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錢理群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年01月01日
ISBN：7530201751
《周作人傳》書後 社文所碩二 阮芸妍
我從前曾有一種計畫，想做一身鋼甲，甲上都是尖刺，刺的長短依照猛獸最長的牙更加長二寸。穿了這甲，便可以到深山大澤裡自在遊行，不怕野獸的侵害。他們如來攻擊，只消同毛栗或刺蝟般的縮著不動，他們就無可奈何，我不必動手，使他們自己都負傷而去。
──周作人：《澤瀉集‧碰傷》
如果魯迅是舉起匕首投槍往敵人身上直戳而去的精神界戰士，那麼周作人就是穿了鎧甲遇到猛獸只需縮著，一切艱困考驗都會過去的逃避者？不，這樣理解周作人就太可笑了。周作人寫下這段話的時候，就如錢老師說：「周作人想笑卻笑不出，因為『碰傷』倒下的都是自己的同事；周作人坐下來，想寫點什麼，卻覺得筆尖下彷彿有鮮血湧出。」[199]這是周作人一種很特殊的溫厚，魯迅身上也有這一面（例如《朝花夕拾》），而同樣的，周作人身上也有魯迅的某些面向。汪暉討論魯迅，說是要分析魯迅身上的複雜性；錢理群寫周作人傳，或許可以說是在周作人身上慢慢堆疊出複雜性吧。
如果這是一本小說，我會說錢老師是一個很不克制的作者。在這本四十多萬字的傳記裡，錢老師用了大量周作人自己的文章當做敘述的材料，或許因為文章的口吻都已是事後的回憶了，以至於即使是童年回憶、南京印象，都透露著一種老成與憂鬱，有點怪怪的，但，卻透著生活與生命的痕跡。不過傳記，或許有一個目的是要讓讀者讀了，能感覺到這個傳主的生命情調，那麼，這種寫法是很適合的。但我說的不克制，還在另一個問題上。關於書寫方式。上次討論過要怎麼樣說清楚錢老師書寫方式的特殊性，以及這種書寫形式的意義，我可能還無法正面地說，先試著指出一些問題吧。
《周作人傳》與《1948：天地玄黃》的寫法雖有差別但其實還是有共通之處，甚至可以與他《心靈的探尋》的研究方法一起看。《心靈的探尋》是錢老師在八○年代中的研究，那個時期魯迅研究有一個重要的主張「回到魯迅那裡去」，這是由王富仁先生提出來的，而錢老師認為，「回到魯迅那裡去」就必須承認魯迅自己是一個獨立的世界，有自己獨特的思維方式、心理素質與內在矛盾，也有獨特的情感、情感表達方式與獨特的藝術追求、藝術表現等。要能夠從作家在作品中反覆出現的詞語入手，找出作家獨有的「單位意象」、「單位觀念」，然後對此進行深入而多層次的開掘，揭示內在的意涵。同時強調，該書要說的是「我之魯迅觀」在追求研究的客觀性時，又突出研究者主體的能動作用，要「自己也燒在這裡面」才能從魯迅那裡發現自己，與魯迅進行心的對話，靈魂的交流。
上述的說明，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用來理解錢老師寫《周作人傳》與《1948：天地玄黃》的方式。（包括以作家或那個時代常用的「意象」、「觀念」來掌握其特殊情感與表達方式，以及「將自己燒在裡面」那樣，把研究者在當中的位置突顯出來……等。）
而對以汪暉、錢理群為代表的「人生哲學派」之魯迅研究，王富仁在《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中有幾項批評，其中一個重點便在於指出此種以作家主體意識來推論作品意涵，以至於分析作品文本呈現何種意義的研究方式之侷限。王富仁認為：首先，作品文本不只由作家主體意識決定，還受制於作家所假想的讀者對象，於是作家會根據讀者的接受來做調整，之後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向作用於讀者的思想意識上。第二，人生哲學派研究者忽略了「人之所以需要藝術，恰恰因為人只有通過藝術的創造才能超越於現實的自我」 這一美學原則，更重要的是：「作為思想家和文學家的魯迅是由他的作品所規定的，而他的作品不是他對自我現狀的描述和複製，不是自我一切現實行為的辯詞，而是他對現實和現實的自我的超越方式。 」所以王富仁認為作品的意義並不完全等同於作家的主體精神結構。第三，這些研究者所理解的主體精神結構只限於「理性的認識結構」強調「認知」層次卻忽略了「意志」的作用。
前兩個批評，讓我產生疑問，面對作品，我們要多大程度地把作者寫的東西認為就等同於他的生命經歷呢？當錢老師引用周作人的作品時（1948中同樣也引了大量材料），該如何考慮這一點呢？
而第三個批評，我覺得有助於整理出錢老師書寫的雙重性：一是我們熟悉的方式，錢老師很多地方是以自己的體會與認識，「將自己燒進去」地寫出「自己所理解」的研究對象，這樣的好處是，因為錢老師有很多自己的生命經驗做支撐，加上對於研究對象的熟悉，所以當他以自己的主觀感受去理解研究對象時，可以更貼近對象；另一則是王富仁批評中說的狀況，錢老師每每在引用完周作人的文字之後，加上許多從（自己的）理性認知出發的評論。我覺得奇怪的是，為什麼錢老師明明就是用「意志」、「感受」去理解研究對象啊，但卻會產生王富仁所說的缺點呢？
我在想，是不是因為錢老師雖然以自己的主觀經驗去理解周作人（或魯迅）的生命樣態，但是當他要歸結到理性認知的判斷時，似乎就不一定是以周作人（或魯迅）的主觀感受去判斷，而是以錢老師自己的主觀感受加上「後見之明」去判斷，所以造成這樣的矛盾呢？
反過來說，或許錢老師不要有後面這種理性認知的判斷，反而會讓他的言就更完整更有說服力。然而，問題又繞回來了，我們受制的學術體制，最希望的不就是讓我們生產出一系列的理性認知的判斷嗎？
1 王富仁：《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再版），頁199。
2 王富仁：《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再版），頁199。
《周作人傳》讀後心得 蘇淑冠09/5/21
周作人的是與非
周作人在歷史上似乎有著正反不一的評價，他思想生產的變化軌跡，也與中國近代動盪分裂的歷史有著密切關係，例如在五四時期，周作人強調「個人」，走的是「個性解放與自由」的個人主義，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卻轉而主張「人民時代」等，思想不能具有始終如一的一致性，這樣的轉變顯示周作人思想生產脫離不了當時中國混亂的歷史和社會結構處境，但另一個層面呈現了當時各種紛雜多樣的思想和主義或沸沸揚揚的各種論戰，卻也未必能夠真正解決中國內部複雜的問題，實質上的效果反而是折射中國知識份子自身內在心理的衝突與矛盾。
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兩人截然不同的性格，使得以「魯迅」為思想信仰者，應該甚少是周作人的喜好者。特別一般對周作人的評價，很容易放在其如何做為一個「知識文人」卻始終離不開物質生活的追求和缺少民族使命道德情操的問題上（雖然，大多暗示造成此結果是羽太信子的問題，是因為信子的揮金如土、奢侈的生活風格導致周作人在看似收入和生活應該無虞的狀況下，卻過著捉衿見肘的生活，到處籌錢，間接指出信子應該要為周作人的變節、失去道德風骨負起責任，「羽太信子」成為評價周作人時脫離不了關係的「禍害」），但或許我們也可以看到，周作人從童年開始疑似是有這麼一點小資色彩的人，無論在生活品味或者藝術情趣上，比起魯迅，周作人似乎是個浪漫、理想的多的人（例如對於新村生活的嚮往），更是追求一個詩意的生活，如王思任那種「少年狂放、以謔浪忤人」的人生境界（（149）。一向以「尊重人的生命的尊嚴」為旗幟的周作人，最後竟然投靠日本，出任偽職，所以錢老師在第462頁中雖然是在談周作人而下了一個「壽則多辱」的標題，其實也是在說好險魯迅早死，「魯迅」的逝去使他可以凝結在歷史記憶裡。在時局動盪中，民族、自由、革命、理想很難只是「理論」，而是都化為活生生擺在眼前的「現實」，從一九三二日本發動的九一八事變，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日本正式侵華戰爭開始，人所面對的是直接且令人無力招架的人性暴力和掠奪，所以當我們看到在偽政權之下，為了活命，幾乎每個官員其實都是腳踩日、國、共三條船的時候，又好像很難輕易的就下個價值判斷。民族主義的問題，可以追溯周作人和胡適這兩位自由主義份子面對一九二四年馮玉祥的國民軍包圍清朝皇室事件為第一次的開端，面對此事件，胡適的立場認為國民軍此舉是背約行為，既然已經有簽署「保留清帝於清宮領地」的條約，就不應該隨意撕毀，這時胡適是把溥儀當作一個單純的個體、合法公民的存在看待，是在替弱勢說話；周作人的立場則是「以直報怨、驅逐清帝、都是極自然極正當的事情」，並且告誡胡適，「帝國主義的外國人都不是民國之友，是復辟的贊成人，中國人若是聽了他們的話，便是上了他們的老當。」（254），在上述紀錄中，周作人當時很清楚敵視「帝國主義」，有很強烈批判的立場，但是，一樣面對「帝國主義」，周作人卻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有了雙重標準，從民族的立場出發他與入侵者合作，一向講求個人尊嚴、自由解放的他，也在出任偽執的情形下異化為日本操控中國思想的「工具」。面對民族主義，日本偽政權下的周作人，和一九二四年國民軍包圍清朝皇室事件的周作人，呈現出截然對立的態度，另一面則是表現了周作人對「日本」深厚的情感聯繫，和他藏在其內心深處某種慾望日本（文化）的潛在心理狀態(（但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在一九二七污辱李大釗時周作人的激憤呈現出他的另一種內心狀態）。
知識份子的操守和其知識生產的關係究竟是一個問題還是兩個問題？對於周作人，這個問題揭露了他宿命般的悲劇結果。周作人一生似乎都活在魯迅的陰影（招牌）之下，無論好處（有什麼事情都有個大哥在前面擋、指導）和壞處（總是一直被拿來和魯迅比較），「魯迅」名字總是如影隨形的綁在一起。魯迅生前可以說是被知識界群擊的對象，魯迅本質上也充滿著強烈的內心孤獨黑暗，周作人不像魯迅具有不時顯現的苦澀的孤寂感，他甚至是很好的「官僚」，能夠安然生存於官場俗世中，或者說周作人的想法有某種「高度」，例如他贊成劉半農對於青年的批評，但也不贊成劉半農熱心的去執行指導青年的天職，也就是「教訓之無用」的消極、不願意對人民、國家、社會做出類似宗教情感犧牲的道德崇高性的態度（241,277），似乎都指向精神潛意識裡的周作人可能想要走出與魯迅不同的氣質和道路，這些個性也造成對周作人的閱讀上一種難以言說的「破碎感」。魯迅過世後，「兄弟失和」成了無法和解的定案，周作人晚年都還必須依附在「魯迅」的光環下，才使周作人能夠又出了一次風頭，這樣的人格應該讓喜好魯迅者更不以為然，容易對周作人此舉判下道德瑕疵的評價。魯迅已經被凝結在歷史記憶中，魯迅的「神聖」地位也許因為「周作人」的「平凡」而被更突顯出來，但做為周作人，撇開他的文學成就不談，也先拋開中國歷史動盪的大框架不看，周作人思想立場極大的差異性和對立性通常是可議的，但細究其思想和行動路徑的反叛，他的生命其實緊緊和「羽太信子」與「魯迅」糾纏在一起，進而造成周作人「晚節不保」，甚至還失去寫作的自由權利，但我想，周作人的獨白應該是充滿「情結」的，回顧這一生時也應該是五味雜陳的。
林思晴 《周作人傳》
周作人的一生起起伏伏，從小所見的封建傳統家族到文革毛澤東時代，又加上出國留學，心中有一定的抱負想要實現。書中前半段處處顯示出他對舊傳統禮教的不自在感，不知道是文中刻意描寫還是周作人真的如此強烈的感受，對於傳統的觀念在此處處感受到批判的味道，是錢老師特意加上的嗎？周作人祖父的死，似乎也代表著那個時代的終結，五四新氣象的開展，是周所樂見的，但是對於舊傳統我認為即使不自在，還是他心頭的一環，從他看到祖母苦忍守禮開始，對於女性，周作人展現了許多同情與關注，到後期有許多關於此的文章，都和此有關。舊傳統給周的思想更為豐富與想像力，反而不是一種束縛，是另一種可能性。另外與錢理群有點相似的是在後輩的教育與接觸上，他們都是採取關心的態度，也許周作人更接近於「父親」的形象，也與自身的童年經驗有關，書本常說他的童年是薔薇色的，但讀起周作人的時代背景，會發現這是一個很諷刺的說法，局勢是這麼的渾沌不清，但是周作人的內心必定有許多自得其樂的快活，但後來看起來卻很令人悲傷。
周作人對傳統的反動，可以看到後來的「新村」生活，周作人在此得到自己烏托邦式的理想，這也源起於日本的經驗，但每一套經驗要從發原地轉殖到其他地方所產生的阻力與相容性要如何去開創和扎根？新村生活提倡「人的生活」，認為新村提倡協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盡了對於人類的義務，一方面也盡了各人對於各人自己的義務；讚美協力，又讚美個性；發展共同的精神，又發展自由的精神，幻想以這樣的新村為實驗園地，進而推廣到全世界。跟魯迅的感覺不同，魯迅感覺比較衝；周作人倒是給人傳統文人的感受，周作人也的新村主義看起來也沒這麼「凶狠」，當然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新村主義在動亂得時代可以實行嗎，可能在太平盛是可以實施，夢想總是美好的，但現實總是殘酷，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很多人都認為周作人只是逃避的隱士，策劃這個運動只是個空想，但是周作人還是有替自己的理念寫文章，到處奔走宣傳，只是連魯迅也提出一堆質疑，武器在哪？工廠在哪？那反思這種可能性可以存活在現代台灣嗎？純粹脫離社會、階級地位，純粹只體現「人」活在世上的價值，但周作人在最後卻給自己打了個巴掌，認為之前寫的《訪日本新村記》是個極其幼稚的文章，1920年12月17日，周作人發表《新村的討論》，這是他最後宣傳新村的文字。周作人在文中承認「新村不易普及，但強調這是最與我的理想適合的社會改造的一種方法，並希望它將來的實現」。 自己也發現不太能成功，不過周作人始終默默進行新村的生活，但只有以個人的方式進行，要擴及到整個社會，是不太可能的。
周作人因為親日，所以大家對他的評論褒貶不一，有人說：「周作人傾其一生刻意做文人，卻忘了自己首先是個中國人。結果中國人沒做好，漢奸之惡雖傾覆黃河之水也難洗清；文人也沒做好，即使著作等身，人們也還是對他親熱不起來。」 但我讀錢理群的文章，還是認為周作人關心中國，只是取材於日本，那些取材於西方的胡適等人，為何不會被說成賣國賊呢？當然我在這以一概之是不對的，只是對於日本的仇視因為歷史因素總要帶上點民族憤慨，但真正沒發現被侵入最深層的思想本身是西方國家，五四運動就是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社會不成文的禮教…等反傳統的訴求，但五四或者一些學者又和西方思想有些牽連，每次讀到這裡都會產生許多疑惑，常常說五四五四，都變成了一個專有名詞，也給人固定的印象，總逃脫不了刻版的舊錮，這也是我學習以來的困難，我總把事情看得太絕對，而且常無法思考到被視為「正常」的情況下有什麼疑點，總是把很多東西當成歷史來讀，讀完就認為歷史便是如此，這是我自己體認到的不足。
心得(10) 《周作人傳》陳幼唐
「反封建」顯然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核心概念，然而在閱讀這本書時就更覺得「封建」這個概念變得難以掌握，甚至是像周作人那些中國進步知識分子們所要反的封建，看來都是時代下很具體的東西，如同帝制王朝、壓迫個人的等級制度等等。頗為有趣的是，周作人本身也是出身自封建舊家庭的，而這也必然限制了周作人的一些思考，從他所受的教育就可得知封建文化其實是無所不在，既真實在人民的身體上運轉也存在於精神中。封建式的思考、封建的價值觀好像在某種程度上已和日常生活最普通的邏輯接合了，就像周作人在大眾身上所看到的「相信力就是理」、成敗論英雄的一種「民間道德」，在某種程度上不也是封建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嗎？封建作為一個從周代開始的政治制度，在七國之亂後已是名存實亡，諸侯沒有直接掌控地方，但其所衍生出來的封建精神、對人的壓迫及宰制還有等級社會，卻一直影響著從古到今的每個中國人，而五四所要反的封建，就是在這個層面上的。所以我想反封建實際上不會那麼簡單，只是反禮教、反帝制，還有更多是與人們密切相關的生存狀態結合著，我想可以說，封建是人們的生活，落實在他們的思想以及具體的生活方式中。
縱使周作人等的中國進步知識分子們所反的封建是有具體指向的，但在社會中真實運轉的封建又會讓他們在面對西方文化時感到矛盾與痛苦，一方面要推翻宰制中國人千年的封建制度，另一方面仍醉心於所謂傳統，尤其是救國救民、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傳統知識分子價值，都是他們難以丟棄的。書中可以看到，周作人不是沒有試過要將所謂傳統文化中好的那一部分和西方文化結合的，我想這當然是可能的，但在那樣的一個時代，周作人所面對的不是抽象理論，只需就學理上討論就行，而是面對真實的政治情勢，我想他們的選擇，必然是無法完全架空於現實政治的，就像錢理群說的：「在周作人那個時代，以至整個中國20世紀，現實政治鬥爭問題具有更大的迫切性。」 思想上的改革看來在相當程度上是要隨政治而起舞的，真實狀況也造成了這些知識分子在精神上深刻的矛盾，就算具體推翻封建制度也不會輕易消解，其中有一段敘述我覺得非常有趣：
昨日的『尊王攘夷』派，很短的時間內，就徹底否定了封建專制政治體制，成為西方資產階級的盟友，堅定的東方民主主義派；剛剛學會、掌握上不成熟的民權、自由、平等之說，竟然輕而易舉地擊敗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主義思想。這一切，都是近代思想發展史的典型現象。
我想在這段文字中的描述是很實際的狀況，但是否可以就此作出「輕而易舉地擊敗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結論呢？且在此「尊王攘夷」的人，應該也是指一部分的知識分子群體，而非全中國上下的人民。若是封建土壤尚存，復闢事件的發生也就不奇怪了，反封建不應侷限在推翻舊王朝舊制度而已，必須落實到人身上，不然只會造成新王朝新制度的產生。就此看來，五四對於個性主義的強調雖然更打到問題核心，但似乎仍不能真正落實到實際生活層面上。另外，知識分子面對西方就如同他們面對中國傳統一樣充滿矛盾的情感，畢竟西方現代文化的傳入和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幾乎是同時發生的，這也使得中國進步知識分子們在討論問題時，往往容易走向東西之爭：
在現代中國，知識分子道路的選擇，總是與對東、西方文化的選擇連繫在一起。在歐化與國粹間徘徊，構成了周作人這樣的知識份子思想上的一個最深刻的矛盾。
情感上最真實的體驗往往是難以處理的，加上現實的政治考量會變得更加複雜難解，外在的帝國主義入侵和內在的封建文化之間，不但造成了兩難，甚至有時候我還會覺得，帝國主義和封建文化的內在邏輯是可以相通的，中國的封建文化也許會增強帝國主義在本土侵略的力道，而削弱其應有的抵抗，我想反帝反封建在 近代中國不應是二選一的抉擇，而是一體的兩面，是可以成為中國或是第三世界所有被壓迫的民族在往後發展所依循的核心概念的。再來，就如同錢理群所說，民權、自由、平等這些概念在當時中國都是不成熟的，人們往往從西方最新文化中抓住一點真理，甚至來不及認真消化，就憑著一股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激情，拿來運用於現實政治問題的思考，迅速得出急進的政治結論，並且立刻轉化為最堅決的實際行動。 不知道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對於西方是表面的模仿與移植，沒有真正學習將西方所發展出來的一些關於人的核心價值，但如果就策略來看，這也可以說是引進一套新的論述和不同於封建文化的語言，在受到封建文化全面宰制的中國衝破一個可能的出路。最後，關於這些中國進步知識份子的心態，我想錢理群是說得很清楚的了：「外在思想急劇變動的時代，今是而昨非的自我否定與懺悔，更是這一代人的典型心態。」 面對在自己身上揮之不去留下烙印的封建因子，周作人等中國知識份子與傳統道路的決裂恐怕是要一再發生的吧，一方面懷疑西方又得學習西方，另一方面則是對於自身中國傳統文化的憎恨與眷戀，這不但造成他們一生中充滿了矛盾的痛苦，也使得他們在世代間取得了一個尷尬的位置，也許這也是為什麼我總是在周作人和魯迅身上感受到一股寂寞吧。
1. 錢理群，《周作人傳》，頁75。
2. 錢理群，《周作人傳》，頁75。
3. 錢理群，《周作人傳》，頁88。
4. 錢理群，《周作人傳》，頁81。
5. 錢理群，《周作人傳》，頁75。
錢理群的魯迅研究：《周作人傳》 汪盈利
先說看完後的感想，在這樣詳實記述自傳式的書寫裡，感覺人的一生也不過如此，南柯一夢，周作人醒來八十年，然後就又睡去，我們觀看著他夢境的內容，也再做著夢，一個很真實有喜怒哀樂、悲歡苦痛的夢。
自傳裡有提到兄弟決裂的憤怒與悲痛，但魯迅和周作人兩人在生年將盡時，都閱讀著彼此的著作，這感覺好令人嘆息。爭的是什麼呢？一口氣而已嗎？但最終內心裡對彼此的感情仍是非常深刻，如果兩個人都原諒自己和對方，我想周家兩兄弟的「鬼氣/黑氣」，會有不一樣的呈現方式，至少內心裡是有伴的，彼此依偎的，寂寞的大蛇沒膽如此的吞噬他們……在這邊也給我自己警惕，沒有無法處理的問題，面子要放下，不做後悔事，學習原諒，原諒該是我最好的朋友。
另外錢理群在其中也有對周作人被大家認為是「漢奸」的過程，有詳實的描述，我有在想，這會不會是一種平反？周作人他暴露了某種知識份子的怯懦，原先有理想抱負，進入公家官僚體系想要為民服務，但後來一步一步全變了樣，內心的轉變，透過自我欺騙合理化原初與後來理念上的矛盾。這次剛好也有提到汪精衛，我想到我奶奶以前曾經跟我說，其實把汪精衛被叫漢奸也是很冤枉，他會甘願聽命於日本政府，管理南京區域的漢人，是因為如果不是他來管，會死更多的人，他本身仍為中國人，就算要殺一些反動份子，也可能只是殺雞儆猴，不會全盤殺光，但如果是日本人來，那殘酷手段可能不只這樣，奶奶說是因為這樣的關係，他接受日本政府，管制南京並承認偽政府，其實出發點考量仍是為生活在該區的人民，這些被我們稱為漢奸、賣國賊、走狗的中國人，在政治過後是否也該環給他/她們一個歷史該有的評價？這邊也聯想到二戰時在集中營工作的猶太人，在電影《戰地琴人》(The Pianist)，裡有一段場景，營內的猶太人都要被送進槍殺了，裡面工作的一位猶太人，知道男主角瓦列迪克．席皮爾曼是一位非常有才華的鋼琴師，在人群中把他拉走，告訴他逃命的方向，如果不是那名猶太人，他可能已經在亂槍掃射下死亡了……想到時非常哀傷，時代與政治的大環境，為了活命或其他理由，逼得他/她們選擇這樣的位子……
本書說的雖是周作人，但看到的是他背後社會/歷史動力，推的他們決定/前進，也許同時代有許多不同的應對方式，但是後來看看，他們仍然保有某種共通的「氣」，被迫做任一種選擇的無奈，無論是上刑場慷慨赴義，或是為求活命認同敵對國，那都是時代的無奈。本書1990年寫完成的，我想也算是回應1989天安門事件吧？錢理群也透過此書，回顧他自身，所以獻給同學及同代人，小心歷史的重覆。
讀《周作人傳》 劉雅芳
周作人的一生看似結束得極其反諷與悲苦，但在身為文人的工作上確有個看似圓滿的終點。死在受紅衛兵進行「無產階級專政」處罰後的牢獄中，此時他都是身為八十幾歲的老人了。晚年完成的翻譯希臘《對話集》也因此封存至1990年代才出版。看起來足以安慰的是願望完成，但是老無所終又是人間何等令人傷感的事情。
就在周作人寫完遺囑之後，一連串的事件已默默的來到要將他逼迫往末路。錢理群說「他們哪裡想到，就在周作人立下遺言，企望善死善終，將周作人，以至整個知識分子，整個民族掃蕩已盡羅網已經撒下！」這裡讓我生起了一個感嘆，如果魯迅活得夠長，他會怎麼看待這樣的事情以及怎麼看待捲入其中的與他失和的弟弟。或是如果他活得這麼長，他將是羅網下將被怎麼對待的生命呢？（而在彼此的晚年閱讀彼此作品的兩人又究竟再想些什麼呢？事實上周作人的著作中亦有數冊是討論魯迅早年的生活與作品的。）
如此的晚年對照於早年的生活，豈是天差地別可以言語。周作人對於孩童時期自己的所見所聞與魯迅相比，我認為是更寫實的。然而他與哥哥畢竟看到的是不同的世界！也將成長，也將老去。相濡以沫也會有形同陌路。這就好像「現代中國」的長成，然而這終究也走到了和許多知識分子分道揚鑣的地步。可是也還是會有像章士釗這樣的人。當時像周作人這樣的知識分子，眼睜睜的看著「中國」成為這個樣子心裡又是怎麼想呢？
其實每每讀到與紅衛兵相關的陳述，我的腦海裡就會浮起僵硬的板著的一張中國人的臉。而就在我第一次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入關的時候，恰巧那位海關人員的表情也正是這樣的。我對這樣的表情是無知的，坦白說也帶著恐懼。我有時候也會想著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軍警的表情是不是這個樣子。然而這卻是我最害怕的與帶著疑問恐懼的中國/台灣在各自歷史時期裡出現的一張相似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