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錢理群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漂泊‧困守‧一代人的魯迅觀──《心靈的探尋》書評 阮芸妍
與《心靈的探尋》中熱情又不無痛苦的文字相比，這篇書評實在顯得過分地蒼白無味。我將之推諉於時代。八十年代風起雲湧、思想解放，讓一些敏感而嚴肅的思考，更有可能伴隨著焦慮、困惑與掙扎被呈現出來。錢理群作為八十年代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他的思想、生命經驗與研究，緊緊扣住其身處的時代，一九八八年出版之魯迅研究代表作《心靈的探尋》，與王富仁《中國反封建革命的一面鏡子——《呐喊》、《彷徨》研究》及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同為八十年代魯迅研究最傑出的成果。
《心靈的探尋》大膽提出「我之魯迅觀」來接近魯迅思想、文本，強調以「心靈辯證法」將「個人」、「民族」、「人類」的魯迅統一於「二十世紀中國與世界」之時代性基礎上，這與錢理群提出「二十世紀文學」概念的主張相關，意圖打破將文學史等同於政治史的觀念，一方面回到當時的思潮之中來理解魯迅的思維特點；另一方面突出「個人」的魯迅，把情感、性格、心理素質、思維方式等只有通過「主體」才能體會的要素納入參照，形成一種由魯迅之主體精神樣態出發的研究路徑，試圖擺脫過去研究以政治立場解釋造成的困境。因此，錢理群強調研究者可以從各自的主體經驗與魯迅相遇，重點不在於否定他人對魯迅的理解，而在於研究者如何以各自的角度接近魯迅的某一面向。這種強調研究者主體能動作用的方法，首先要對研究對象有所認同，而當中牽引著錢理群去接近魯迅的，便是共同而強烈的「歷史中間物」意識，這也是八十年代魯迅研究提出的關鍵概念之一。
錢理群由其業師王瑤的「典型現象」方法論得到啟發，提出「單位觀念」、「單位意象」的研究方法，認為要「回到魯迅那裡去」就必須承認魯迅自己是一個獨立的世界，有自己獨特的思維方式與內在矛盾，也有獨特的情感、表達方式與藝術追求、藝術表現，要能夠從作家在作品中反覆出現的詞語入手，找出作家獨有的「單位意象」、「單位觀念」，然後對此進行深入而多層次的開掘，揭示內在的意涵。這樣的研究路徑著重的是回到這些關鍵詞的原生型態，回到思想文學發生的原點展開討論。《心靈的探尋》中，錢理群便從《野草》裡挑選出幾組魯迅特有的「單位觀念」，用以作為每一章節的標題：「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於天上看見深淵」、「於無所希望中得救」、「先覺者與群眾之間」、「叛逆的猛士與愛我者之間」、「生與死之間」、「沉默與開口」……。這些標題幾乎都是對立的兩個概念，魯迅的身影在中間徬徨不定、上下窮索，此種主體的生存狀態便與前述之「歷史中間物」的主體位置標定有密切關聯。
錢理群認為：「無論是20世紀古老中國向現代中國歷史縱坐標上，還是在由國別文化的封閉體系向世界文化開放體系過渡的歷史橫坐標上，魯迅都處於『歷史中間物』的位置。 」替魯迅的「歷史中間物」意識拉出了一條歷史的橫坐標，將魯迅放在二十世紀中國與世界的衝擊、融會、隔離中來理解，而這個位置卻也成為他一切矛盾的來源。錢理群指出魯迅之「立人」思想，有一條「先覺者的個性解放→國人的個性解放→立人→立國」的進程，做為中間物的先覺者必須承擔雙重歷史使命：「一方面謀求自身個性的自由與發展，一方面啟發國人的覺悟，『用無我的愛，自己犧牲於後起新人』。這樣，魯迅就提出了一個以進化論為基礎的、『發展自我與犧牲自我互相制約與補充』的倫理模式。 」發展自我與犧牲自我成為知識份子、「歷史中間物」的雙重任務，且尤其強調「自我犧牲」的選擇。根據前文，此動力似乎是來自「進化論」的概念，因為將來必勝於現在，於是要為後起的青年犧牲，但錢理群卻又做出修正：「在魯迅為青年的『犧牲』裡，存在某些偏頗，這是連魯迅自己也不否認的。過去，我們常把過分地忍讓，忠厚，以至忍辱負重，看做是進化論的消極影響；其實，與其歸之於進化論，還不如說這背後仍然隱藏著傳統的『鬼魂』。 」還舉了魯迅用以描述柔石的這段話：「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只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 」認為這同樣也能用來理解魯迅。他將魯迅「自我犧牲」的內在動力以「傳統的鬼魂」一詞涵蓋。
這個催喚著人「自我犧牲」的幽靈，不僅在《心靈的探尋》中現身，錢理群的其它著作似乎也被它糾纏著。但這個「鬼魂」究竟意味著什麼？錢理群在本書中並未明確闡釋。但我想，既然這是他以「我之魯迅觀」來理解而得出的判斷，那麼若從錢理群自身的經驗與選擇出發，或許能夠找出一些線索，幫助我們理解這個未被明確闡釋的內在動力。
錢理群將「我之魯迅觀」中的「我」，定位為成長於五○、六○年代的知識分子。錢理群生於一九三九年，六○年代是他真正開始研究魯迅的階段，大學畢業後他到了貴州安順，面對物質與精神莫不飢餓的年代，一個專業學校的小教員開始啃起了魯迅，這樣累積起來的筆記，成為錢理群之後數十年魯迅研究的基礎。而後，錢理群的命運又一次發生急劇的變化，由於被定位為「修正主義苗子」、「反革命」，於是被隔離起來，大批藏書遭到沒收，只留下《毛澤東選集》與《魯迅全集》，他就在這樣一個荒誕瘋狂的時代，處於一種屈辱的地位，以混亂的、迷惑的、扭曲的心靈與他的兩位精神之父進行對話。但這已經不是為了學術，而是為了靈魂的超度，在尋求答案的時候，錢理群發現，五○、六○年代中，知識分子曾有過許多關鍵的選擇，參照魯迅對同時代知識分子的批駁，錢理群痛苦而難堪地在當中發現了問題，同時決心面對嚴峻的事實。這些問題一路糾纏著他，從而有了後來一系列對於知識分子精神史的研究，包括《豐富的痛苦》、《一九四八：天地玄黃》、《我的精神自傳》、《我的回顧與反思》及周氏兄弟相關研究等。
特別的是，錢理群並不是一個人孤獨地追尋答案，他在貴州時與身邊一群「民間思想者」，一起閱讀並且熱烈地討論著。他曾對文革後期這樣特殊的「民間思想村落」有過描述：「從根底上說，這是一群『非知識分子』，在肩負時代已經提出的先進知識分子應當承擔的『為社會大變動鎔鑄理論武器』的任務。在知識分子被迫整體性缺席的情況下，這些文化水準不高的年輕人毅然挑起重任，以體制外的民間獨立思考開啟了思想解放運動的先河。 」這些錢理群口中的「明天的知識分子」、只讀過小學或中學的「半大孩子」，成為與他互相攙扶前進的精神兄弟。這段時間對錢理群精神氣質的影響或許更為深刻而重要，他在此時確定了三個座右銘：「一是魯迅引用的屈原的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二是魯迅在〈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這是文革期間發現的魯迅的佚文）裡的話：『永遠進擊』；三是文革中盛傳的是毛澤東的話：『在命運面前碰得頭破血流也在所不惜。』 」都決定了錢理群之後的生命選擇與存在方式。
在貴州待了十八年後，一九七八年錢理群回到北京攻讀碩士學位，並且一步步實現他的夢想：回到北大研究魯迅，講魯迅。推動他的力量，很大程度與魯迅的中間物意識有關，自從開始研究魯迅，他便以其為榜樣，自覺地充當歷史中間物的角色，把「肩負因襲的重擔，為年輕一代開闢道路」視為自己的歷史使命。這種強烈的感受，使他與魯迅的心靈感通，在北大持續近二十年的講課，就是在做這個中間物的承接工作，將魯迅的文本與精神介紹給年輕學子，把自身視為一座連結魯迅與當代心靈的橋樑。二○○二年退休之後，又以極大的熱情到貴州的中學講魯迅、支持青年志願者工作，這種選擇，我想用他對魯迅之雙重性的分析：「發展自我與犧牲自我互相制約與補充」恰好能當做註解。或者以錢理群常使用的另一組概念：「漂泊」與「困守」，更能深刻地體現中間的拉扯，甚至更好地理解他與「北大」、「魯迅」、「貴州」、「中國民主運動經驗」（同時包括反右運動與文革、八九事件等）的關係。
人與某個對象物之間，由於不同的情境而有了兩種既對立又並存的狀態，漂泊與困守。「漂泊者」離開了生養自己的家鄉故土，走上了四處漂泊的道路，卻終將遇到「回來」還是「繼續漂泊」的矛盾；「困守者」則因為沒有辦法離開而留下，他們同樣會面臨「逃離」或「繼續堅守」的難題。
錢理群自認有兩個精神基地「一是被人們稱作『精神聖殿』的北京大學，一是處於中國邊遠地區的貴州安順。 」北大是錢理群生活與研究的主要活動場域，他曾在此經歷反右運動，而貴州這塊土地與老百姓，則在他人生道路最艱難的歲月裡，以寬厚的胸懷接納了他，一起經歷生命的磨難，由此建立起精神的血緣關係。貴州於是對他有了兩重意義，第一是他談起來總是深情而動人的精神家園；第二是與他艱苦掙扎的文革記憶緊緊相連的生活舞台。
如果在北大這個精神聖殿生活，是錢理群其中一種生存狀態，那麼不得不的漂泊便來自離開貴州，這讓他總是把自己定位為「精神流浪漢」，在這漂泊的同時，「研究與講授魯迅」成為他生命的重心。而若回到貴州，是為了消解遠離精神家園的失落，那麼在歸鄉的同時，便須同時擁抱屬於它的一切，這當中必然包含一段深刻且痛苦的文革經驗。這對錢理群來說，也許該被視為另一個「精神家園」（或者「精神資源」，如果這樣比較能接受的話）。它可能不是個要守護的神聖回憶，但仍然是一塊不允許輕易棄守之地，就如同糾纏不去的鬼魂，這讓錢理群在歸鄉的同時，產生了不得不然的困守。在面對困守者「逃離」或「繼續堅守」的矛盾時，錢理群決定負起清理的責任，在掙扎與緊張中，他不只抵抗，而且以更大的力度去分析與研究。於是，我們看到他在「知識分子精神史」之外的另一系列的討論，對於五七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等中國民主運動的批判與反思。
這種能在漂泊中得到安頓，在困守中尋見出路的原因，我想便在於他近年反覆呼籲「認識我們腳下的土地」 的主張中。錢理群由「逃離現象」發現人們對生長的土地與鄉親變得陌生因此疏離，造成了生存問題、存在問題，其關鍵便在於對腳下的土地及土地上的鄉親之間的聯繫。他說，如果沒有了根，漂泊者就會永遠走上不歸路，而困守者雖然在土地上，但不感興趣而麻木時，無法逃離就會帶來巨大的精神痛苦，因此，「漂泊者」只要與土地保持著一種血肉聯繫，他自身就還有依靠、還可以回家；「困守者」如果對這塊土地有感情，就會覺得自己的工作是有價值的，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
面對因負擔了文革等經驗所帶來的困守，錢理群找到了魯迅。他一次次走近魯迅、與魯迅相遇，反覆以自身的經歷向魯迅提問，又透過重新的閱讀得到不同的答案，這種發問並且不斷追問的過程，讓他在追尋生命之根的同時，也將被文革記憶糾纏、似乎被迫留下、遭到遺棄般的「困守」，轉為由對守護物的認識與責任產生的、帶著拒絕遺忘之力度的「守望」。而為了解決因離開貴州而產生的精神漂泊，錢理群找到了土地與人，當他提出「認識我們腳下的土地」時，探問的便是我們與土地及土地上的鄉親的關係，對土地的認識並不只是增加知識，而是累積與這塊土地的情感，建立各自的精神家園。這座家園要蓋得牢靠，一磚一瓦都得講究，於是對自己生存環境的理解、再理解、不斷理解，讓他在重建精神家園的同時，也使原來彷彿被拋在虛空無法靠岸的「漂泊」，轉為在每個暫時停留的具體條件下，連帶著身體經驗落實地做小事情的「澹泊」。
在《心靈的探尋》中還有一段精彩的分析，這在評價錢理群的魯迅研究時較少被注意到。他討論魯迅在《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中對現代喜劇與悲劇之定義：「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 」點出魯迅對「價值」之討論與翻轉所呈現出來的「懷疑主義的否定」：在神聖的迷信被沖垮的最初時刻，首先產生的是價值被毀滅的悲劇式悲哀；但當走到第二層時，就會發現那些神聖的迷信其實是無價值的東西，從而得到翻轉，成為喜劇。錢理群認為，魯迅的小說世界中充滿這種悲劇與喜劇的雙重性，這樣的意識最後也歸結為對自我的審視與歷史否定。當魯迅將「自我」置於社會、人類、宇宙的無限空間中，就顯示了自我的有限性與短暫性；另一方面，這也意味著「自我」已參與在永恆的歷史中，因此能產生一種新的價值與意義。錢理群將以下段落作為全書總結：「面對歷史的必然，自我犧牲使命的強烈意識與自我消亡命運的清醒觀照，使魯迅深深地陷入了歷史的悲涼感之中。但他以更大的精神力量從中掙扎出來，坦然迎接自己的死亡……在個體必然滅亡的歷史悲觀主義中蘊含著人類進化、發展的歷史樂觀主義。這正是魯迅的悲劇意識與喜劇意識的本質。 」這種「個體之必亡」的悲觀與「人類之進步」的樂觀，造成悲劇與喜劇互相滲透的複雜關係，不只側面描寫了魯迅的生命哲學，同時也折射出錢理群將自己燒在裡面的自我定位。
時代一次又一次的將價值轟毀，帶來悲劇與喜劇交替的展演，造成錢理群及其一代人的漂泊與困守。然而面對受權力強迫的遺忘，錢理群卻選擇承擔，原因便在於他認為，這段歷史「是血肉的歷史，個體命運和家族命運連在一起的歷史，我更關注的是歷史事件對個體及家族心靈世界的影響，關心的是人而非事件，這也包含了我個人的痛苦經歷與體驗。 」於是當他做為一個學者重新面對歷史時，便不得不問：「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會導致這樣一個結果？我苦苦探索中國這一段分離的歷史是怎麼造成的，它留下什麼教訓，我常常為『它會不會重演』這樣的問題所纏繞，驚恐不安。這是我的研究的一個強大的內在動力，是我還不清的債。我如果解釋不清楚，就無法去見地下的父兄。 」就是這樣來自生命急切的探問，讓他踏上了負起清理責任的道路。他的學術與他的主體精神發展是同步的，對學術的探問源自生命的掙扎，學術上的開拓讓自我生命得到昇華，從對外部世界的追問，回應自我內心世界的逼視，用以回答「我是誰？我何以存在與言說？」這最終的問題。
心靈的探尋仍然只能在每個人各自的工作中艱難地展開，但若我們能在前一個思想者停下來的地方繼續往前思考下去，那麼我們即便不能如錢理群那樣，自覺地站在邊緣位置，用自己的方式，說時代中心的話語，或寫出他與他那一代人的魯迅觀，至少也能夠回應他在《心靈的探尋》引言最末提出的要求：「閱讀本書，並且發言。 」
1. 錢理群：《心靈的探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引言頁6。
2. 錢理群：《心靈的探尋》，頁79。
3. 錢理群：《心靈的探尋》，頁81。
4. 魯迅：《南腔北調集‧為了忘卻的紀念》（1933），《魯迅全集》第4卷，頁497。
5. 錢理群：《我的回顧與反思──在北大的最後一門課》（台北：行人出版社，2008），頁86。
6. 錢理群：《我的回顧與反思──在北大的最後一門課》，頁87。
7. 錢理群：《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8），頁195。
8. 錢理群：〈認識我們腳下的土地〉，收錄於《漂泊的家園》（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8）。
9. 錢理群：《心靈的探尋》，頁244。
10.錢理群：《心靈的探尋》，頁253。
11.錢理群：《我的回顧與反思──在北大的最後一門課》，頁32。
12.錢理群：《我的回顧與反思──在北大的最後一門課》，頁32。
13.錢理群：《心靈的探尋》，引言頁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