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二十世紀中國〉〈魯迅和北京、上海的故事〉〈20世紀30年代：有關古代文化的幾次思想交鋒〉  曾芷筠

似乎不論何時何地，錢理群都站在不同的時間點叩問同樣的問題：究竟要如何看待魯迅文學遺產？以及，魯迅給當代的我們怎樣的啟發？正因如此，魯迅作為一個思想資源，才能夠不斷翻出新意。在〈二十世紀中國〉這篇文章中，錢理群是站在面對六四事件做出回應的。在六四事件發生的八零年代末期，保守思維復闢的語境下，魯迅是粗劣地被劃為反動、有毒的，換言之就是延續五四自由民主啟蒙運動的濫觴，除了高喊不能忽視魯迅、為他平反的訴求之外，錢理群引領我們看見現存於中國的奴役狀態：不論是對物質科技的過份崇拜將導致內在精神的匱乏，或是對民主大眾的崇拜其實是長久被遮蔽的奴性的爆發，終將導致歷史的重複循環，更有力的指出逐漸蔓延的個人主義氛圍，也是將自我感覺過於放大的另一種形式的奴役。這樣的分析看似關閉了所有的存在狀態，但其實還是那句老話，即做一個永恆的反叛者，用我自己的話來理解，就是把單數的我，擴大到複數的我，懷抱同情和理解，在各種說法當中移動思考，以打破現實政治的意識型態疆界。在本期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中也刊出了錢理群於2005年針對同樣的問題再一次答覆：在二十一世紀初，又有了新的問題，例如中東科索沃戰爭、以及國內當代的年輕人普遍沉浸於拜物與虛無的氛圍中，並提出了正視現實、辯證地揚棄現實也不超脫現實此一態度，來達到所謂的信仰。我理解到，信仰並不是佛家目空一切、以六道輪迴來概括現實，也不是莊子顛倒是非的超脫論調，這兩種學說對於魯迅而言都自外於現實而不能正視自己的矛盾。可以說，矛盾與混亂就是人類生存最真實的狀態，不逃避地接受它並且思考它，是為最正直勇敢的態度（雖然無可避免地會有一些階級和文化資本條件的烙印，不過錢理群這些話原本就是對著知識份子說的）。

講北京和上海的文章則以清楚的視角展開討論：北京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典型代表，上海是最早接受西化也最具現代性，其中又扮隨著一個由學院轉往市場的文化重心移轉，也包含魯迅本身從政治教育野心過渡到單純的文人。我從未細想過將近年熱門的城市研究和魯迅連在一起，但經由這個切入點，魯迅小說中的許多描寫在我腦海連成一片，直指向無以安身立命、階級界線森嚴，沒有出口的一片白茫茫的羅網，錢也指出：魯迅是從五四的新眼光看待老舊城市，才使得有那麼多的價值必須被重估。有趣的是，不同的城市是以不同文體書寫的：回憶式的散文書寫故鄉紹興、小說故事的背景設定於北京、雜文的批判針對上海的流氓奴才、人言可畏。從租借區歷史、上海摩登商品海報、文學電影，例如張愛玲和新感覺派的小說、阮玲玉的新女性形象，我們對上海的印象一直都是「油滑」的；但是若不從魯迅的觀點去看，便不能明白那深刻的病態精神結構，「初學的時髦」表面底下、左翼進步的理想之下，充滿推擠著爬行的中國人。令我想起阮玲玉在《新女性》中所扮演的作家韋明是如何在無錢送女兒去醫院致使她夭折後，被有權勢男性和小報記者的惡語中傷，因而服安眠藥自盡（她本人也死於可畏人言）。看似是進步獨立女性的她成為被同情和憐惜的小資產階級弱者，而真正的「新女性」，是她的鄰居、略有些男性化的進步女工李阿英。當初看電影時不太能明白為什麼這些男人對她這麼無情，也許就是中國人慣於相互奴役的性格，致使一個生氣蓬勃的城市容納這樣的悲劇。

〈有關古代文化的幾次思想交鋒〉一文讀起來非常痛快，語言也比較學術。值得一提的是，錢理群提到過去白話文運動的旗手（劉半農）後來如何嘲笑白話文語彙貧乏的青年，甚至提倡起古典文學、要他們到文言詩詞裡去尋找資源，對於魯迅來說無異是一種鬼魂重返，因此大加撻伐。這裡魯迅的態度立場是明確的，他首先反對推薦這個次要的選擇給青年，也反對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一個鮮明的旗幟立足於世界；這讓我回頭思考杜正勝的教育政策，以及所引發的一連串保守文人焦慮，例如詩人余光中也以和劉半農同樣的態度，呼籲青年學子多像古典文學學習，政權的作用力在其中佔主導地位。杜正勝確實削足適履，然我對余光中的焦慮也不以為意，我比較在意的是語言文字是認識論的基礎，而讀者能夠透過語言文字達到怎樣的高度？確實，在三零年代的中國，語言是貧乏的，文學也是貧乏，不論是回到古典詩文或是學習外國語言，都能夠提供語言翻新活化的來源和功能，並在足夠的時間積累之後創造出新的表達方式。魯迅討厭施蟄存提倡的方向，我認為他討厭的並不是古典文學本身（畢竟他自己也深受浸淫），而是這種品味所代表的階級傲慢，以及存在於上海的那種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虛偽。我覺得魯迅反對這個似乎有點過於情緒，對我來說不太合理，特此自我辯證一番。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莊子市儈化的典型，即上海同時依附外國人和中國人的流氓，可斥為顛倒是非。我觀察到另外一種莊子市儈化的典型，則像是阿Ｑ，處於現實中卻不能面對自己的劣勢，只好假裝清高、超脫是非道德，把注意力集中在不存在的高度。

 〈魯迅和北京、上海的故事〉讀後感    蘇淑冠

二○○九年六月四日課堂上的此時當下，正值六四天安門事件二十週年。各種媒體的報導再現北京的地景和氣氛又再度的物換星移二十年前的六四，風聲鶴唳，北京為中心的「北京模式」的擴散威脅、中國大陸網路資訊封鎖和箝制、中國主要大城市街道佈滿武裝軍人的監視巡邏、民運人士吾爾開希前往澳門遭拒入境和轉機並且遭到遣返的對待，但同時，越來越多被掩蓋、被遺忘、被消抹的「真相」也在這二十年裡，化為一股股擋不住的聲音……一向以反共大業為目標的自由民主「中華民國」官方，在今天，對於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暴力卻出奇的安靜、低調，偶爾零星無關痛癢的報導、呼籲，這還真是帶有荒謬意味悲劇中的悲劇阿……

「城市」是首要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烙上一層又一層相互交磨的歷史深痕之所在。張愛玲的上海，波特萊爾的巴黎，皆是一窺城市空間的歷史詩篇，活在二十世紀早期的魯迅「處處為家」也「無處可安身」，除了容身在「現代化」的中國都市空間的虛無感，也對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如何在呈獻自我生命的意義有深刻的觀察。不同的城市就像不同的舞台，有著細緻不同的風俗、氛圍和語言，魯迅的流浪路徑從南京—東京—杭州—北京—廈門—上海，這種輾轉城市之間的生命經驗，成為影響魯迅思考方式的背景。以當時中國的物質生活處境，魯迅算是擁有優勢資源和機會參與不同空間銘刻的特殊地景與文化特色。但是「異鄉人」或者「外國人」身份，似乎多少拋不開個人出生地印記下的自我觀看，產生出魯迅終身難以下嚥的鄉愁，或對周遭環境自我感覺的格格不入，對於「外來者」身份不明的曖昧、游離不定的恐懼，當扮演一個與「自我概念」（中國人？紹興人？）不相符合的角色的時候，不免「生疏」及彆扭，卻也無意識的呈獻對各種事情緊張、警覺的保護姿態。魯迅新到一個城市，內心往往冒出強烈的疏離感，種種「不適應症」散落在各處篇章角落，例如初到北京時的無聊百賴、初到南方時又感到當地「孤立海濱、和社會隔離、一點刺激也沒有」、初到上海時，則又是自覺無法融入上海的複雜和喧噪，但是魯迅每每直至離開，暮然回首，才回味著那一城市的美好。

錢理群老師這篇文章雖然說是半成品，但卻能被魯迅的漂泊感情緒牢牢抓住和打動，魯迅描繪和想像「城市」的方式似乎是冰冷、淡漠、少有人情味的，北京的灰樸冷硬，上海的「推爬衝撞踢」，魯迅敏感於「傳統」和「現代」交雜的中國城市裡的人心疏離和百年孤寂，每到一個新城市，不由自主的生產不少主觀抒情或批判的作品。對「城市」的敘述，如同錢理群老師說的，同時打造出魯迅的文學世界的體系，關注底層階級的自我意識，描述「城市」的生活，人民百姓各種情態再現在魯迅的雜文、小說或者書信，既像是提供一種內心孤寂無聲（或大聲？）的政治抗爭（例如一九二七年最為明顯），在一個層面上，也是思考當時「城市」如何承載資本主義的剝削抵抗、左翼主體的發展建構，或共產主義的死心塌地的材料，「城市」，這個「真實」又「浪漫」的立體意象，也成為魯迅批判知識份子、學者、文豪、軍閥、洋人、西崽等「人」強加在瘋狂時代的一切虛假規則的起點，相較於「農村」，魯迅對於「城市」的情感真是複雜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