛開始推文化研究的時候，但我認為文中其實已明確地預示了之後這近十年他們關心的主軸是什麼。之前接觸的經驗，總感覺我們所上與上大的文化研究中心走向有很大的區別，而且對於為什麼他們會與魯迅有隱蔽但緊密的關係感到疑惑，即便是讀了魯迅還是不能理解。這次讀，我忽然意識到一點，我之所以不能理解不是因為不懂魯迅，而是因為不懂他們問題意識產生的「當代」與「本土經驗」。而為什麼是魯迅呢？我想一個原因當然是毛澤東的文藝政策推動等歷史條件使然；第二個是之前錢老師也曾提過的，八、九十年代與魯迅所處的局勢非常接近，甚至把魯迅當時的批評直接拿來批評當代也很合理等等；第三，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對於「人」或者「個人」的討論。

在錢老師這篇文章發表的研討會上，便以「全球化」與文學研究結合起來討論，王老師的書中針對的也是全球化與現代化之下，整個社會的「個人主義化」（負面意義的，包括功利為上、冷漠地對待他人與社會等等）的狀況而發。所以對魯迅及其時代對「個人主義」的討論以及魯迅對「希望與絕望」、「黃金世界的質疑」這類懷疑主義的思考，變成與當代緊密連結而被討論的主題。在326頁錢老師說他寫在「對新世紀期待」的文中提出的兩點希望：懂得人的生命的寶貴不再殺人、回到常識不要再做夢。我覺得正是魯迅命題的當代發問，或者還可以加上一個在這篇中並未言明但潛藏在當中的命題：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在魯迅那裡，中國人會不會被擠出世界人之列、中國人能不能在世界上立足，是急迫的生存問題，當時魯迅看到的「無聲的中國」是人心無法相感通、一盤散沙的死掉的中國；在當代，由於「崛起」、「起飛」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中國人大概不會被擠出世界人之外吧，但是，人心無法相感通的社會卻在現代化與全球化的時刻重新出現，或許這是像錢老師、王老師等有責任感的人文學者敏銳地察覺並焦急地想解決的問題吧，魯迅在〈無聲的中國〉最末這樣說：「我們此後實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抱著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我不知道當代的人文學者會以什麼代換「古文」，我一時還回答不了。

1. 收錄於王曉明：《半張臉：中國的新意識形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3）。
2. 王曉明：〈九十年代中國的「新意識形態」〉，《半張臉：中國的新意識形態》，頁27-29。
3. 魯迅：《三閒集‧無聲的中國》（1927），《魯迅全集》第4卷，頁15。

  〈我的憂慮、困惑和掙扎〉等文  陳幼唐 

從學期開始到現在所閱讀的東西多多少少都和魯迅脫不了關係，就算沒有明白寫出是魯迅，但也可感覺到錢理群有很多東西都是先拿來和魯迅參照的，也常常因此在驚訝中發現魯迅的「超前」，他的魯迅研究就是如此以他自己的生命經驗撞擊出來的。然而，我在閱讀時卻往往會忘記這也都是錢理群自己的「我之魯迅觀」，而不是全部的魯迅，但其實比起了解魯迅，我更想知道錢理群自己拿出去撞擊的生命經驗是什麼，然而也是因為不了解魯迅，理解錢理群的生命經驗對我來說更是困難的。

中國在二十世紀初的整個現代化過程，無疑是有世界史的意義的，而帝國主義侵略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而所謂東／西的交流當然也就不會是平等的，就如同錢理群在〈魯迅對現代化諸問題的歷史回應〉中說的，具有明顯的文化侵略性質：

這就使得中國知識分子在西方文化的輸入、衝擊的「後果」產生種種憂慮：擔心傳統文化的失落，自身文化獨立性的喪失，等等。由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悠久與深厚，使得中國知識份子的這種憂慮與擔心似乎比其他東方國家更為強烈：在他們的潛意識裡，或許始終沒有擺脫傳統的「中華中心主義」的誘惑。

在面對西方文化侵略性的輸入中國時，提出所謂「中國／東方傳統文化」的說法讓我有種複雜的感覺。到底什麼是傳統？又是誰的傳統？若說傳統是中國人一直以來的生活／思想邏輯的話，魯迅早已對這個「傳統」提出他的批評了，即這個「傳統」是否有利於現代中國人的生存？以及是否有對所謂中國傳統文化的弊端進行否定？尤其是其封建文化、專制主義文化的核心，更是魯迅所強調的。但在面對強大西方時，不禁讓我有種這個「東方傳統文化」是更加被焦慮的中國知識份子們強調的感覺，透過強調這種不知道究竟存不存在的「傳統」，建構出一個不知道歷史上究竟有沒有過的「我們」圖像，好像這樣速成的「我們」可以提供些什麼存在的正當性似的。或許這個經由外力而更加鞏固的「我們」圖像，也會使得對中國文化中的封建核心的反思與清理更加困難。常常有個說法是西方近代的帝國主義侵略摧毀了中國的封建制度，而使中國陷入所謂的半殖民狀態中，但顯然封建不是只存在於制度上而已。同時，我也認為要清解封建文化的影響，也絕對不必然得靠帝國主義才行。

在〈魯迅與20世紀中國〉這篇文章中，也有提到近代要「弘揚民族文化傳統」的這一說法，其中錢理群提出了兩個主要分歧：

一是要「弘揚」的「民族文化傳統」，究竟僅是(或主要是)「儒家」這一家，還是包括儒、道、墨、法……等多元、多家文化？其次，「民族文化傳統」是僅僅限於古代文化傳統，還是應該同時包括「現代民族文化傳統」？

先秦諸子學說和中國作為封建國家的關係在這篇文章裡已經寫的很清楚了，他們都是以「君王」為主體的，是要鞏固封建秩序的，就連向來主張出世的道家，都被學者批評為「對權勢的恐懼逼出了他們的犬儒主義態度」，甚至我感覺道家的強調出世、遠離政治反過來更彰顯了國家這個知識分子難以忽略的存在。但是，究竟為什麼在中國會產生先秦諸子這些以國家為本位的思想呢？也許以中國廣大的疆域來看，要維持住這個國家必然得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吧，而先秦諸子的學說也許正是相應當時中國最真實的情況而生的。另外，錢理群提到的另一面向則是「現代民族文化傳統」，我想這裡的「現代」是相對於「古代」的，然而對於這個辭彙的了解卻仍是模糊的，到底什麼才是「現代的傳統」呢？而這樣的現代文化，又有沒有可能自積累了四千年的中國文化中提煉出一部分出來呢？這在文章中是沒有說得很清楚的。

最後我想討論在〈20世紀30年代有關古代文化的幾次思想交鋒〉這篇文章中關於「晚清維新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傳統的背離」的問題，文章內提到有些新青年受的是新式教育，身上沒有染上八股的毒，但卻又開始復古，一頭栽到「傳統」裡去了。新一代起來了，而真實情況卻沒有改變，我想這對於魯迅是格外痛苦的，也再一次確認了僅僅只是制度上的改變是不夠的。然而，我也認為新青年想要回到傳統並不是因為他們想要變成所謂的「傳統知識分子」，也許正是因為新傳統尚未建立的焦慮，才吸引他們自己回到現成的古書堆裡去尋找他們的「傳統」吧。不曉得這些新青年們所處在的時代脈絡以及客觀情況是什麼，但我想他們多少是有些「失根」的焦慮之感的。這樣看來，「現代民族文化傳統」的重要性可能正是在此，不然永遠有一股慾望會吸引一代又一代焦慮的知識青年，回過頭去挖掘仍未死透的舊傳統。

1. 錢理群，〈魯迅對現代化諸問題的歷史回應〉，頁84。
2. 錢理群，〈魯迅與20世紀中國〉，頁115。
3. 錢理群，〈魯迅與20世紀中國〉，頁117。

 

〈讀上等華人有感〉  陳炯志 

這原是寫在最後的一段話，但寫完這篇文章之後發現，我是在參照著這個困境語體認中進行這個書寫的，因此我把這個心境拉到前台來。突然發現自己處於對倫理的失語狀態。對於西方理論中的倫理，不懂，對於自身傳統，即使有這個傳統留存在我身上，也是不熟悉的，一種雙重失語的狀態，既來自欠缺，也來自限制所造成的失語。乍看之下是因著欠缺這些語言，這些詞彙，但細究，為何缺乏這些詞彙便落入失語？我被困在一種思想範圍，因而構成了失語，一種「請盡情的發言，但記得用我們的語言！」所構築的空間。當光興老師說大學生還較保有赤子之心，年級越高越被侷限，以及大學時的自己，對很多事情儘管談得不深入，但卻好像什麼都可以談。

不知怎地，我忽而覺得十年以後，他們便都要變為高等華人，而自己卻現在就有下等人之感。…

這種轉變可以說是作為進入資本主義時代，進入工業社會進步後所帶來的景況嗎？那麼作為社會進步中的歷史中間物，如何看待這個進步？倘若這個進步下，結構的改變與人的新能力的賦予是一起伴隨而來的，這個新時代的第一人，如何去看待新時代下這個「仍是人吃人」的世界？魯迅當然是抱持著將這一切揭露出來的看法，持續對於人的生存狀態的關注。

當我讀到這樣的文字時，因著自己更習慣於這一切，而產生了愧疚？歉意？一種找不到恰當詞彙表達的心情。但同時也想著，是資本主義社會將中國帶進一種更不平等的狀態嗎？魯迅的感受好像是以往只有某些少數在上位的人是高等華人，而大多數的芸芸眾生都是下等的，所以不抬頭看，大家都是平等的。但現在資本主義來了，外國人來了，依附於這些外國人的西崽、藥房裡的店伙，有些人有機會上升為上等華人，而大多數的人，就像胡同裡的老房子，隨著街道的升高而逐漸下降以及預告著其未來命運。讀著讀著也一起被帶到那個歷史轉變的場景，好像一切都剛在發生，自己是正處於這個鉅變中的歷史中間物。時空的置換，對照出自己對這一切的習慣，而產生出不知如何恰當表達的心情。但另一方面，一種出於自我辯駁或是合理懷疑的想法逐漸浮現，倘若社會正是這樣不斷變動，我們能以什麼作為倫理上的參照，

「“真知識階級的立場”：永遠站在平民這一邊，反對來自一切方面的一切形式的壓迫與奴役， “對社會永遠不會滿意”，因而是永遠的批判者。」姑且先不論平民的問題，這裡的反對一切壓迫與奴役是一種倫理上的信念，而永遠的批判者則是在實踐上的不斷革命。

由此引出了兩個進一步的問題，首先，反對一切壓迫標示著一種倫理上訴求平等的立場，因為只要不是平等便一定有壓迫。雖然魯迅也對 “社會平等”提出進一步質疑，但真正問題卻在於付諸實踐。  因此問題並不在於關於平等的理念，而是出在對於實踐的懷疑。這裡同時存在兩種倫理觀或倫理狀態，一種是作為不斷戰鬥的理念基礎，在這裡有一種永恆、普遍的倫理觀點。另一種是基於懷疑在實踐上不能完滿，因此不依靠，也不佔據或宣稱某種倫理觀點。就結果而言，後者與當代對於倫理的討論方式極為接近，我不知道當代的這種對於倫理的態度是如何出現的？也不知道是否可依循上述由實踐而來的說法反向推論，也就是，是否可以說當代對於倫理所採取的懸置態度是否來自對實踐的不信任感？

但是從一種同情式的理解，我想到了錢老師的此岸 / 彼岸的說法。理念存在於彼岸世界，是作為批判思想的援引，而在此岸，則因實踐的必然不完滿，因此不宣稱有任何倫理觀點是永恆的。我們先把問題擺在這個暫時的解釋中，先進入下一個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認識論上的：我們如何認識這個壓迫？如果不是透過魯迅的眼，阿Q也可能不是被壓迫者，或者所有的人都是被壓迫者。這是一個我極容易掉入的相對主義漩渦。但關鍵是在這個時代，我們不再如此強烈的去「置疑」，或者我們還能夠以這種置疑方式生存下去嗎？體現在魯迅身上，錢理群說正是這種看似落後的“思想的超前”使魯迅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到底這是一種堅持？還是一種倫理觀念的時代錯置？這把我們又重新拉回到前面好像已經解決的問題上。如何擺置呢？我覺得這個問題的來源是：在實踐上，我們必然遭逢「彼岸世界此岸化」的程度問題。

魯迅對於個體精神自由的強調，在激起我一絲認同的勇氣之後，讓我旋即又掉入一種傅科式的困境，「我思，因我在」，正是因為我所在的時代，才影響了，甚至形成、決定了我的思考。以錢老師的話來說便是「人的精神獨立與自由只能具有相對的意義，它的相對實現，又會帶來新的矛盾與困惑。」而這又將我引到極端的兩面性：積極作為，或者不作為。我還是像隻滾輪中的老鼠只能不斷奔跑，可能是熱情的向前奔跑，也可能只是耗費著我無用的熱情。如果一切都來自於置疑，置疑方式的改變便容易將問題置換掉，使原本的問題變得極不相干，這又回到了到底魯迅是落後與超前的問題。面對不斷改變的情境，不斷湧現的新的矛盾與困惑，我們好像也一直在置疑不同的問題。

1. 原文是「所謂平社會者，大都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此進步水平之下。況人群之內，明哲非多倫俗橫性，浩不可御，風潮剝蝕，全體以淪于凡庸。」但不是非常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