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錢理群
出版社：行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年10月31日
ISBN：9789868344280
《我的回顧與反思》一至五講 陳炯志
這五講所帶給我的思考，我把它分成幾條軸線：一是知識份子與時代思潮和民眾的關係；另一是在時代災難下對自己以及對自己罪的定位；最後是關於民粹的討論。
知識份子 中國的結構使知識份子只談近談遠不談中間，也就是不談壓迫與被壓迫問題，只談個人或人類。這是錢理群認為從魯迅所說到他自己對知識份子的觀察所看到的。在論八零年代與九零年代的知識份子時，錢理群說八零時代氣氛很熱，知識份子應該保守，但他們卻比誰都激進；而九零年代中國的保守主義傾向上，知識份子理應激進但他們卻更為保守。因為知識份子總是譁眾取寵，當然他在第五講有對於知識份子應該如何自我看待與定位，引用了魯迅的話作結尾。但這裡我想進一步討論的是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知識份子與社會氣氛的關係？雖然在不同時空環境與背景不可一概而論，但也並非時代氣氛如何，知識份子就走得更強烈，或作為民眾的代表。一概而論的看法雖然有問題，但就知識份子與農民的不同階級位置而言，區分又具有它的意義。後面錢理群又進一步談知識份子和民眾的關係中，談論知識份子作為啟蒙的角色對照。這裡他引魯迅〈門外文談〉裡的一段話「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知識者的任務。」但戰爭的四零年代則不同，因為拿槍桿子的是農民，所以時代思潮就向農民傾斜。也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了毛澤東所提出的關於「知識份子與工農相結合」。以及一種對工農民眾而言，不脫胎換骨就不允許存在的異己力量。以及最後發展到「書讀得越多越蠢」，知識成了罪惡的狀態。而這樣的時代背景又遠不同於後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統治者向知識精英和技術精英敞開大門；並且為了使統治獲得新的合法性與活力，在政治領域向知識份子開放，培養知識份子的政治精英；…以及另一部分轉到國外並經商的知識份子，而成為知識精英；這幾種知識份子精英的崛起。如何理解這整個知識份子地位提升，並在各個領域精英化的時代背景與現象。而又對於中國的崛起，知識份子在這過程中的角色又是甚麼？綜觀前述問題，錢理群說這是中國和俄國這種被奴役久了的國家的知識份子困境。那麼反觀台灣知識份子的困境，或這時代知識份子的困境呢？錢理群所說的這種趨時與從眾，可以被放到甚麼程度，正如同前面所說的發現與遮蔽，我們以為我們一直在發現某些，但事實上我們看不到我們的遮蔽。百方在這些問題上的遮蔽又是甚麼？
時代災難下的個人罪責問題 對於許多以某些文革時期的道德高線作為評判他人的標準這個問題上，錢理群提出了兩個討論。首先是引自魯迅的觀點，認為「在主要責任者沒有反省的情況下，過份的強調參與者的責任是有問題的。」另外，他認為「我們可以提倡聖人道德，但是不能將聖人道德作為一個標準來判斷人，特別是不能用這個來審判人。」這使我想起雅斯培爾在論德國人的罪疚(guilt)時，形上學的罪有點抽象，較接近的理解方式是「惻隱之心」，也就是目睹一個人自殺後總會想說「如果當時我能做點甚麼」這樣的感覺。而錢理群在這裡所說的道德的高線，有點類似，但卻又好像有著根本差異。類似的地方在於對於高線狀態的描述，儘管形上學的罪相較而言是沒有終點的，而道德的高線似乎是以一個既存狀態作為標準的對照。但事實上對個人內心而言，呈顯的都是一個個人所達不到的標準，引起自我不安的標準，或別人據以為批判的標準。我想到一次聽賀照田談文革時的一種還不知如何說的態度，或許也包含了一部分錢理群在這裡所提出的自我告白一樣不容易去面對的那一部分。如果不以一種更深刻的角度去看待，這些被錢理群好不容易說出來的過往，似乎好像也只是這樣。但就向錢理群對照自己和魯迅的差異，那種學識的多樣和厚度的豐富，是他自己所不及的。而我們這些沒有經歷過任何大的歷史波折的這一代，如何恰當的去看待自己的知識產出的可能性與侷限，是需要時時警惕的。
對民粹主義如何恰當看待？ 錢說：「民粹主義思潮在四零年代僅是萌芽，或者說還有著某種「正面」意義，到了建國後就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並日益顯露出其「負面」，到文化大革命舊有了惡性的發展。」頁155。「人民崇拜」到「黨崇拜」「領袖崇拜」，說明了這個過程，那麼是否民粹仍是走不通的，應該拋棄的？從正面到負面中間的關鍵轉折如何掌握？又如何回來是否應拋棄？如果從錢的脈落來看，由正轉負的關鍵好像是在於這股力量被轉向了對黨乃至於對領袖的崇拜。
我的回顧與反思（一）：不只是堅強 劉雅芳
讀著錢老師的書，我深深的被他的真知灼見所打動著。我想從閱讀的這一刻起，我就必須尊稱他為老師了。不只是他真的是一位老師，而是他的為人、對自身的想法、對學術的生命投入都令人自嘆不如。我同樣想起了王曉明老師曾經提到甘羅的例子，我想如果人人都為錢理群那麼也不會有處處的甘羅了。但是就如同錢老師提起自己老師王瑤的教導，所謂自我保全之中又能恰到好處，這又是很難的一件事情吧。也就是說內心所焚燒著的理想與外在現實的涼冷，該怎麼做事、完成自己的理想，又要達到一種與現實磨和圓融的境地，而且又不能自毀自傷。這是一件更難的事情吧？
貴州對於錢老師的生命是這麼重要，貴州的那位女青年的墳的故事不知為何總讓我想起陳映真的〈山路〉中那位少女蔡千惠。貴州女青年之死讓錢老師永懷對青年投以理想與希望甚至呵護之情，就好像少女蔡千惠滿懷著對國坤大哥理想的實現與憐惜之情而走著台車道到了小鎮投入了她的一生。搭火車進出貴州必經的山洞，也許就像錢老師那段時間裡一段段又明又滅的時光吧。蔡千惠原本是就讀師範學校的，她本身極有可能成為一位老師。但是在當時，她選擇步向了台車道，進入了國坤的家，一個不同於自身出生的社會、不同於自身的階級世界，以勞力、汗血面對並連結其他生命。也就是說她選擇以這樣的方式繼承國坤的情感與意志，讓國坤的理想在他身殞後以微小的方式在蔡千惠的生命中「實現」。但是這一切卻引來了一段悲傷的結局。也就是說，在千惠的實現方式當中，國木一家已脫離遠本的階級，並且步入台車道另一端的（資本主義）社會…？然而柏貞大哥的出獄，就好像一個霹靂的鐘聲，讓千惠想到了國坤的死以及她自身的初衷。我們難以想像國木的長成，卻被臨老的千惠視為自己的教育失敗，她認為自己將國木帶成了與政治、社會意識無涉的境地。換個角度來看，千惠似乎把這些養成的失敗看做比自己的生命還要緊要，因此選擇自體衰亡。（我在想，自己又何嘗不是國木。但是我有這樣一個因為發現了千惠的信，而進入一個開啟思索自身的機會嗎？）
如果說錢老師在我的想像中，就好想一座諸多生命的載體：貴州女青年、躺在血懷裡死去的無辜工人…但面對萬變的世界與中國許許多多的紛爭與風波，我相信他必須面對更多的失望以及和自己的理想悖違的事情。可是他沒有像投湖少女那樣，他也沒有選擇像千惠這樣…我曾想著這樣的「承受能力」與「恢復自我」的力量是怎麼來的？
錢老師所遭遇的生命，是在他思考與前進，在書寫拿捏之時會一直在意的。有的是無數的自責、反省….，可是這些卻幻化為他所生產的知識，在他的筆下知識好像有了獨特的生命，就好像那些他所同情的、珍視的生命的另一種延續。
曾芷筠 《我的回顧與反思》
本書以文革時期的經驗為背景，結合自己學術之路的開啟，並提出了身為一個知識份子的整體回顧與反思、以及歷史發生時複雜的思想狀態的具體探討。錢理群雖涵蓋了極廣、極細緻的心理進程，卻一直緊扣著「知識份子」的態度和位置，不斷叩問：知識份子和國家、群眾之間如何對位？在第四章中，他分析了中國知識份子的特性（肇因於中國特有的傳統文化「獨尊儒術」）和因此而遭遇的難題：過去的國師(即知識份子)總是靜待君王賞識，這種傳統確立了中國知識份子總是著眼於具體問題來進行抽象思考，以期有一天能實踐；然而經歷文革時期的自我奴化（成為毛澤東思想的盲目支持者）、文革後將自身疏離化（以經濟或傳統國學為研究對象），而今知識份子應該如何看待自己？雖然多所焦慮、反覆質疑，但仍然肯定知識份子的正向社會功能，並認為知識份子就是一群純粹進行獨立思考的人。根據錢理群在前面一到三章的自述，我認為他雖是一個極優秀的思想人，也是一個積極介入社會的戰士（他的著作引起的爭議辯論、他對當代問題的反省提問本身就是介入的力量）。另外，文中提到自己的精神思想環繞著五四新文學的兩個根基：一是從馬克思主義找到批判中國共產黨的養份、一是從魯迅永恆反抗的精神找到自己身為知識份子的位置，這構成了錢理群的思想血肉；此外，其作為骨幹的學術方法則是「八零年代的學術訓練」。所謂的八零年代的觀念方法是一種怎樣的方式呢？在後面對於啟蒙、理性主義進行反思的兩個章節中，則描述了傾向西方現代性的信仰、懷抱大同世界理想的青年，隨即又對於書寫和言說、極權專制進行深刻反省，最後又重新肯定九零年代的一片廢墟中理想、浪漫之必要。可以說八零年代不斷嚐試結合西方批評方法與中國傳統結合的可能性，又將文革時期定位於較為蒙昧的時期。錢多層次的轉折，也可以視為魯迅永恆反抗與懷疑的延續。以上所勾勒出來的知識份子面貌堪稱是一整代人的面對共同命運的大課題，使我覺得身為一個知識份子，就是要有這樣的風範並作出積極介入社會的貢獻。
書中另一個深刻的議題「群眾/農民的主體性」也引發了我的反省。馬克斯本身即認為，要使之成為有判斷力和自主能力的個體，而非被操作的對象。群眾總是面貌模糊的，在台灣，即使是熟讀了左派理論的政黨，在言談之時不斷把群眾抬高，在爭取選票時又徹底地把群眾當作蠢蛋、沒有主體性和獨立思考的一群來操作。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種不得不然，但這可以對應到第八章所說的思想與行動之間的矛盾，錢最後的結論令我相當感動：知道自己的位置和侷限，才能真正珍惜自己並尊重他人。
由於語境相當不同，有些名詞的確實指涉無法掌握，誤解很多需待釐清。
《我的回顧與反思》前 林思晴
之前有閱讀過錢理群《我的精神自傳》中序文，邵燕君也提到錢理群是個可親可愛的師長，等到自己也從學生變成老師，才明白那種對學生真心的付出與關懷，要身體力行恐怕非常人能做到。從此可見錢理群與青年朋友的關係是極為良好的；但他自己也懺悔有次竟然以一種專制權威的角色，去抨擊和拷問一個「手無寸鐵」的學子，想起來真令他感到後悔，不過我認為就是因為錢理群有著自省和謙虛的態度，對於這個人的形象，從這件事情來看也特別令我印象深刻。
從文字上看錢理群的人生，它同時牽連到文革、六四到現代，我認為學歷史就如清大歷史所張元老師所說，要進入人物的內心，這也是我選讀陳光興老師課程的原因，歷史資料有的時候很枯燥，比起看一些官方的記載，我更喜歡閱讀時代角色的故事，或是猜想他為何要這樣記錄文字，這些都是很有趣同時也可以加深對歷史事件的背景。雖然從錢理群的此書看文革，我想或多或少都參雜了主觀意識，但對於了解內情的延展，時在是提供我教科書以外的收穫。我所知道的文革，只有很表面的淺識，只知道階級鬥爭和毛澤東借用馬列思想來傳播紅旗，但是在《我的回顧與反思》有提到，毛澤東等人後來只是利用馬列的一小部分主張，共產黨在文革那時候的發展其實真的踩著人性的弱點下手，舊有的下層民眾累積了怨氣一股腦的發洩在比自己強勢的階級中，我覺得人真的很少能逃過權力和慾望的引誘，若被拿來當成工具，例如民粹主義，錢理群也認為此不可行。不過奸巧者同時也很聰明，看準了這點下手，民怨就變成階級鬥爭的好幫手，又可以讓自我地位提升，又可打擊不合我意的人，文革真的是一場人性浩劫，若暫且不論其他的影響。
這學期一開始上人文科學導論，哲學所張旺山教授告訴我們人文學科存在的價值何在，我也仔細思考了人處在浩瀚的萬物中，究竟除了養家餬口外，心靈還剩下什麼可以填補，學文學或思想的意義是什麼？或許我每個時段的答案都不同但我目前的感覺是：學習「美」。或許是第一次讀錢理群的文字，感到很震驚，讓我不得不多講我的感受，對於書本的內容，錢老師寫的很詳細也很貼近人心，非常好看。不過內容雖然只有五章，我卻認為內涵不只有五章，涵蓋太多東西，我一時語塞也不太有條理，但是真正讓我深刻感受到的，是他的心靈的美，其餘的部分我想之後讀了更多文本，應該會有比較深入的分析與探討，今日的心得我撰寫較少，因為我真的不知從何下手，接受太多錢理群的苦難與人生，這種寫作的創作歷程包含著痛苦與快樂，這是我等下要提及錢理群給我一種拉扯感的其中一個部分。
首先我要談錢理群帶給我的驚喜，我知道談美很抽象，也很狂妄，但我認為可以讓人感到舒適愉快的經驗，就有美的存在。旺山教授引用赫德齡「蘇格拉底與Alcibiades」一詩中的詩句：
想過最深刻之理者，愛最活之物，
洞見世界者，理解正盛青春，
而智者心所嚮往，
往往終於美。
這是多麼快樂但有深度，所以讓我想到錢理群教授對年輕人的喜愛與親近，就如旺山教授在課堂所說：「尼采他提到想過最深刻事物的人，必定也會喜歡活生生的東西，這樣的智者，也終會嚮往美的事物。」可能錢理群教授沒有聽過這首詩，但我卻認為這是他最好的寫照。所以我從錢理群的文字中感受到美的存在，因為他的良善與謙卑。
不過對於錢理群，我覺得帶給我感覺是極為奇特的!他無論在學術、生活、家庭或者是自己的著作，冥冥中都帶有一股拉扯的力量。怎麼說呢？這本《我的回顧與反思》表現了錢理群心思細密的風格，但卻又大剌剌的表達自己的想法，雖然看起來這兩種性格可以單獨運作，錢理群從文字中可以知道他考慮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但話說出口卻又太「衝動」，可能錢理群的「衝動」追根究底還是來自於自己的思想，他無法違背他的心，卻也替自己帶來許多麻煩，所幸後來產生許多的自省與討論，被批鬥或戴帽子的犧牲也算是有回報。我認為這種人格特質並不會毀了一個備受尊重的人，只是有時候讀起文章會覺得，錢理群怎麼會在這時候把這些話說出口？不過錢理群自己也認為他的個性有話就說，也知道自己因此會得罪許多人、惹上不少麻煩。這點的確值得讓人討論，究竟對於自己心裡的渴望和想說的話，該如何去表達？這種尺度的拿捏要如何掌握我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定論，只是要不要被大環境給影響或逼迫，這也牽涉到價值觀的判斷，我想沒有特別好或特別壞的答案，只要你後來不會後悔就好。
另外在家庭上，錢理群也遭遇了很特別的經驗，一方面父親和大哥是親國民黨人；剩下的家人留在中國或多或少帶有共產主義的色彩，他自己也笑稱(亦或是苦笑)一家「生不團圓，死各一方」，其實說著到輕鬆，但心裡應該是很悲痛的。他又陷入了一種拉扯，不過我認為錢理群分析得很好，人是會因時代而改變的，他的父親和大哥那輩，經歷過國民黨黃金的時代；但他卻生在共產黨黃金的時代，不同氛圍和壓力下，知識分子有權利但卻也無可奈何的被迫加入某個戰營，改朝換代後，這才是最麻煩的一點。我用「被迫」這個字跟有權利是相反的，也很矛盾，但不就是這樣嗎？你敢在蔣中正時代說毛澤東的思想有問題；或在毛澤東時代談論資本主義，這些人應該是九死一生，難逃一死。不過知識分子若對這個社會或自身的期許抱有一點期待，我想他們若處在不同時代，也會投身進入批判的行列。
剛才所說老師提到年輕人，他總是懷著歉疚與親近，由於自己的經驗中有發生過著女學生為自己濺血，他心上有個重擔，他替青年人寫作與教學，也算是一種贖罪吧。但是他同時親近學生，卻也替學生們擔心會不會被共產黨清算，因為自己算是個反革命黨，只因為「出身背景不好」。這裡的「出身背景不好」我看到文章中這樣寫，我心裡想，他們算文學世家，有良好的教育及人脈，怎可可以說出身不好呢？後來才領悟到是因為爸爸是國民黨的關係，使得錢理群連帶被罰。我想錢理群一定為這種莫須有的罪名感到無奈。
另外就是錢理群如何看待「戰士與學者」的道路。起先錢理群是對毛澤東抱有希望的，但是他自己也說因為他同時具有「唐吉軻德氣」與「哈姆雷特氣」，他無法下定決心對政治抱有期望，不過我私心認為學者只要沾染上政治，通常留下來的大多都是貶多於褒，縱使有一身抱負想做，但最後會因為許多非自身的因素(或許自身也有)惹的理想也做不成，人也做不成了。回到錢理群，他自己也沒有勇氣踏入政治，與他尊近的老師王瑤不同。不過他認為只當個學者跟只當個戰士，都同樣有優缺；兩個身分若同時擁有，也不一定完全是好事，所以他採行了魯迅提供的方法，在心靈上當替人民發聲的人，我認為在第五章分析得很好，雖然魯迅寫作豐富，對於知識分子心態的掌握非常高明、刻畫入木，但對於傳統市井小民的形象就比較籠統，所以進入別人內心世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要去學習，我想上以前陳映真的文學就是一個方法。所以魯迅用文字來表達他的想法，錢理群認同這種方式與民眾互動，學者的地位與民眾不一定是要有上下關係，但也不容易彼此在同一陣線上，能做多少就盡量幫，因為中國人民想要發聲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就算以「民眾至上」為口號的共產黨，也只不過是幌子，私底下的權力運作，哪是市井小民可以插手呢？
最後我要談的是錢理群給了人一個「夢」，他說他喜歡做夢，可是這些夢雖然後來帶給他一些災難，例如詩，在文革時期被拿來批鬥，但他還是慶幸自己有夢。人都應該給自己一個機會去實現願望，也該給自己機會去與美德接近，或許這是我對自己的期待，我希望變成像錢老師一樣謙虛又容易與人親近的人，只是我沒錢老師這麼不怕麻煩，邵燕君說錢老師可以為了同學的要求，犧牲自己忙碌的時間翻箱倒櫃的找書給需要的人，而且有些學生不懂感恩，書用完了到處亂丟，糟蹋別人的好意。錢老師說他即使受過學生對他的傷害，也不願放棄相信學生，因為可能這只是個案，要因此放棄希望實在是做不到，我想這也是他的夢想，也是他實踐寫作的其中一項動力，我覺得人只要受過一次傷害，就很難再去相信別人，我看到老師的自白，我心中也很受感動。總的來說，閱讀錢理群帶給我的心靈深度比我從文本中了解到大陸的歷史背景或是學派等來的更多、更精彩。念書並不一定完全順遂，還是會碰到一些挫折和瓶頸，雖然會害怕失敗，但也是進步的動力，只要跨過了瓶頸，就會離接近理想更進一步；雖然錢理群教授飽受文革的迫害，他當然會害怕、會緊張生命是不是就要結束了，但卻也化成他寫書的動機，也算是為自己留下許多存在的證明。
《我的回顧與反思》讀後心得I 蘇淑冠
這一代
讀錢老師的思想，很難不跟著細細觸摸整個近代中國的歷史痕跡，近代中國歷史變動牽引著錢先生的生命與情感，影響了其身為知識份子的眼光角度，特別「大歷史」直射了錢先生家庭，成員們面臨被政治包圍而分崩離析的苦澀，使錢先生的批判有一番更深刻的真實，如同錢先生說：「我們家庭就是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命運的一個高度縮影。」（p.31），每個家庭成員足以代表當時候不同體制下知識份子的處境狀況。在中國抗戰初期，錢老師尚未出生錢家就面臨了第一次分離（p.30），隨即一九四九年左右，再度面對家庭的第二次分離，而這次分離也成為錢老師內心最慘烈的記憶——必須與屬於國民黨系統的父親和哥哥劃清界限，血脈同源卻成了勢不兩立的敵人。雖然，在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六年之間，錢先生在南京師大附中唸書的時候有個金色的童年，可以自由的寫作，過著充實滿溢的精神生活，但家庭成員分屬不同政黨，用肉身及記憶深刻理解國共鬥爭的歷史，卻也成為錢老師能夠觀察中國知識份子命運的誠懇與真實：「對我而言，這段歷史是血肉的歷史，個體命運和家族命運連在一起的歷史，我更關注的是歷史事件對個體及家族心靈世界的影響，關心的是人而非事件，這也包含了我個人的痛苦經歷與體驗。」（p.32）。青春期尾聲，一九六○年錢老師二十一歲的時候，被分配到貴州安順衛生教育學校教書，在貴州度過了十八年。
二十一歲開始，錢先生已經擔任了教師，負起教育的責任，隨後因為文化大革命，背景複雜的錢先生親歷了生死交關的逃亡經驗，目的只為回到南京家裡見母親一面，逃亡計畫失敗而被抓回貴州後，遭遇戴上「一一七黑參謀」（？）的大牌子走遍安順大街小巷，一路遊鬥，萬人批鬥、被關在地下室施行「神經戰」（p.65-67），死裡逃生後在安順地區交了真摯真誠的民間思想朋友——在簡短幾頁的生命史敘述，錢先生記下的除了是充滿眼淚的鉛字，也是寫下了那一代難以吞噬的歷史與荒謬，卻也不能不反過來觀看少了「大歷史包圍」的自己這一代身上，二十一歲的我，正值二○○○年，世紀之交卻好像什麼都沒有做。
要說起「這一代」這三個字，真的可譜出一個既可很美麗，也可很蒼白的想像。一九七九年出生的「這一代」，不是老爸口中的「上課不能說台語」，或老媽老愛掛在嘴上說她小時候辛苦的「要去賣口香糖給美國人」的「那一代」。來到青春期的九○初，無論在中國或台灣，風起雲湧的社會氣氛巨變，而我卻是沈入填鴨的北聯和大學聯考之中，讓自己什麼也看不見。升上大一的二十出頭，卻已經來到一九九七，雖得到了「自由」，好玩的、瘋狂的事情好像都已經過去……唐諾也曾說過「這一代」是個有魔法、變化莫測的三個字，我們很容易喜歡它，隨時會因為這三個字而悸動，有某種從宗教到革命的氛圍，帶著正直的挑釁，唐諾更是回憶到「這一代」是民國六十二年北區高中聯招女生的作文題目（男生的作文題目則是「發揚團隊精神」）……做為讀者的我們，不過就被「高中聯考作文題目」簡單的八個字輕易的喚起屬於「不同的一代」的複雜的、專屬的記憶了嗎？「這一代」是如何有效的召喚集體記憶和喚起自我的通關密語阿。「這一代」，也反覆現身在錢老師回憶的字裡行間，他除了看到也解釋現在中國大陸年輕一輩出現了「調侃的一代」（p.35），也積極的讓我們理解屬於他的「這一代」。究竟要怎麼進入錢先生的「這一代」？錢老師說：「我們這一代人的心上是有兩座『墳』的：文革的『墳』，六四的『墳』，不瞭解這兩座『墳』對我們的思考（問題意識、研究動力、價值立場等等）與心理的影響，至少是無法瞭解我這樣的學者的學術的。」（p.34），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時期，錢先生被打成反革命，而正是這樣的親身見證文化大革命，這段記憶成為理解錢先生思想的重要來源，也讓他的這一代的歷史少了些許詩意，變成了有血有肉的在場。
本書前五講的核心擺在錢老師自我人生以及求學的回顧，知識份子的獨立性以及主體性，以及知識份子與民眾的關係。在錢先生腦中，以「知識份子」作為一種身份時最焦慮的發問和反省是：「作為知識份子，我們能做什麼？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能起到什麼作用？每想到這些問題，我都非常悲觀。（p.144）……當你強調知識份子的作用的時候，推到極致，就會導致知識份子本身的異化和分化，而當你自我審視與批判到極端的時候，又會反過來回到原來的那一點上去，又形成對知識的否定或對知識份子的否定。」（p.147），那麼這樣的問題又該如何解決？這似乎是個連錢先生都很難有個答案的問題，如何能夠「提倡聖人道德，但是不能將聖人道德做為一個標準來判斷人，特別是不能用這個來審判人？」（p.148），知識份子該如何成立自己的的獨立性和主體性？知識份子如何擺脫自我否定和否定知識的陷阱？「知識份子」失去主體性和獨立性就如同毛澤東提出「知識份子工農化」，「化」的結果就是知識份子消失，例如延安時期的文藝作品裡知識份子的形象的缺席，或成為被改造的對象（p.154），而知識份子究竟是什麼，錢先生同意胡風的觀察，認為應該要堅持魯迅的立場，強調「知識份子也是人民」，不能否定知識份子的作用，在這裡，我們漸漸讀到了錢先生「這一代」與五四傳統「那一代」關連的源由。「代」與「代」之間總是很難說清楚分界在哪裡，卻往往又有個「溝」卡在兩代之間，彼此無力橫越。前一代究竟留了什麼給後一代，後一代又接到了什麼？以「知識份子」作為關鍵字，將是未來閱讀錢理群學術思想走向的重點，朝向理解錢先生這一代如何受五四（魯迅）的那一代思想傳承、心靈上為何可以從此得到餵養、精神上如何相濡以沫的焦點。
錢理群的錢理群研究──《我的回顧與反思》（上）書後 阮芸妍
這週的閱讀，我把它定名為「錢理群的錢理群研究」，因為我還在對「錢理群」以及他所承載的時代進行認識、摸索，試圖從他身上找出進入中國當代思想的路徑。所以我這次閱讀重點放在他怎麼描述、理解自己的經歷。
閱讀前三章他所寫的經驗中，有幾個段落讓我很感動，這特別得益於上學期在清華聽了賀照田關於中國當代思想的課，對於錢理群在89前，主要是文革的經驗，比較能夠想像、理解，所以這部分的閱讀還算能夠進入。但當他論到80-90年代的變化時，就難以掌握了，希望能在這學期裡，配合這個課把新時期以後的文學、思想弄清楚一些 。
李歐梵的〈序〉中認為錢理群對五四傳統的執著與對魯迅的崇拜，是台灣學生難以理解的，但特別重要。錢理群也說，他在北大的課始於「我之魯迅觀」，終於「我的回顧與反思」，具有象徵性，顯示他的做人與治學風格。我目前閱讀的感覺，這兩項資源都直接影響了他對知識份子的看法與評斷標準。包括我也很在意的知識分子與民眾的關係，與知識份子的獨立性問題，他都是以這樣的標準在判斷的。
這裡我想追問的是，他自己對五四的評價到底是什麼？因為這裡他所批判的知識分子的問題，我認為不單是文革造成的（至少也該包括文革中對五四的詮釋），這應該是要討論，或許之後的書會讀到？在這週的閱讀中看起來，他對五四中魯迅一派是很推崇的，但對於造成後果（例如新青年的虛無）的那些思想，目前還沒有看到他明確的評價或檢討，反而是直接接受了五四的結果，這讓我覺得有點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是「五四培養出來的一代」[100]，一開始就把五四當成思想的主體，所以對於五四的反思，顯得有點薄弱，甚至把五四（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直接當成評斷的標準。
另外，錢理群繼承的應屬於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傳統，但是，在閱讀他的自敘（前三章）時，我感覺到對他而言，文革反而是更重要的精神資源或是創傷，我感覺到，若是對文革與五四的關係沒有釐清，那麼「錢理群的錢理群研究」就難以理解。所以錢理群在許多段落裡面也說，對於他所經歷的狀況如何產生，是他要去追問的，我期待之後的閱讀中能看到他的回答。
如果要簡單的概括錢理群的研究，那麼可以說他關心的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問題，〈引言〉中他描述自己學術上的一些風波時，便提出一個問題「如何做中國的學者」，研究者的生存問題、立場問題以及視角選擇問題，都是在同一條線上被追問的 。
在第一章中錢理群講了他自己家庭的歷史以及成員各自代表的知識分子類型[31-32]，如此複雜離奇，在不同時期也因為不同身分而有各自迥異的命運，他也說，研究中國的知識分子精神史，其實也是在研究自己的家族與自身。
對此，我有點疑惑。我可以理解「錢理群的魯迅研究」是以錢理群在不同時期對魯迅的討論為線索，理解這些研究產生的背景與研究視角之所以產生的歷史背景。而我想問的是，我們在這堂課要理解的到底是魯迅還是錢理群？是五四還是四九年以後，或80年代之後的社會思潮？之所以有這樣的困惑，或許是因為我對於自己該採取怎樣的視角顯得猶疑不定吧。我一直在想，到底需要有哪些思想準備才可以理解錢理群？
之前翻這本書的時候看到這段覺得很有趣，他的家庭組成竟然這麼特殊，但那時候閱讀的感覺只是新奇，沒有其他太多感覺。這次閱讀，因為上學期聽過賀照田老師的課，才知道這樣的組成，以及錢老師經歷的這段歷史（主要是文革）有多麼可怕，多麼痛苦。文革是一個多麼「罪惡」的東西，在38-39頁的描寫其實很觸動我，對我而言文革是不可理解、荒謬的，但看了錢老師的經驗還有其他許多材料，能夠想像文革真的發生過嗎？能夠想像那些都是真的嗎？我仍覺得困難，舉個例子，我們今天看到「牛鬼蛇神」四個字，就竟是會不寒而慄，還是會想起迪士尼卡通中的牛魔王造型呢？
在第四章一開始提到的賀照田的文章，其實上個學期也讀了，那時候只是知道了大陸當代知識界存在這些問題，但從沒有「幫他們」想過要怎麼解決這些問題，當然也不曾思考過要解決這些問題有多麼困難，但現在跟錢理群對80-90年代知識份子狀況的描述結合起來，好像比較清楚了。
或許，也可以把「錢理群的錢理群研究」改為「錢理群的知識分子研究」。
問題：他對自己的幾個描述我覺得大部分可以理解，但有一個我不懂，「有明顯缺憾的學者」[24]，這裡的缺憾當然不只是自謙之詞，其實他是頗帶肯定的這樣說（任何特點都意味著某種侷限與缺憾），但意義是什麼？與強調「多重視野」是否有牴觸？
1. 可參考書目包括：
(1)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聯經2001 年二版
(2)《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 1949-1965 年》
(3)《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 1966-1982 年》
(4)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Mao’s China and After: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第三版，中文版為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
(5)高皋：《後文革史-中國自由化潮流》（此書三冊，分別為聯經1993、1994、1999 出版）
2. 特別是經過了文革、反右運動等等一連串要所有人表明立場的經歷之後，選定立場在很多人心理是有障礙的，洪子誠老師也如此說，他與錢理群同年。
3. 誠如錢理群這裡引述的[117-118]，賀照田的文章中一直強調的就是要回到原本的歷史脈絡去理解與體會，提出內在於歷史與現實中的「真問題」，重新獲得「具體感」。他自己給我們上課時也強調這一點，他認為如果不能理解對象的現實感是什麼以及怎麼形成的，會造成很大的遮蔽，對很多問題的解釋也會變得太過簡單。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
錢理群的魯迅研究 心得(1) 陳幼唐
《我的回顧與反思》一至五講
錢理群對於他自己的成長背景、生命歷程，以及思想脈絡的敘述提供給我進入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精神脈絡的一條取徑，這當然不是說錢理群可以代表中國所有的知識分子，但錢理群絕對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側面。從錢理群的個人經驗可以抓取出一些重要的時間點，例如五四、文革，甚至是八○以降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這都讓我得以開始透過錢理群的生命經驗及學術研究來了解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從錢理群的自身經驗及自我剖析，至少可以得出一個最初的認識：中國知識分子的構成是相當複雜多元的。中國當代知識分子中，出自同一個世代也好(最簡化的左右之分)、不同世代也好(五四精神的延續以及文革所造成的精神荒蕪)，都可以看出他們的不同傳統以及精神思想史上的差異。因此，至少不該過度簡化的認為，好像有一個群體是可以打上一個大括弧，叫做「中國知識分子」的，這可以算是我開始理解當代中國思想史的第一步吧。
我認為錢理群之所以能深入理解當代中國這麼複雜多元的知識分子精神和他的特殊家庭背景很有關係，雖然這麼說有點諷刺，但錢理群破碎家庭的經驗卻相對也成為了他的「條件」，是他得以反思的基礎；並且，錢理群的家庭基本上可說是各類中國知識分子的縮影，所以我認為錢理群能夠因此更加「內在」地理解各類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況。回到錢理群的其中一個切身經驗，一個人居然可以被逼著「自己」去和家人劃清界線、親手撕毀至親的照片，這樣的壓迫及痛苦想必是深深烙印在心靈上的，但錢理群卻也能「將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成為他的治學／人生道路上一直以來的動力所在。然而我要問的是：人人都有錢理群這樣的「條件」嗎？人人都有如錢理群一般深的關懷嗎？我想在中國，人與人間的相互理解並不是這麼容易的，並且我相信過去的傷痕對於很多人來說是太過沉重而不願意再度被揭開的，就如錢理群說的：「這段歷史是血肉的歷史，個體命運和家族命運連在一起的歷史…」 可想而知，身在台灣的我們要理解中國知識分子的內心、進入他們的精神狀況會是多麼地困難。也許，不以一個代表自由、民主的「啟蒙者」自居，已經算是跨出相當大的一步了吧。然而我還是必須問：我們對話的可能性究竟在哪？
我想，是否可以做個大膽的試驗，先把統獨意識形態拋到一邊，將台灣知識份子和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所遭遇的歷史脈絡併在一起看。如此一來就會發現台灣的知識分子也受過類似的壓迫，在某些人心中也存在著白色恐怖所帶來的巨大精神痛苦，至今仍無法癒合。台灣知識分子和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在某種程度上很可能是重疊的，有著類似的命運，在中國大陸的所謂「右派反動分子」和五○年代台灣的「共匪」之間形成了一種有趣的對照。是否有這種可能性，也將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的痛苦轉化為「精神資源」呢？而從歷史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似乎都帶有壓迫性，都有它們專制的一面，而有意思的是，錢理群在後來所做的反省及思考讓他正是「反對一切形式的專制」的。另外，我也在猜想，錢理群是否有將他那批判及反省的矛頭指向「黨」本身？縱使他似乎沒有很明白的質疑共產黨(當然，在中國很多東西都是不能說的。)，但若是錢理群主張知識必須多元發展的話，這個「黨」似乎就非常有問題了。感覺共產黨在中國並非只是一個高高在上的統治集團而已，也許黨不只是高於一切，甚至黨可能就是一切。在列寧主義中，個人的存在可能根本不重要，或者是根本就沒有個人，只有黨，人只是「黨的馴服工具」而已，而工具化的個人正是錢理群所反省過的。 但是中國知識分子到底該如何面對這個「黨」呢？這恐怕也是個難解的問題。
最後，錢理群思想中所謂的「人民」是我難以明白的概念，縱使他整整用了一堂課的時間在探討「知識分子和民眾的關係」。 錢理群在經過了他的思考反省以及和魯迅的對話之後選擇了和人民站在一起，他認為知識分子其實就是人民的一部份，不高於人民也不低於人民，而是屬於人民，但這樣的「人民」在我的腦海中仍然是面貌模糊的，而究竟什麼又是錢理群說的「民間社會運動」呢？錢理群如何看待人民中的階級差異呢？依稀記得在城鄉所課堂上討論到都市社會學的時候，老夏談到中國大陸的學者很難理解「基層」這一概念，他們並不清楚什麼叫做「草根運動」，老夏說：「因為共產黨就是grassroots。」雖然至今我還不太明白這句話背後的涵義，但也許放在這裡也可以解釋得通：共產黨語境下的人民／民間(應是有階級差異的)和錢理群思想至中的人民／民間必然是不同的吧！這個面貌模糊的人民是跨越國家疆界、階級差異、種族藩籬的嗎？這是錢理群的普世關懷嗎？這也是一個可以一直不斷追問和探究的問題。
我的回顧與反思(下) 汪盈利
錢理群老師後半部分開始切他本身最關注的「知識份子精神性」的問題，他在P240頁引用一位讀者和他的通信內容，區分了在理想要邁入現實轉移裡的「精神理性」與「實踐理性」，這部分的劃分讓我想到康德的兩種批判，關注的焦點也是在理想上的絕對理性和實踐上的絕對理性，會讓他寫第二部實踐理性批判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就是因為他思索到絕對的純粹理性無法在現實中實現。錢理群也是這樣，從歷史的教訓中歸結到革命、社會運動或是社會變動改造時，理想與現實平衡的擺盪，在把理念的啟蒙主義與理想主義落實到當時代生活時，中間經過的轉換很可能會讓原先的夢想變形，也因此錢理群一直強調要時時保持自己的獨立思考，不被其他主義/領袖/偶像包含進去，失去了自己的批判性。
在書中錢理群時時強調要自我反省與批判，不到二元對立其中的任一極端點，避免被收編，失去批判性，讓我的感覺是他非常注重對現實社會保持敏感度，在指出矛盾點的同時，也反省自我，調整自身的態度，想像是從流動的「中庸」角度做切入，不過我有幾個點感到疑惑，
一、像這樣的方式，是把自己標示成另一個獨立的個體，其中端點的調整，也是依據個人判斷，「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這讓人在做調整時，不知該從何去移動，因為參照仍然是模糊的。
二、就我在道家裡所講的中庸，意思是指人與世界萬物融為一體，是以「道」的觀念過生活，做思考，所以會有中庸，表示過與不及皆不合道，那些調整都是萬事萬物的自我消長。錢理群這邊所講的中庸，調整的判別，不知是否是以「天地」/身為天地中一環的「人」這樣的起點出發？否則，這樣的自我調整，我在想會不會變成「以人為中心」，最後也只能再從歷史看發展，等待時間？
曾芷筠 《我的回顧與反思》ch.6~10
相較於本書的前半部，後半本似乎好讀很多，原因似乎是他所使用的詞彙已經和身處台灣的我們相去不遠。首先，俄國文學中的角色羅亭作為一個典型啟蒙知識份子的形象，圍繞著語言的表演與暴力，並反省自己的姿態，指出啟蒙主義的澎湃理想光芒所可能遮蔽的部份，即：可能使很多聲音無法發出，或是為當權所用，因此陷入了說與不說之間的良心煎熬。值得注意的是，錢在第六章中簡略描繪了中國人近代的精神史，發現像文革這樣理想主義專制化的具現，肇因於中國民族性中的奴化，因此仍肯定啟蒙主義獨立思考的重要性，雖然它可能帶有高傲的姿態，以期能擁有反思的能力。
另外，對於理想主義的反思則圍繞著文化大革命，而從理想主義「轉向」到專制主義之間的過程，就需要深化思考，其中包括了對青春之惡、烏托邦理想實現之困難、對於人民、中國人、鬥爭等的本質性思考，並指出中國知識份子容易陷入狂信的現象。有鑑於此，在理想主義和虛無主義這兩個極端的價值體系中，錢仍抱持著理想主義、卻又不斷採取懷疑的態度。在這兩章中，我發現錢的分析和結論都是立基於思考如何在當代當一個有意義的中國人而發出的，即：他企圖連繫千年傳統和現代化五四之間的斷裂，並以魯迅的思索過程作為界鏡，消解主要在文革中發生的種種矛盾。對於理想和啟蒙這兩者的反思，在第八章中熔於一爐，並化為實際的行動，但這實際的行動必須到歷史與種種後果；不過，錢指出了一種極有意義的知識份子看待自己的方式：思想和行動某種程度上是可分開的，身為知識份子，可以保有獨立思考的純粹空間，來提供現實改造以力氣和理論基礎。
在第九章中，五四時期的性解放觀念也是來自知識份子，而自然人性論中對性慾的強調，在兩個極端中使兩者於生活中並存融合，我覺得提出對自然人性論的討論，和對於個人主義觀念的行程也有很直接的共構，在討論個人主義時，錢理群也標舉出專制主義和中華中心主義這兩大必須終生與之抗衡的意識型態。把這兩個東西放在一起時，它本身內含了中國的邏輯（中國處於一個前現代、現代、後現代並存的時刻，因此對於性的觀念是很兩極的），不同於西方的個人主義，非強調經濟自由和行動獨立，而是立基於某個社會位置，看待自己和自己與國家、全球的關係。中國必須要建立一套自己的方法，將各方思想仔細檢驗，再找出適合中國人的方式。最後的話題一章，可以說總結了前面的思考並化為行動，錢理群爬梳了蔡元培的教育科學制度，認為大學既是一個保留傳統又創造思想的地方，以及北大在近代中國所扮演的批判角色與恥辱扭曲的一面。對我而言，真是看得一身冷汗，能夠有這樣的反思能力和對歷史的包容力，台灣的大學倒是不斷地朝向實用發展，把人文主義傳統和獨立思考功能放在次要的地方，有在做這部份的努力的人可以說很少、也得不到共識，或者是想要推廣人文，就意味著必須用各種方式包裝吸引人進來；和行銷商品相結合並非不好，但可能少了完整獨立的性格，變成一種消費的對象。
《我的回顧與反思》後 林思晴
讀完整本書，雖然不能完全掌握錢理群的思想資源，但我確信五四與文革帶給他許多的啟發與內省，不過對我來說，這兩個事件是遙遠的，並且是難以深入其中，我缺少這方面的資料與背景，所以看錢理群的反省，有時我只能套用在自身的社會中想像。
例如中國大陸當時對毛澤東的崇拜，我也只能把這種情感投射在民進黨支持者對於陳水扁的崇拜上。毛澤東的角色在此書出現許多次，他的化身我抓不清楚，在我看來是個傳教者，同時也是政治家與革命者，他和陳水扁兩人都有群眾魅力，也有類似羅亭的口若懸河，但若真正放在革命的先鋒，就不似羅亭，陳水扁和毛澤東同樣都有不凡的表現，至少是有行動的。我不會把共產主義當成是惡魔或不人道的群體，雖然從小接受資本主義式的思想。毛澤東的確有那個能耐吸引眾人，而他抓到了農民、中國下層民眾的心，該走哪個方向或該走哪個路線，或者最後發展類似宗教崇拜的狂熱，在我看起來是多麼得不可思議，毛澤東已經從一個領導人變成中國多數人的「真理」，不過是不是違背共產黨一開始的禁止偶像崇拜？仔細回想歷史，許多國家發展通常只求看到成效，背後可能缺乏一種關懷，這種關懷不一定是和人有關，更甚者是土地或環境。不過改革對於「人」的影響是非常多重的，錢理群從許多角度去探討，也讓我重新再思考如何把自身投入那種情感中而不顯得突兀與奇怪。
不過我之前很少把焦點放在文革下的一般民眾，他們是不同的個體，許多時候會被化約成一群份子，但這很不公平，雖然我知道可是還是常犯這樣的錯誤。共產黨需不需要階級呢？他們打倒上層階級份子，可是自己同時形朔成另一個階級？就像唐代開始的科舉考試，看起來是階級流動了，可是卻又造成階級分層化，只要扯到權力，我覺得沒有扯的公平的事。那這些個體，會甘心自己被化約成群體嗎？或者說個體間的獨特性就此被打壓，或許這對統治階級是比較好控制的狀況，但對一個人來說，我認為是殘酷的。
另一個我看到的主題是，知識份子如何實踐他們的理想。這種問題每次都會牽扯到道德價值，知識份子常被人賦與崇高的目標。我對知識份子的期待，比較多是在教育上，但我想因每個時代的不同，所為時勢造英雄，或許可以有更多不一樣的期許。但這只是一般學生的一廂情願，我當然希望老師能夠把知識傳授給學生，能把珍貴的人文資源傳承下來，對我來說是受益良多的。但是在中國觀念好像念書就是為了當官，讀書報國的觀念自古以來深植許多人的心中，不過錢理群提到鄧小平時代，他的一番「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理論，的確帶給人很大的危機，這裡錢理群寫得很好，在第八章「關於思想與行動的關係問題」，看到了許多沒思考過的想法，不過我要在這裡保留我一些看法，等到後面多念了一些錢理群的文章，我才想把它寫出來。
念完這本，其實我心裡還在思考究竟錢理群內心世界，到底在想什麼呢？每念完一章面貌又會改變，我只能說錢老師真是讓人猜不透，我覺得人性都有其殘缺或不完美的一面，有個學生問他為什麼害怕宣揚他的理念，因為擁有真理的人是無懼任何事的，老師的回答很誠實，也很貼近一般人性，他說他軟弱並且有潔癖，勇於承認自己的不足，但是這樣又會讓我很害怕他的學說，怕會有一種不信任感存留在心中，這是一種焦慮，我覺得學習不是件簡單的事情，我自己也承認自己這次看了錢理群的文章，每每都覺得很有道理，但卻又無法統整成一個東西出來，文章觸及的層面好廣，我只能把這些知識一直裝進腦袋，我沒有可以反芻的東西，就像老師所說，我應該要多讀一些歷史，把這些當作自己的思想資源。
其實我跟幼唐都有同樣的困惑與害怕，我們沒有錢理群拿魯迅當支撐，而且也還掌握不到錢理群到底真正偏向哪些理論，因為我們看起來他哪邊都支持，都能走中間路線，實在是令人猜不透，等我再念多點著作，若還有同樣的問題，我想只得問問錢老師本人的看法了。
《我的回顧與反思》II讀後心得 蘇淑冠
「女性堂吉訶德」的悖論
本週的心得閱讀，試圖對錢理群先生「堂吉訶德」形象論述展開思考。本書第六講核心在於反思「啟蒙主義」。首先或許得從屠格涅夫開始談起，屠格涅夫曾經在一八六○年發表〈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一文，在此篇文章中，屠格涅夫把哈姆雷特和堂吉訶德這兩位西方經典文學人物當作兩個極端，堂吉訶德代表的是天真純潔的理想主義者，一生可以說非常「簡單」的追尋著理想，滿腹熱情如瘋子般天涯海角的追尋；而哈姆雷特則是在光譜的另一端，不停的權衡以及計算「犧牲」所得之後果與代價，在論證了這兩角色後，屠格涅夫問了一個擲地有聲的問題：「是否，相信真理就必須是一個瘋子？或者難道一個能夠洞悉一切、冷靜的分析複雜現實的懷疑主義者則將只能一事無成？ 」在屠格涅夫針對「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的討論之後，我們來思考錢理群先生筆下的「堂吉訶德」有什麼樣的複雜性？
錢老師首先舉出屠格涅夫小說主角「羅亭」，指其具有啟蒙者的魅力以及濃厚的堂吉訶德氣質，認為羅亭所具有的思想、信仰魅力把知識份子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發揮到了淋漓盡致的地步（p.175），但是，錢老師接著指出，走到極致卻也使羅亭限於自己語言雄辯所造成的幻想，忘記了現實世界，產生對語言的幻覺，進而使得語言、說話變成了一種表演。於是，人們雖然一邊接受了羅亭語言、思想的影響，但也實際被羅亭所支配、壓抑，啟蒙主義者由「英雄」轉化為「戲子」，又從戲子轉化成「暴君」，形成「啟蒙的專橫」（p.177）。談完了羅亭負有啟蒙者的堂吉訶德氣質後，錢老師提出了「女性堂吉訶德」這個概念，指的是受到啟蒙主義者或身為堂吉訶德崇拜者的女性，這些女性對於啟蒙者（堂吉訶德們）有著語言的迷戀，而這些女子遭受他們啟蒙後，也「能不由自主地將自己的意志、情感、思想無條件地交出」，「當需要將言詞製造的理想變為行動的時候，被視為領袖、導師的羅亭卻退卻了。一旦進入現實操作中，為現實生活的利弊所趨，現實感要比女性強的男性很快地做出妥協：羅亭露出來他下半身的『哈姆雷特』氣。而娜達麗亞卻一往無前，不顧一切，願意迎接任何困難。」、「女性一旦被喚醒，就絕不回頭。」、「她們才是真正的、徹底的堂吉訶德。而羅亭只是半吊子的堂吉訶德。」、「她們有兩個特點：一是容易生活在幻覺世界中；二是具有行動的極端性和任性。」（p.179），「女性堂吉訶德」在此被賦予更是有實踐力的行動者，是真正能把理想化為不具表演性質的行動，是（屠格涅夫）下的「真的堂吉訶德」。接著，錢老師對「堂吉訶德」形象指出了以下特徵：啟蒙主義的「英雄性」、「表演性」以及內在的「專制性」，以及「女性堂吉訶德」的徹底性與反叛性(p.182)，依據錢老師賦予「堂吉訶德」的定義以及對「羅亭」形象所進行的闡釋，那麼，在這裡，我們似乎遇到了一個奇怪的悖論：口若懸河、辯才無礙的羅亭類似於具有表演性格的「堂吉訶德」，所以錢老師的「堂吉訶德」則不會是「女性」。真正的結果在於，應該不存在「女性堂吉訶德」，「女性堂吉訶德」作為一個願意無條件交出自己意志者似乎就不會是錢理群的堂吉訶德，不會是最後與現實妥協的羅亭（男性）半吊子堂吉訶德（半吊子堂吉訶德究竟還是「堂吉訶德」嗎？）或許我們應該大膽的說，在這樣的脈絡下「女性是假的堂吉訶德」或者「如果堂吉訶德是女性，她就永遠不會是堂吉訶德。」身為「男性」這樣性別的的啟蒙者（堂吉訶德），基於「現實感比較強的男性容易與現實做出妥協」這個前提，真的堂吉訶德應該就不會是「女性」，於是一個悖論的結論就在於：「只有真正的女人才能徹底的也同時是真正的啟蒙行動實踐者」，真正可以不顧一切、絕不回頭的按照理想行動下去，超越（會與現實妥協）的「堂吉訶德」的精神……
錢老師討論文革的毒害時指出，文革造成的問題之一即是進行所謂「理想主義」的教育，把年輕人都訓練成「極端的堂吉訶德」（極端的堂吉訶德又意味著是「女性堂吉訶德」，換句話說，文革的問題是把堂吉訶德們都「女性化」了？），把年輕人都訓練成狂熱的「階級鬥爭的戰士」，當堂吉訶德面對的不是風車而是「十惡不赦的妖魔」，他（她）們怎麼不會揮舞著鐵戈、長矛刺殺過去？文革開始把學校裡的校長、老師都宣布成為敵人，進行嚴格殘暴的批鬥，「『女性堂吉訶德』有她的極端性，你想娜達麗亞一旦發現羅亭是惡魔，她會怎麼樣？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學生殺老師』的暴力，正是以一種血淋淋的極端行事，揭示了『理想主義向專制主義轉化』的可怕」（p.193），這裡的悖論在於，如果說，「堂吉訶德」在本質上所代表的是一種對理想的固執、執著，會拿著長矛天真的偏激、純真的極端而毫不動搖自我的信念，那麼，「真的」堂吉訶德又應該是「女性堂吉訶德」才對，「堂吉訶德應該都是女性」，專制的「女性堂吉訶德」卻也同時帶有令人恐懼的極端可怖性；相對的，（男性、或羅亭式）的堂吉訶德則隱藏著表演的戲子特質，是會與現實狀況有所妥協而失去了對理想固執的極端性，會與現實妥協的堂吉訶德意味著他的「不極端」性格使之失去了繼續與理想固著下去的動力，是屠格涅夫「堂吉訶德」形象的變形，反倒比較貼近羅亭的性格；堅持和固執「理想」的「女性堂吉訶德」則類似暗示其極端性進而走向恐怖專制，這時候「女性堂吉訶德」就不再是錢老師概念下的「堂吉訶德」，否則，我們應該說屠格涅夫筆下如同瘋子般的「堂吉訶德」天真固執本身就帶有恐怖專制，而同時正是這樣，「女性堂吉訶德」才符合這樣的形象，堂吉訶德於此應被去性化才是。錢老師閱讀屠格涅夫作品並把其中人物並置至自身經驗，賦予豐富的形象與性格，「堂吉訶德」的概念卻也因豐富的多重性（專制的、浪漫的、女性的……等等）。「女性堂吉訶德」在政治行動上是等著全力獻身的歇斯底里主體，並成為一種帶有毀滅性和過剩（excess）的否定，是位帶了太多熱情的「瘋子」……當「女性」具有的歇斯底里病徵過渡到「堂吉訶德」上，「女性堂吉訶德」於是也蘊含了其本質上悖論性。
如何用「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來深入理解中國知識份子在不同歷史與處境上內在「理想家」、「實踐家」、「幻想家」甚至「革命家」的真正創傷性核心，甚至是符號性的平行並置閱讀自身與哈姆雷特或堂吉訶德的關連，是個不太簡單的問題。
反思啟蒙──《我的回顧與反思》（下）書後 阮芸妍
這週的閱讀，始於對80末90初啟蒙主義的反思。這牽涉到80年代的重要思想潮流，主張「回到五四那裡去」的啟蒙主義，檢討啟蒙的危險或陷阱，以及是否仍然有用的問題。
上週，我對於錢理群如何評價五四提出了疑問 ，因為在閱讀錢理群的經歷與主張時，一方面感覺到他承繼了五四的某些啟蒙精神，可以看到他不帶預設答案的批判，批判也自我批判的主張，才是更「激進（或基進）」思考的重要工作與價值所在，是所謂「啟蒙」的真正精神。或許對錢理群的這種理解，已經解決了我上回的問題，但是，我總是想起閱讀李澤厚那篇對於80年代啟蒙主義有過重大影響的文章〈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時的經驗，李澤厚在文章中認為，五四之後就是共產黨革命，而且是必要的過程，但是後來救亡（革命）打斷了啟蒙，正因為缺少了啟蒙讓共產黨革命有了缺陷，以至於這個革命失敗（或說受農民革命影響），職此，李澤厚認為，現在就重新推動未竟的啟蒙就好了。賀照田說，這典型的表現了80年代的知識份子的歷史感與現實感，我想問錢理群對五四的評價，就是想知道他是否在檢討80年代啟蒙主義的時候，也站在這個立場上討論呢？
對於80年代啟蒙主義，我想討論的是當中的「主體」樣態。那個時代是很「熱」的，普遍相信大陸能通過改革而達到自我轉化，對國家社會的感覺也並非自外的，在這種背景下提出的啟蒙主義，對於當中的主體是很有吸引力的，在當中被啟蒙的主體，特別能夠投入社會，並且去負擔現實社會的問題，同時，也容易有錢理群在第六章中提出的危險。
他以唐吉訶德與羅亭來討論啟蒙者語言的魅力、表演性、暴力，最後得出「啟蒙的專橫」的概念。使之可能的最重要關鍵，便是與崇高的理想及道德追求的結合，錢理群認為[178]這種啟蒙的專制與獨裁配合時，就會變得更可怕，例如毛的統治。我同意這樣的說法，但我想提一個不同的意見，這是上學期賀老師課上談到「潘曉討論」時指出的問題。潘曉討論是80年代精神的代表，討論的是人生觀與人生意義的問題，這個討論點出一個重要問題，此時對於啟蒙都在抽象概念層次上討論，對於這時候的人來說，日常生活的精神卻是抽空的，被啟蒙的主體無法承載自己的精神問題，反而是毛時代，雖然也是有很多崇高理想、道德的主張，並且以對這些崇高問題的思考，激起崇高情感，用來取消或避談日常生活、最貼近現實的問題。可是毛時代其實很重視對主體的鍛鍊，包括插隊下鄉的勞動，這其實是能提供主體很多具體的方式來面對困境的，這在80年代啟蒙主義似乎被取消了，我認為這是很大的問題。另外，我們當下的狀況似乎是反過來，只重視「民生」問題，而對於崇高的大問題卻覺得都是假的，我自己挺好奇，這種轉變是什麼時候、怎麼發生的？
第二個問題是討論啟蒙是否仍然有用？我覺得錢理群這裡已經提出了非常關鍵的十個問題，對於當中幾個提問我也想接著問下去。這裡最根本的問題應該就是，錢理群說：知識分子的想、說、寫不是絕對獨立自主的，會受到前人思想文字的制約，成為潛在的危險。[184]有一點錢理群在第八章[242]也指出來了，知識分子的無法獨立自主，並不只是受文學傳統影響而已，恰恰是因為知識份子是要面向時代說話的，這樣一來，便要用時代所了解的語言來說話，而且說的是觀眾期待的話，這樣就不得不使用整個時代的框架，我覺得，當選用某一套語言時，不只是遣詞用字的問題，也是思考模式的問題。我還不知道怎樣想像別的可能性，但我還是認為，這種可能性並不在對立的另一方，而是在其內部。我的假設是，恰恰是在一個既內在於整個思考框架中思考，卻又因為某種更複雜的思考層次，讓在當中的思考者能夠有超出此限制的可能。同時我們又能藉著這個思考者的思考，看到那個時代思考框架帶來的困境、侷限，甚至進一步提出可能突破此思考框架的思考路徑。
再來是說謊與說出真實的抉擇[186]，我認為這是非常困難的選擇，幾乎是倫理問題，只是忽然想起常常因某些立場而被提出的「知識分子的良心」這句話，原來如此暴力。
另一個困境是面對苦難，要記住還是忘卻。我想這選擇的困難應該是考慮到怎樣才算負責？還有如何負責？如果忘卻是一種罪惡的話，那麼記住同樣也不對，因為一旦要記住，就不得不把東西定型，伴隨而生的是把其他沒有記住的東西排除了。我覺得這種因為要記念反而把（某部分的）記憶忘卻的壓力，比忘卻本身更困擾著魯迅或錢理群吧。無論是「為了忘卻」的「紀念」或是「拒絕遺忘又不能不遺忘」的「遺忘」，都注定是無法決定的矛盾猶疑。當然，也因此產生書寫與思考的動力。
錢理群一直提到的「壓在心上的墳」，讓我感覺錢理群面對苦難的時候，是站在現在的位置去看過去發生的事情，所以這樣的書寫成為了「追憶」，但是，這樣的追憶之舉，力量方向卻是往後，為的是讓後人記憶。這看起來是傳承記憶的問題，但又因為錢理群談的最後一點：說與寫本身是無力與無用的，說了之後有時反而有害，而且即使說了，語言也有其侷限而無法完全地表達思想，讓這個傳承的工作成為不可能完成之物。
魯迅說：「當我沉默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一方面因為政治局勢的壓迫，讓他無法自由的說話，另一方面也因為要描寫的東西實在太多，內心感受到的情緒太過複雜，無法確實捕捉，「血的真實」難以全數轉換為「墨的書寫」，暴露出語言侷限，但也點出書寫的功能與可能性。錢理群說：「真正自由的思想是存在於一個沉默著的世界裡的。這是人的語言的真正困惑。」[190]知識分子在苦難面前，恐怕無法保持沉默，但要怎麼說才能是自由的？如果知識分子總是面對時代說話，使用的是時代的語言，那麼就必然會因為此種選擇而被限制，怎麼辦？
[199]錢理群談到：「啟蒙的目的是要建立自我與對象的雙重主體獨立性。關鍵是自我的發現。」這同時也是教育的目的，要把人性中被遮蔽的善感激發出來，使人成為自由的、獨立的生命主體。要能達到這個目的，建立自我與對象的主體獨立性，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自我認識，再來才能夠把對象客體化，以自己去理解對象，所以我對於「如何能對有更深刻的自我認識」很感興趣，也對錢理群可以這麼深刻的理解自己的經歷與思想變遷等等感到好奇。一方面想知道他是如何辦到的？另一方面也會想，看得這麼清楚，有沒有什麼問題？
[184]真正的知識份子，是能夠有自己獨立的思想、聲音，並且能啟發我們的獨立思考者。
錢理群的魯迅研究 心得(2) 陳幼唐《我的回顧與反思》六至十講
該如何看待民族主義和國家／國家主義一直都是個令我困惑的問題，就像錢理群一再警惕的，民族主義和愛國情結是很容易被國家主義者給利用的，容易導致專制的後果。錢理群在談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時，反對將馬克思主義絕對化、宗教化，我想這樣的觀點在面對「民族」和「國家」時也是適用的，也就是反對將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推向極端，甚至是成為教條。錢理群的思想一直讓我感覺是模糊、混雜，並且具有開放性的，或者是說，錢理群一直反對任何的絕對與極端，就像他在講中國的「中庸之道」時強調的一樣：這樣的平衡應當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動態的過程 ，因此我認為他至少要是能夠容納異己的。文章中台下學生問錢理群如何看待知識分子和國家的關係時，錢理群說道：
另一方面，現在還沒有到「世界大同」的時候，生活在現實時空下的知識分子，不能完全沒有愛國主義情懷和民族國家意識。不能用全球化來否定民族的獨立和國家利益，對國際霸權主義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當然也要警惕極端民族主義：他是很容易被國家主義者所利用的。
也許正是在面對國際霸權時，民族主義才有他存在的基礎與價值，而一回溯中國、南韓的歷史，也就覺得他們強烈的民族情感是其來有自的了。而國家也是同樣的道理，錢理群說：
儘管大家都在大談「全球化」、「地球村」，但這畢竟不是「世界大同」，國家還存在，就有維護國家主權、國家利益的問題，就不能沒有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這也是獨立的知識分子必須堅守的立場。
我想我接受錢理群的說法，同時也更希望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愛國情懷是防禦性而非侵略性的，在反抗霸權的同時自己也不會成為另一個霸權。在這樣的意義下談「全球化」就不會僅僅只是意味著時間和空間上的縮短了，就像錢理群說的，全球化並非就是「世界大同」，而霸權與壓迫當然也不會消失，反而會藉著全球化形成了以各個國家為節點的巨大網絡，加深了國與國之間的依賴和不平等關係。因此，我認為不但民族主義以及愛國情懷有其合理性甚至是必要性，在談論中國所具有的強烈民族情感時也不能忘記討論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地位，也就是中國國內的問題也許並不只是中國的問題而已，而是牽涉到更多的國家、更多的權力關係，也因此這樣的「國際問題」並非只將眼睛聚焦於中國國內、一味的批判就能解決的。錢理群說中國由於它近代備受壓迫的歷史而具有一種「趕超情節」，所以也就造成了強大國家機器存在的基礎，因為必須要以此進行最大程度的社會動員、將人民最大限度的組織起來 。所以，弄清楚這樣的民族主義以至於國家主義出現的歷史脈絡必定是相當重要的。
當然，錢理群也沒有否認民族主義以及愛國主義的危險性，在這之中魯迅似乎就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是錢理群審視當下的批判資源，是可以不斷地與之對話的。回到錢理群所批判的絕對化、宗教化的馬克思主義，我覺得共產革命縱使是失敗了，但馬克思主義在世界各地也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批判資源，可是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卻是被統治階級給壟斷的，除了黨以外沒有人可以擁有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造成馬克思主義失去了他的活力，而同時我也在想，若是馬克思主義沒有被共產黨壟斷，它能在中國近代史上發揮出什麼樣的批判作用呢？當然也不免感到慶幸，因為魯迅到今日仍然沒有被任何既得利益者給壟斷、被教條化。回到我自身處在的環境來看，在台灣談論「民族」總是曖昧的，而民族主義往往也是被批判居多，這也是可以結合中國的狀況來一併作思考的，在這樣的脈絡下閱讀魯迅，也許能讀出和錢理群處理中國問題時不一樣的東西出來。
另外，對於「中國」這個概念我是充滿疑惑的，顯然中國並不能單純地拿現代國族國家的形式來直接套用，就如同中文的「公共」和public並不能直接的畫上等號一樣，舉例來說，公共多少也隱含了一點父權的味道在。同樣地，在中國自身的歷史脈絡下，到底該如何去理解「(中華)民族」也是令我好奇的，顯然這些概念也都是相當模糊的，但也許試著去了解這些名詞在中國的意涵也可以作為進入中國知識份子精神世界的取徑，也許可以找機會問問中國大陸來的同學對於這些詞彙較為直觀的感受，我想比起胡亂套用西方理論會更有收穫。
錢理群在他的最後一講裡談到了一些他對北大的批判與期望，在這之中當然有很大一部份是在講他對於知識分子的批判和期望，我想這些東西放在台灣的教育體制下也是有很大的意義的吧。(某種程度上似乎都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結果)然而我至今仍然是不願也不敢稱自己為「知識分子」的(那麼做只是一種傲慢而已)，所以也沒有能力去就錢理群對於知識分子的批評上作出什麼更深入的思考，但讀完後至少能藉著錢理群的話提醒自己在看事情的時候盡量從一個邊緣、底層的角度出發，同時也不要忘記思考彼岸世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