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錢理群
出版社：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出版日期：2008年08月01日
ISBN：978986846010
我的精神自傳(上) 汪盈利
上次老師說在閱讀中有些啟發可以寫寫，所以我試著寫寫，不過真的很多，所以我挑著寫寫。
自己閱讀的啟發:
一、錢理群老師本身做人處事，生命態度的特殊性
(一)
這週閱讀的上編〈我的精神自傳〉，其實已經說明錢理群本書的主義(本書名《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前三篇交代他的背景和研究起源，後四篇開始講述自己的對整個中國歷史轉變的參與與反省，不過大抵上來說這七篇都是糾結在一起的，都充滿自省。
我想他是勇敢的，面對自己倖存者/參與者/加害者/盲目者/旁觀者的多重矛盾，進行自我梳理反省，這一部分也表達了當時代許多人(至少與他類似際遇的人)的心理狀態，也許因為如此，錢理群特別重視「精神」的挖掘。在外部政治與生存環境不斷轉換的時代，讓他被迫改變或接受當時自己的精神去適應，做為一種不得不的妥協，也因為這樣非自願或無意識的妥協，他永遠背著這些包袱，每每憶起就是一陣痛，但他承受/直視/不逃避，並處理它。
他的研究論述，總是將自己置入其中，如序言第二頁邵燕君說的「主體參與」，從自己整個參與的歷史為起點，一路向上考據歷史發展。負罪與不滿足是他繼續堅持的原動力，很特殊的人。
我想可以化痛苦為資源的人，應該不多，而且心臟還要很強壯。
(二)
邵燕君在序言第六頁所講，我們每一代人都是「歷史中間物」，我很有同感，每一代人對於當時代的脈絡有不同的理解與意義，也都有對未來世界要更好的想像期待，無論是知識份子或是一般民眾皆有。關於這部分，我想這也是錢理群的特殊之處，因為他將自己定位為知識份子，又是一位民間思想的思想者，這樣的定位是複雜的，也比較麻煩處理，因為身分越多其實越不容易說話，我這裡指的是「該選擇怎麼樣的立場說話」，錢理群他有自己一套特別的運作，透過與讀者/學生通信，和回顧當時貴州十八年的日子，交融增加他學術論述的豐富與層次。縱使傷了身體也在所不惜，符合他「永遠懷疑」(學術給他的能力)、「永遠站在弱勢的一方」(民間給他的動力)。
二、閱讀中自己的警惕
(一)
在書中錢理群分析了理想主義/浪漫主義/啟蒙主義的危險，這些都有彼岸此岸化的想像預設，共同有一幅理想世界的想像圖，但從歷史的教訓看來，無論是哪一種選擇，只要過度美化結果的想像，都會變成一種專政/霸權，扭曲了當初的理念，造成大災難。演變的結果如同42頁第三段所說的：「在做夢與殺人之間不斷反覆，好像這就構成了本世紀的一部歷史。」
就此，錢老師有了43頁新世紀的期待:「一個是不要輕易殺人，一個是從容不迫的搞改革搞建設。這看起來是低調，其實講的是人類的常識，希望中國人能夠回到常識中來。」
套句錢理群引用魯迅的話:「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教人活的。」這對我很有幫助，因為蠻多時候，我可能也有預想的美好圖像，再加上過度浪漫化，很有可能變成最後所講的那種「恐怖專政」，不過因為我還在萌芽階段，也因為我還未全心投入付諸行動，所以還沒遇到，這在我以後思考問題時，會給我一點警訊。可能如錢老師利益主義的思考方式，世界上也許不存在完美，我可能是兩權相害取其輕，做到最大的善，最小的惡。
目前是這樣思考，但將來有其他刺激時也許可以有更好的切入方式。
(二)
序言16頁，邵燕君引用錢老師的論述:「二十世紀連綿不斷的政治鬥爭，已經把我們都潛移默化為『政治家』，習慣於用政治家的整體思維與利弊觀來看待戰爭這類官舍人的生命的問題，而失去了對每一個具體的個體生命，對被稱為『蟻民』的普通民眾的生命的最基本的關愛，而對此又缺乏起碼的反省，這是十分可悲的。」
看到這邊我非常同意，甚至非常難過，想到以前念的歷史或是查到有關戰爭，國共內戰、新中國革命等等的資料，上面只有精簡化的乾淨數字，外加「大獲全勝」、「討伐成功」，那一個個死去的人只是一筆筆的數字，沒有血味，在白紙上排得整整齊齊；那些因為政治因素被隔離在台灣海峽兩岸的榮民，滿淚縱橫想家想親人的椎心之痛，也讓我好難過 ... ...，她/他們都是一個個最真實最有血肉的人，但那些眼淚和思鄉之情不是乾淨歷史裡該留存的記錄，呵呵，就算留存，也只是一項記錄，非常諷刺。
如同錢老師一樣，我關心的也是人的歷史，而非政治的歷史。
這在我以後看「人」的敏感度，也許會有更多幫助。
目前先寫到這裡，還有好多阿!!!>_<
《我的精神自傳》上編
「階級」一直是個相當困擾我的東西，將它放在中國的歷史脈絡裡就顯的更加複雜了，就如同魯迅說的，在中國社會裡的每個人既是主也是奴，這和中國金字塔式的等級制度有關 ，造成了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有很強的階級感，也許是因為這樣，毛澤東的階級／農民革命才會在中國找到它的土壤，而毛澤東思想至今仍在中國各個地方持續運轉。但從錢理群的文章中就可看出，新的等級社會也隨之出現了，像錢理群這樣出身自「反動家庭」的人體會恐怕是最深的，我很想知道錢理群是如何看待自己身上的「階級性」的，階級帶給他的精神思想史上的變化／衝擊又是什麼。雖然錢理群也指出了其中的陷阱所在──在階級社會裡，難道人只有階級性，而不存在「超階級的人性」嗎？但錢理群卻沒有告訴我該怎麼樣面對這樣一個階級的社會，怎麼樣面對人的「階級性」。我相信有錢理群說的那種人倫關係裡的「天生的愛」，但在中國能不談階級、不談階級性嗎？而又該怎麼面對革命後所出現的，依照個人出身背景所訂定的「新等級制社會」 呢？然而這些社會中的矛盾又是那麼真實的存在著，這才是最令人痛苦的地方。總之，讀過了身為教師、知識份子的錢理群後，不免也想知道他本人是怎樣理解身為一個「反動份子」、「上層階級」的錢理群。
將知識份子放在中國社會結構的歷史脈絡裡就更顯得有趣了，因為自古讀書人就是高人一等，若要奉獻點什麼，也是透過層層的科舉制度去當官，當「國師」，知識份子在歷史上都是居於社會結構中的上層的，也許這樣的過去還未被好好清理，有某一部份被當代的知識份子承繼下來了。所以我想我多少能理解那些將自己無條件交出，拋棄獨立思考的權利，相信自己是「有罪」的知識份子，因為我也常常覺得，待在這樣一個「上層階級」的位置(不過我不是知識份子，是布爾喬亞)，連僅僅是在課堂上對下層人民表達關心都好像都是那麼地虛偽和矯情。錢理群這本書第五章的標題叫做「真的知識階級」，而知識階級是一種怎麼樣的「階級」，就讓我覺得有點模糊了，雖然後來錢理群又將其正名為「批判的知識份子」 ，但古代的知識份子當前的知識份子間，應該還是有某些連結的吧，所以在當代知識分子身上或許也能看到一點古代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和精神結構的影子。我想，階級這種東西是丟不掉的，對我來說階級是無法避開也無法超越的，就好像在台灣不能以一句「我們都是台灣人」將一切的不平等和壓迫帶過一樣(雖然有時候好像還真的可以)，階級在我的讀書路上應該是必須不斷去面對的東西，而錢理群好像就沒有這樣的問題。雖然在台灣，階級上的矛盾也的確沒有在中國大陸來得強烈，但要說出自己和「人民」是站在一起的卻還是那麼困難，也許這正是錢理群厲害的地方，也可能這是他本人經歷了這麼多事件所得到最深的體悟(我想貴州經驗在這個層面上是重要的)，他能說出自己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恐怕是理所當然的事吧。
我覺得錢理群所講的東西，不管是唐吉訶德和哈姆雷特也好，思想和實踐的矛盾也好，都是他生命中最真實的體悟，但我讀了之後除了同意外卻也有一種「不能如何」的感覺，因為處處都是是陷阱，一不小心就會走向專制集權主義，但是錢理群卻也沒指點出一個明確的方向給我們，這樣只留給人更深的痛苦，就好像奴隸突然發現自己是奴隸卻無法改變現狀一樣。當然，錢理群自己也說他並不是個「精神導師」，同樣的，錢理群自己也不知道路該如何走下去，我想他還是會引用魯迅說的：就算一開始沒路，人走多了也就變成路了；縱使彼岸在此世看來仍是如此遙遠，自己仍可以化為孕育彼岸世界的土壤，盡一個「歷史中間物」的本分。但我想錢理群仍然是特別的，他有這樣的能力，縱使我不知道他的能力究竟來自於何方，而我仍是需要一個精神導師的，同時卻也在這樣一個無所為之的情況下，漸漸變成一個憤世嫉俗的人了。
1. 錢理群，《我的精神自傳》，頁77。
2. 錢理群，《我的精神自傳》，頁69。
3. 錢理群，《我的精神自傳》，頁168
《我的精神自傳》前 林思晴
其實把上本《我的回顧與反思》讀完，心裡是混淆不清的，你知道錢理群明明白白把字寫在上頭，但就是搞不清楚他為何會這樣想，我總是把人先預設的太複雜，但我認為這並沒有不好，反而錢理群他是有一定的複雜性存在，但重要的是他還保有一顆善的心，當看到邵燕君所說錢理群的「純粹」並不單只是簡單，而是已經太透徹而顯得明白，已經融會貫通了，所以呈現出最單純的一面；此「純粹」加上他的學生對錢理群的看法，讓我重新認識了錢理群，也為才看了一本著作就想批評錢老師自身的矛盾感，我想真的是學識不夠深廣讓我更謹慎考慮事情，不過我並不是想抓住書本稍縱即逝的人性弱點不放，我只是喜歡窺探書的背後，作者的真正性格為何？他為什麼會有這些生命體驗去寫作？這是我認為念一個作家要一直去了解的。因為錢理群在《回顧》書中太讓我兩邊搖擺，這種是個不安的感覺，雖然看到《我的精神自傳》有重複類似的主題，但不知為何就是清晰許多，又回到第一次寫心得的感覺，對於這個人的掌握，又似乎那麼更進一步，我不敢說我對文本內容非常清楚，但我對於錢理群身為一個教育者的立場與心態有更不同的了解。
另外一個「歷史的中間物」，是錢理群最主要的學術重心，而從中發展了他內在的唐吉軻德氣與哈姆雷特氣，這些形成的理論，都與他的歷史背景有相當大的關係，處在一個文革改變傳統知識份子的局面，進退不得又與理想互相拉扯之下，發展了許多現今看起來有缺塊的學術研究，不過這就是錢理群那代人的獨特性，雖然他沒有像更早以前的學者擁有更多中國傳統知識，也沒有非常深厚的英美底子，但這又如何？這反而是一個時代特色，而且更是他的精神資源，他常說「拒絕遺忘」，就是因為痛苦太讓人想逃避，每個人都不願意從不堪的舊事中回顧，但錢理群他要勇敢面對事實，即使是血淋淋的大躍進或鎮壓，都有反省與對話的可能存在，他不害怕去反省，其實這點往下至我們學生，能做到的我想沒有幾個，自己若犯錯總想找藉口推卸責任，或只單純當個教訓，沒有去自省，錢理群在此提供了一個很正面的精神導師。
錢理群提到理想主義只應存在於個人，而這種理想主義也是低調的。在弄清楚可以做什麼與不能做什麼以後，反而不同以往犬儒拿來推拖的藉口－因為做不到阿，所以不是我不想做；錢理群反而更清楚他要的是什麼，這裡也解開了我先前對他的疑惑，既然有這股熱情與理想，那做了什麼呢？而我把非錢理群能做到的「分外之事」也估計下去，也誤解他沒有親身參與過改革，這些點也是我的錯誤理解，聽了這些釐清和錢理群的「為和不為」，有讓我較貼近他為什麼會呈現出一種豁然開朗之感，因為他可以理解他現在做得到哪些，而不是樣樣都要抓在手中才行。知識份子該有所為？有所不為？我想是被眾人矚目的，我認為每個人有自己的關懷點，錢理群對學生確實有種特殊的關懷，也是他心上的重擔，他也對青年學子影響甚大，所以這些惹來黨中央的側目，招致許多麻煩，但越看越覺得錢理群很大膽，趕抨擊北大與毛澤東，我不能得知共產黨的包容底線在哪，我想這也是許多人想問的吧！不過錢理群有自己說話的一套標準：人說話應該有底線，這些底線依此是：一，力圖說真話；二，不能說真話則應保持沉默；三，無權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說假話時則不應傷害他人。這裡也看得出錢理群所有的良善，在政府的打壓下，對他而言是個嚴苛的背景，他要如何選擇自己的方向？當個打頭陣的改革者？可是他的狀況好像又不能說全部的真話，因為這樣被人認為思想有問題，而牽涉到身家安危，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解圍呢？或者說有沒有這個可能與共產黨政府進行另外一種妥協卻不違背自己身為知識份子的責任？
這本書裡，我對「倖存者」這三個字感到有些觸動，也是心得比較多的一章。之前也說錢理群把痛苦當作他的精神資源，而這也是他獨有的經驗，要如何傳達給我們這代體會，我想事一件難事，但我的確有得到些教訓與反思。一個組織要強大發展，必須有綿密的網絡組織，而誰能操控掌握其中的分支，那他必定是此組織的重要人物，共產黨的網，透過家庭、學校深入到每一個個體中，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大義滅親」這種概念已經被散播到人心中，這種民粹力量是非常驚人的，而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所受的屈辱，對於帝國主義的憤恨、資本主義的壓榨已經快到一個臨界點，毛澤東這麼起身一呼，果真掌握大多數中國人的心，但這也是最危險的，你把自己交給你相信的人，說要一起替國家奮鬥為個人的美好未來鬥爭，但最後這股忿恨之氣卻在黨悄悄的轉移他們的權力關係下被犧牲了。魯迅的「食人」說、中國長久以來對於個體人的冷漠，都是值得我們重新關懷每一個人應有的基本生存的最好警惕。
做夢，我認為這是人性不可或缺之事，但不認為它是缺點，但在中國那時突如其來的浪漫主義與毛澤東獨特的個人魅力，給了中國人一個美夢，在P.74有很好的描寫，每個人的情緒是高昂的，但我不認為有時候需要點刺激與美夢，以經濟學角度來看社會，當然有適當的夢是可以促進循環的，不過當沉溺於夢中時，在社會就會產生一種狂熱和迷惑；在經濟上會產生過度的預期經濟，也就是美國房貸崩潰後，一連串的金融海嘯接踵而至，之前人們過度樂觀膨脹，都會造成不好的影響。最後錢理群說得很好：「因為與專制主義連繫起來的浪漫主義有這種群眾民族主義情緒的基礎和社會基礎，所以我們必須警惕，這種歷史是有可能重演的。」(P.75)要小心被有心人把夢想拿來操控，這是最容易接觸人心的做法，但我覺得這是最壞的事，等於是在賤踏一個人的希望，而且控制不好還會變相利用對方，對於統治者來說，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狠毒也很有效的方法去控制人。
中國人常說人生如戲，戲如人生，那我們就竟把自己定位在歷史的看戲者還是歷史的扮演者呢？不過魯迅提及，在當時中國群眾永遠是戲劇的「看客」，(P.76)這裡說在看人與被看的同時，中國人把別人的痛苦當成自己的快樂，同時轉移自己的痛苦；也把啟蒙者當成演員，一切都戲劇遊戲化，從此就顯示了中國國民性的殘酷與麻木。(P.77)我對於這個論點半信半疑，因為文本也沒提太多，我也沒看到太多舉證，只覺得這樣人性真的太黑暗，我能這樣相信魯迅的話嗎？因為我是有些抗拒這樣的說法的。
最後我有個問題，就是我應該如何把自己鑲嵌在學術上？錢理群提到學術是「一種創造主體的生命運動」，同時也是對生命的探討，隨著學術的開拓，自己的生命也不段的向上提升。有時候對學術圈是感到害怕的，那種像精英份子群集的地方，我不知道要拿什麼當作思想後盾，這也是我現在應該找的方向，或許是因為不足而感到不好意思，有時候會羨慕錢理群可以很自然的把魯迅、周作人融入他的生命，好像彼此就是命運共同體，還在大學的我目前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我知識背景太弱，導致會像錢理群被一些人批評：太過於淺白，不過對於錢理群是不公平的論點，因為他內心當然不只這些資源，而且他本人與文章給人的生命力，前者更能炙熱的被感受到；但對於我而言，這是我的弱點，希望在大四可以找到，（或許陳映真也可能成為我的思想參照點，我其實也不排斥）感覺這是人生的一大課題，就像關懷，究竟該往哪邊走呢？
真的知識階級──《我的精神自傳》書後 阮芸妍
最有感覺的其實是邵燕君老師寫的序，2007年夏天，我在北大聽過邵老師講中國當代文學的課，第一堂課她就跟我們提到了錢理群老師，這回讀她的序，加上開始認識錢理群老師，我終於可以理解為什麼邵老師會在第一堂課就要跟我們介紹錢理群了。
我在想，可不可以幫錢老師錄影呢？
錢老師的學術與他的主體精神發展其實是同步的，對學術的探討其實都源自對生命的掙扎，學術上的開拓讓自我生命得到昇華，同時也是從對外部世界的追問，來回答對自我內心世界的逼視，用以回答「我是誰？我何以存在與言說？」這樣的問題。我很羨慕錢老師的這種能力：當他寫《豐富的痛苦》其實是要處理知識份子與共產主義運動之間的關係，這種能知道問題並且知道怎麼透過問另一個問題來回答這個問題的能力，是我很羨慕的，希望可以找到一種方式培養這種能力。（我知道，這就是要多讀書多思考嘛，但是有沒有更具體的方法，比如說該讀什麼書？我們現在讀錢理群的魯迅研究或許就是一種範例？）
可能是現在要寫研究計畫，每次思考「研究目的」時，我總是很掙扎。不過我很開心現在的回答已經不只是「想要畢業」而已，至少還有要讓魯迅成為我的思想資源這個目的，但是，仍然找不到與自己身上帶著的困惑的關係，或是說，我竟然不知道自己身上的困惑是什麼？
我的困惑都是借來的，例如，「我是誰」這樣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其實我也沒有想清楚，但我不知道怎麼發問，才可以幫助我回答這個問題，所以我想，我恐怕要先從更基礎的問題開始想，就是，要怎樣的訓練才有辦法幫助我們去看出自身的問題，然後去找到可以回答這些問題的方式。
贖罪、還債，因為這種自我反省，讓錢老師反過來極度加強對個性獨立與自由的追求。但能否不用「贖罪」來解釋這種動力呢？要把身上的東西排除掉，但可能用清算來解釋嗎？
因為帶著這樣的基本立場，所以錢老師的研究裡，帶著「拒絕遺忘」的力度，[61]提到的「強迫遺忘」，不讓當時人回憶、不讓後人討論，不許學術界研究，不予記載，不進入歷史的敘述，從根本上消滅歷史的記憶。其實這樣才真正讓文革無法結束。歷史必須清算才能讓事件完結，不然它會成為糾纏中國歷史的幽靈。
但我還是想問，要怎麼樣才不會（或許因太過急躁而）辜負了那段歷史？當親歷者試圖把這段歷史保留、總結的時候，該要如何才能為這段歷史負責？這裡說的負責不是負擔行政責任之類的，而是做為經歷者、受害者要怎麼去對這段記憶作紀錄、描述、分析……才能把當中的複雜性呈現出來？流水帳式鉅細靡遺的回憶錄嗎？以親身體驗訴苦嗎？還是要像楊絳那樣冷靜地只談在五七幹校中的日常生活嗎？
如果這些經歷是「事件」的話，那麼身在其中的人必然無法全面掌握、言說這個事件，只有在事件完結之後才能「回頭檢視」，而這是否必然是再現的？必然是事後的選擇？回憶本身就已經帶著批判，而批判的時候必須要拉開一個距離，當我們看到錢老師對自己的經歷進行研究，討論當中發生的事情時，當然是非常可貴的，而且因為他的真誠，讓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他的反思，但是會不會顯得太過清楚了？
另一個倖存者要做的工作就是「要自己去看地底下」，於是他看重1957的民間「社會主義民主運動」、文革中的民間思想者，這都是有他自己親身的體驗感受做為支撐的，或許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也真的只有親歷者能夠進行這樣的研究（這也受限於材料的取得），但我難以理解，因而產生疑問。
對於錢老師可以這麼深刻的理解自己的經歷與思想變遷，我非常敬佩，一方面想知道他是如何辦到的？另一方面也會想，看得這麼清楚，有沒有什麼問題？錢老師的反思都很有道理，邏輯清楚而且相當真誠，可是啊，我還是懷疑這種對個人經驗的反思，是否能夠處理整個事件？當然，[64]錢老師也說，要從個體的苦難體驗與記憶出發，再經過思想的飛躍與昇華，才能超越一己的經驗局限，達到更普遍性的認識。我想問的正是如何從個人經驗推到這種普遍性的認識？
或許是我誤會，但我覺得在這個由個人推到普遍性的過程，背後其實有一個潛藏的限制，似乎「擁有此苦難體驗與記憶」成為思考普遍性的前提，那麼，如何思考「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可以討論文革嗎？」這樣的命題？
當然，跳脫這個之後，我還是相當感佩錢老師選取的特殊位置，我覺得他身上同時存在「知識分子」與「人民」兩種身分（而非自外於人民的知識份子），所以當他在理性的分析時，是同時帶著自己深刻的身體/情感因素的，就如同[43]錢老師講的桑丘，身體的感受有時候比用腦袋思考來得正確，或許正是這一特點，讓我覺得錢老師的反思特別深刻。或許又回到魯迅，他說，真的知識階級是與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我在這裡看到錢老師的特殊性。
[133]談到錢老師的精神界戰士之路，不得不要對抗並且把潑來的汙穢以加倍的力量扔擲回去，但似乎又不得不受困於知識份子的潔癖，每一次的動搖都讓錢老師產生自我譴責，關於人的軟弱。還是回到我這一年來在思考的問題，有沒有可能站在這個「乾淨」的位置當戰士？（錢老師的回答可能是，學者與精神界戰士結合[120]）但是看錢老師的遭遇，恐怕這樣仍是不可能的，那麼，是否要退而問另一個問題，如果真的得進到混戰中，那該有哪些準備？
另外是我很在意一件事情，錢老師一直以二十世紀中國的經驗告訴我們，不能將烏托邦理想給此岸化，這樣會造成災難。那麼，他會如何看待學術思想與現實社會間的關係呢？ 我不知道所謂的批判的限度到哪裡，但是我總覺得，當烏托邦的理想不帶著實現的終極目標（錢老師可能有這個意思，但有時候又說得很曖昧），那這些批判的力度要如何進到現實的社會中呢？[168]錢老師也指出批判的知識份子與社會唯一的聯繫就是批判，而其限度也在此，一但要具體的實踐就越位了，並且走向自己的反面。我可以理解，但該怎麼做？[172]提出區分「實踐理性」與「精神理性」兩種思想，因而提出「還思想予思想者」的命題，這好像也回答了我的問題，但我還是想補充一句，思想家還是要有現實感才有助於對思考對象有深刻的認識，這樣思考的徹底才能帶動實踐家判斷實踐時可能被遮蔽的問題。[又參181]
1. 讀到[176]看到錢老師以思想者立場，介入中小學語文教育時的思考，認為現在教育培養學生不說自己的話，專講別人的話，而他認為，要讓一個人說自己的話，便是要培養一個人怎樣寫作，同時也是培養一個人怎麼做人。讀到這一段，我好像比較知道我自己的問題在哪裡了：如何能說自己的話？透過文學可以幫助我們說自己的話嗎？如果可以，我要問出那個方法。─2009.03.18補
2. 或者如他所說：想大問題，做小事情。仍然是在實踐他思考後的信念，然後更根本的作一些「低調」的事情。這樣很好。
《我的精神自傳》上編 陳炯志
聽到重建精神家園，我的反應是有些質疑的。用錢理群的話來說就是：漂泊一定要有精神家園的寄託嗎？沒有精神家園的寄託就一定是踏上精神的不歸路嗎？精神家園最直接的聯想以及錢理群談認識自己的土地，都較接近一種對於自己所生活的地方的認識與投入。但為何一定都要建立這樣的一種「侷限」的界定嗎？如果這個對於土地的想像與連結是一種更大範圍，例如是一種跳躍的以及充滿缺口的世界圖像。
但這個質疑好像是藉由對錢理群拋出問題而重新回到我身上。為什麼是以這種方式反問自己？為何不是反過來繼續這種懷疑精神家園的侷限看法？我想或許是這個方向有較多有趣的發現吧！小時候因為家中經商失敗，必須要一直搬家與轉學，中間的暫時穩定形式是以各自散居的方式。而大學以後的求學就一直居住在外地。我不知道是否是這種四處移居的方式，形成了對於需要固定於一個地方的精神家園的懷疑。不過顯然錢理群的顛沛流離是更為強烈。大概在我二十幾歲左右，我和父親開始較常回到他的農村故鄉去。在經歷了一開始從城市到鄉村的相對落後的景象衝擊之後，我開始發覺這個地方的有趣與不同，有一種不同的生活型態以及人與人的互動方式。一種更常「弄髒」自己身體，對「乾淨」有更低要求以及受其束縛的生活方式。一種人與人在某種相互「共識」下，人跟人更緊密與頻繁的互動。對我而言這是一種對於人與人之間相互冷漠的打破，但同時也是一種必得如此的互動規範。之後隨著唸研究所乃至有了小孩以及博士班與工作，一年大概只有幾次重要節日才會回去。回去的頻率變低了，但感受的衝擊卻加深了。如果說，對我媽媽而言，鄉下是傳統型權力的施加來源，是一個她不想太常回去的地方，那麼對我這個後來才回去「尋根」的年輕人，我只感受到它的凋零。鄉下的人口特點是，大部分是老人，以及不太會有外來人口移入。這兩個特點在後來偶爾回去，就變成一種強烈的空間圖像。隨著人死了、病了，是哪一間房子空了下來，與街角的雜貨店一間一間關了，這是在城市裡所不會有的空間標示法。但是在這種感受背後帶有一種鄉愁與斷裂，因為過去這十幾年後來補上的感情所產生的鄉愁，也因為現在的時空的忙碌與距離而覆蓋和斷裂，但卻像是被封蓋、收藏與遺忘在角落，卻仍持續發酵的醃製品。或許是對這層隱隱發酵的認識，以及這種「坦承」的閱讀經驗，我傾向於對未知與未經歷持保留態度。或許我正處於與錢理群現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我好像還在探索與追尋什麼的過程，而錢理群則更在意收縮與回饋。
我還不知道如何在漂泊與困守之間定位自身，隨著錢理群談感受到「寂靜」的那一段描述，我比較體會到了精神家園得寬廣意義，以一直以來閱讀他的書寫，我知道他不會，而我也不會有那種把意思侷限的想法。如同最後所說「而鄉村改造與建設運動，則是發展中國家，東方知識份子所關注的問題」以及「今天還要不要堅持理想主義，如何堅持？理想主義者的出路在哪裡？」的這一層全球性思考與行動的問題。
讀《我的精神自傳》 劉雅芳
《我的精神自傳》上編 曾芷筠
此書的內容和《我的反思與回顧》有諸多重疊的部份，但能夠更清晰地看見其思想的理路，正因為他緊扣著「歷史的中間物」此一概念（歷史是由無限中的有限中間物構成，並在這樣的體認中面對缺憾），又不斷問著「我是誰？我何以存在與言說？」所以在各章中，均能針對不同的問題，分層感受到錢理群的焦慮、轉折、以至最終的信仰。例如在論及自己的出生背景及進入學術界的經驗之中，他自決承受著「上下兩代人（還有同代人）」的壓力，站在歷史的斷裂之處試圖縫合；在學術立場上，他既帶著民間野性的又企圖進入學術與言的運用，這在《我的反思與回顧》中已經有一些描述，不同的地方是更細緻完整的資訊，例如對於1957年民間知識份子反專治體制的被消音的抗議，在這裡重新描繪了部份歷史。值得注意的是，錢理群提出了比較晚近的新反思，即：2000年後走向全球化、市場資本主義化、以及若干對於戰爭、恐怖攻擊、文化衝突的思考，並做出一些描述：「經濟開放，政治體制改革嚴重落後」(148)、以及中國知識份子在和很多其他國家交流時，被認為對許多新東西毫無概念(197)。這形成了一個整體性的新歷史情境，即：在全球化各國交錯接軌、互相進行壓制的背景之中，所有的世界霸權(不論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都隱含著極端的種族主義，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民族主義的內容變得相當重要。
在不斷纏繞的反省回顧中，我試圖釐清的是對「民族主義」一詞的運用，這是我覺得錢理群沒有徹底問題化的部份，可能也是因為中國90年代以後對各種路線民族主義的辯論激烈，所以較難掌握內涵。在讀上一本書的時候，我常覺得錢理群的矛盾在於：他很反對專制的民族主義，但卻對於「全球化中中國人該何去何從？」感到很焦慮，似乎既批判民族主義、又堅持民族主義，這不是相當矛盾嗎？我自己試圖區分錢理群的一些可能的用法，並放置到特定的歷史脈絡中。我認為，錢理群的民族主義一詞牽涉到新文學運動以前的中國傳統(文化上)、中國共產黨企圖聚焦和煽動的民族主義(體制上)、以及九零年代以後走向全球化的中國民族主義。對錢理群來說，民族主義是一種自覺的積極創造，包含「民族利益、民族獨立自主」，這裡隱含的是一種全民族應該有著獨立的思想和較自由體制的邏輯，因此錢理群所反對且欲解構的是毛澤東當權時期那種經由體制而來的壓迫改造、具有群眾基礎的民粹主義。這樣的民族主義，僅僅是極權當政者的意志體現，並不具有真正的民族獨立精神，我們可以說，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下，民族主義一詞內含了暴力的民粹主義與階級對立的意識型態，而錢理群是反對這種民族主義的。然而，我只能明確地知道這不是錢理群所贊成的形式，但卻不清楚他心目中理想的民族主義究竟應該如何？魯迅的立人思想似乎是構成民族主義的基本要素，也是區分現代和非現代的標準，這種立人思想並不是單單從魯迅來的，而是深植於數十朝代以來的傳統 (傳統也是民族主義極重要的一部份，但錢理群對於傳統文化在民族主義中能如何發揮作用則無太多闡述)。這是我目前讀到的理解，希望以後能再多讀到關於民族主義的思考。中國的民族主義向來以血統為基礎，漢民族如何處理和其他少數民族、甚至海外華人的關係，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核心議題。漢民族本來就不是一個純粹的概念，但「血統的延續」和「中國疆域的完整」其實是中國一直都有的焦慮，例如現在對於西藏問題、台灣問題的處理態度，都是源於一種對中國疆域完整性的焦慮。總之，我覺得錢理群只提出立人的大概念，有點太抽象，因為民族主義常是針對很激烈的、很政治、很現實的問題來談。
讀《我的精神自傳》 劉雅芳
這本書依然在反省著身為知識份子的問題，錢老師文中提到的在許許多多的兩極中徘徊、未定，似乎都是知識份子會遇到的問題，簡單的來說這些兩極似乎都可以收攏在理想與現實的對峙當中來理解。但是錢老師卻提出了一個問題，將理想現實化或者將現實絕對化都有可能造成一種專制主義。這些部分甚至可能透過浪漫化、詩化或者轉化為革命話語來構築。但是追隨這而來的也許是一個個的身體與心靈的死傷，甚至造就人間地獄。
其中最令我觸目的是知識份子奴化現象的新型態：才氣、流氓氣、帝王氣再加上學術新貴、學霸、文化明星。與其說這是知識份子的自我奴化現象，我不如要懷疑這些人可以視為知識份子嗎？我這樣說也許落入了錢老師所說的道德審判的位置或者反過來說那我何必要當知識份子呢？我選擇當「三才人」、學術新貴、學霸、文化明星這總可以了吧！我何必選擇當知識份子卻又要背負著這麼多價值的反省與自我裁判。或許如同錢老師所說的，要警惕成為「偽士」，要更無情的解剖自己。但我們對自己的無情究竟有多大的限度呢？（或者如果我們就是沒有信仰、沒有精神家園，如何「拿來」？）或者要怎麼與那微小的人性之惡周旋。或者更狂妄的說，所謂的「反思」、「自省」已經在學術生產中成為非常普遍的用語與思考角度了，那我們要怎麼突出它是一件有這麼多複雜的內涵的事情。甚至是反問：我們為什麼非得要？
因為我們大可以說，這些反省、這些精神是錢理群的是魯迅的，但是不見得是要我們的。或者會不會有這樣的聲音呢？反過來咬一口說：對奴化的反省是不是也正在歧視著奴隸的主體位置。當奴隸有什麼不好？奴隸也是人，為什麼一定要選作為知識份子？
以上的想法非常的「反諷」（我必須用這樣的方式將自己的想法逼到極端）。可是，我必須說這是我在讀錢老師的書時，時常出現的訊息干擾，是我的心裡一直會冒出來的聲音。錢老師其實在告訴我們縱使有天堂你也到不了，縱使你不在地獄鬼鬼神神的也會一直出現在你身旁。沒有絕對，唯有中間的猶疑、困惑、擺盪。究竟什麼叫做「對個性獨立與自由的追求」呢？或許錢老師是在批判某些世代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問題，但是在現在，所謂的「對個性獨立與自由的追求」是不是就是「三才人」、學術新貴、學霸、文化明星的推託之詞？我做我的學術、做我的生產、說我的話、寫我的意義，這正是對個性獨立和自由的追求（？！）。（這些微小的想法，就像米飯裡未被挑出的極小的石子，不咬到沒事，一咬到就沒完沒了。就算那飯有多好，也不免要皺眉頭了。）
《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閱讀心得 蘇淑冠
「知識份子」養成術
莫理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曾在其著作《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裡，對於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份子精神狀態與中國歷史處境關係做了一個很重要的發問：「從某種意義上說，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情感的知識份子是當代中國歷史環境的產物，但令人費解的是，為什麼強烈的反傳統意識會與民族主義的追求相伴？畢竟，一般而論，民族主義要求尊重本國的歷史，民族主義者也總是要歌頌和美化本民族獨特的歷史和文化遺產。然而，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卻並非如此。它把傳統的價值觀念和文化當作不適應民族生存的東西而摒棄，繼而又把它們當作中國現實問題的根源而加以鞭撻。」（p.13）回答這樣的問題，藉由閱讀錢老師精神自傳，並擺回五四時期知識份子如何、為何在西方與傳統之間承接與反叛，將是一個適切的出發點，清末面對西方的侵略，中國早期知識份子提出的保家衛國方式是引進西方的思想與價值觀念，同時否定中國傳統對於「現代」的適應性，全盤抗拒中國傳統、儒教文化、思想，也就是五四時期的「反傳統」觀念的源由之一；而五四運動最初主因，在於反抗凡爾賽和約的不平等及剝削，也促成一批知識份子反抗「西方」：「導致『先進的』西方國家會按照民主與科學的原則指導中國的信念迅速破滅，西方老師現在被視為壓迫者，取而代之的是以為西方世界是由不可信、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國家組成的新形象，於是知識份子把目光轉向批判西方世界的西方社會主義理論，轉向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Meisner，18），中國批判性知識份子轉向馬克思主義以及俄國於是似乎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並在二十世紀中期卻以「馬克思主義」之名變形成「專制主義」，成為中國知識份子生存以及精神上的危機，錢老師為此做出了重要的提醒：「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牌號是被一些極左派，即最壞的專制主義的維護者壟斷著，中國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首先要做的，就是和他們劃清界限。」（p.145），而依照這樣的脈絡，錢老師曾積極參與的民間思想者（民間思想村落）更具有實質意義，以當時的知識青年為主體的思想村落，最高學歷也僅是高中畢業生，是「半大孩子」，這樣的組織也促成李一哲、顧准、陳爾晉等一批「真正的精神界戰士」，同時積極呼籲我們必須回到經典馬克思主義，重新展現和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生命力。
我們究竟要怎麼閱讀「自傳」？焦點除了放在錢理群老師精神思想的成長，更重要的是，「自傳」也紀錄那時候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這些事情的發生如何充滿力道的影響個人心理，使得歷史與「結構」因素自然而然落入自己的思想體系中，同時，讀者閱讀自傳的眼睛也因此被化為純粹和客觀的觀看位置，以及引發生命經驗的共鳴，與批判性理論書籍感染和滲透讀者心理有很大的差異方式。或許，如同毛澤東在一九三四年長征後倖存下來，有著「倖存者」情結：一種懷有這麼多人都在長征過程中死去了，我卻還活者，這樣的經驗反倒使自己肩負的革命添加了神聖的性質，產生了類似宗教的獻身式的精神意志，添附自我一種特殊的革命使命，錢老師也是歷經多場變動的倖存者，身歷全體動員的瘋狂與人性扭曲，而這些以政治意識型態、官僚體制、民族情感、國民性交互腐敗與怯弱自恨心理，甚至知識份子在歷次運動軟弱與缺席的原因等，在魯迅這裡得到了很好的解釋，這或許也是錢老師能夠平行參照，並接到魯迅那個腹背受敵的一代生產出的思想之原因。精神自傳中講述著錢老師在中國歷史大事件發展裡堅守知識份子責任，始終如一的投入教育及批判的使命和面對歷史狂潮的回應，雖然錢老師指出不希望讀者們同意他所說、所做的事情，不要一昧的全然的支持他的信想、他的思想，但透過錢老師精神自傳的自我解析與認清，以及大量的陳述自己究竟努力做過了什麼事情，倒也是真真實實的提供某種知識份子的樣態，指出了「知識份子」在行動上與思想上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