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錢理群
出版發行：中華書局
出版年份：2008年12月
國際書號ISBN：978-7-101-06356-1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書評
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研究所 曾芷筠
易經坤卦文言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玄黃是天地黑黃之意，此外又可做生病來解。乍看書名，驚訝於北京大學中文系魯迅研究的學者錢理群竟用這樣一個不祥的詞來形容中國歷史上的1948年，結果貫穿全書的其實是回到當時的真實情況去檢討歷史之所以走向文化專制（乃至文革）的最初原因。「天地玄黃」這個書名除了暗含對於中共文藝政策獨裁專斷的批評，也從二十世紀末回頭去看當時混屯滿盈、充滿無限可能的天地中初成形的一條道路，在描繪歷史的同時充滿了滄桑悲哀之感。
《1948：天地玄黃》是錢理群的20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史的第一部，另外兩部則為描寫50年代的《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和描寫80年代自身做學問與思索過程的《我的精神自傳》。透過《1948：天地玄黃》這本以時間的斷面為軸的書，可以窺見當時知識份子所面臨的處境、抉擇、與精神狀態。近年來，特別是2006年中央電視台所推出的政論片《大國崛起》，使得中國正以世界新強權姿態崛起的感覺結構更形主流；2009年《中國不高興》進一步揭露了這種大國夢的甚囂塵上。在此時此刻，台灣人閱讀《1948：天地玄黃》，不可只化約為：中國資本主義崛起、台灣向中國傾斜的結果；也不可化約為時至今日兩岸緊張關係鬆綁、同文同種的中國人應該重新理解歷史，進而促成統一的思想後備軍。事實上，正因為兩岸的歷史經驗、教養過程是如此不同（這在我閱讀此書中不斷感到認知的扞格、不熟悉中可以獲得印證），而兩岸關係又是如此緊密，因此有了理解的必要。如果把視野跳出政治意識型態的權力消長傾軋，改以知識份子處境的角度觀之，閱讀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從多元轉向極端一致的歷史經驗其實是和學院中的我們息息相關的。它讓我了解到國共對立的政治框架作用於知識形式的影響力，然而知識份子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與空間這個要求卻是共通的。我認為閱讀此書的重要性在於理解知識份子當前共同的處境，去思索自身目前存在的真實情況，以及理解中國當代的精神思想遺產。
1948年，正是國共內戰成王敗寇的決定性關鍵淮海戰役開始的那一年，距離魯迅去世也只有短短十二年。是年，中共政權漸漸取得勝利，以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捩點」或「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錢理群, 12)。在勝利的同時，共產黨針對學校、文藝批評家、雜誌出版等各個制度思想層面實行改造與批判，產生了鋪天蓋地的翻捲。由這一特定年分去看一整個時代巨變，書中描述了以郭沫若和《大眾文藝叢刊》為首、以「人民文藝」為名的領導、或說糾正過程（相對於國民黨所提倡的強調自由與民主的「興國文學」），如何對一批文藝作家進行單一僵化的意識型態檢查。可以說，這是民國初年的五四運動以來，一場以服從共產黨革命為名的思想整肅運動的開端，其中的諸多矛盾、問題和思想遺產，歷史的後果即今日的處境，這之間的差異正是此書想要處理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知識份子獨立思考的權力及空間遭受威脅，以及知識份子的理想主義、民族主義情緒被利用。
首先，本書最特別、也最引人注意之處是他的寫作方式。傳統的歷史書寫把語言當成透明客觀的載具，來描述事實或知識，再賦予一個包含政治意識型態的歷史詮釋。在此書中，錢理群跳脫了這種模式、切斷了敘述的連續性而達到見縫插針的效果：在每個章節開頭，均以五四文人葉聖陶的日記作為鋪陳，他的日記內容涵蓋了當時的政治局勢、自己的評論、乃至生活瑣事與朋友的動向；後面則是錢理群自己揉合了事實與詮釋的歷史書寫。為什麼要使用日記呢？這樣使用有什麼效果？此種文體來對照後面的大事件歷史敘述，相互映照出了時代與個人之間千絲萬縷的緊密纏繞。日記是一種最真誠直截的反應、記錄、表達，又立基於微觀的、彼時彼地的個人視角，有著強烈的個人性、情緒性、真實性。以日記進入歷史書寫，不僅強調了對於大敘述的不信任，也賦予了整本歷史書寫一種宛如繞射、破碎餘音杳杳不絕的殘餘的效果，並以個人處境的日常性來深化、複雜化歷史敘述。這種相互對照的書寫方式讓我們看見了一個歷史敘述的修辭之下，有更多無名、個人的碎片是無法被完整收納進這個框架的。我認為錢理群非常懂得如何操作歷史書寫語言，也完全自覺歷史書寫根本就是一種創作。葉聖陶的日記既在此書中被使用的方式，既被當作客觀的知識、史料來對待，又是主觀（無論錢理群或讀者）想像當時的現場感的媒介。正因為日記這種文體所擁有的一種不純粹的主觀特質，當它被拿來當作歷史書寫的前言時，卻又弔詭地展露一種如實反映外在的客觀性。進一步來說，日記之中所呈現的個人感知世界和後面所描述的歷史事實之間是有許多參差錯落的；個人微觀和歷史宏觀之間的差異雖然是必然的，但是錢理群刻意這樣剪裁呈現入書的時候，我們可以說他其實是要表達一個獨立的個人知識份子的重要性，也是對於官方史觀的不信任。這種具體的臨場感也同時符合了「突入＂一點＂而觀＂全貌＂」、「從一個人看一個世界」的書寫企圖。
作為一種文學史的書寫，本書的寫作方式無疑是特別的。根據後記〈我怎樣想與寫這本書〉，錢理群在寫作本書時是從廣泛接觸原始材料（作品、年表、傳記、回憶錄、日記等等），以描述出矛盾的社會心理和思維方式的變化。立足於此時此地而觀照彼時彼地，並選取那些具有典型意義的細節來烘托，因此這本書雖然如錢所宣稱的是種「報導文學體」，但也因為經過了價值判斷的選擇而無處不是充滿象徵的悲情。例如，書中第四章的開頭放了一張《詩創造》的詩刊封面，「詩創造」三個字是魯迅手寫的字體，在改變編輯方針、傾向強烈反應現實的作品時，這個脈絡賦予了這三個手寫字體一種陰魂不散、相當滄桑的感覺，彷彿魯迅尚未死透的凝視，看著整個時代的文藝類型趨向於單一。這樣的例子在字裡行間不勝枚舉，使得全書的形式感很強，容我作一類比：若以電影來比喻，此書就像一部高度論述的紀錄片，日記先提供了充滿臨場感的畫面，後面的敘述詮釋則是滔滔不絕的旁白。兩相參差對照、互相映射之下，既能觸碰到具體的時代氛圍特性，又能夠獲得一貫的意義。
這個一貫的意義，體現在歷史詮釋的層次上。此書花了許多力氣在為自由主義作家平反，維繫在「立人」的判斷標準上。在第一章〈面對轉折〉中，錢理群描繪了那個時代的基調：整個中國文壇如何從原本看似多元的百花齊放、幾大思潮的交鋒，逐漸被壓縮成以群體、毛澤東思想為核心的非黑即白的簡單對立。作家的選擇，能不能說服自己轉變為服膺服務農民群眾的文學觀、如何轉變，就成為重要的事件。在這樣的脈絡下，昔日相互提攜的好友開始相互檢討批判、反目成仇，中間路線不斷被邊緣化，並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一些自由主義文人如蕭乾、朱光潛、沈從文、永遠的精神流浪漢蕭軍等人在此刻是如何面臨抉擇的？這些人不約而同地保持了忠於自己的獨立精神自由，自然也就在往後遭到嚴厲的批判。錢理群在此書中所做的事情是：重新替他們找到一個可以在共產黨歷史中擺放的位置。例如，堅持自由主義理想抱負的蕭乾，其實主張兼取美國自由主義及蘇聯共產主義的長處、「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並重」的信念。朱光潛也有類似的看法，甚至認為共產主義是「世界大勢所必趨」(19)。此外，錢理群也對於不同脈絡的自由主義者做出劃分，他說他們：在氣質上比較接近社會民主黨，在社會關照意識上他們雖然對社會主義感到親近，具有烏托邦色彩，卻出於自身的地位和利益因而不能放棄個人精神思想的自由。最後，它們孤立無援、被迫作出選擇(19-21)。這裡，錢理群指出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在左派力量已經佔優勢時，這些自由主義作家的客觀影響力所起的作用（即個人的選擇、甚至是談吐氣質）其實是被迫和反革命綁在一起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並不是不認同共產主義，而是在二元的劃分方式下，他們的折衷思想並沒有擺放的位置、亦無法被理解；又，在「只要是非革命就是反革命」這樣激進的操作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只是相對地偏右。錢理群以直接引用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用語的方式，複雜化了他們思想的厚度，其實是重新肯定知識份子獨立思考的空間。這樣的敘述，透露出來的並非革命的偉大，而是其荒謬殘酷、削足適履的狹隘態度。此外，錢理群也提到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在面對革命時的態度其實是具有前瞻性的，正因為個性中的悲觀和懷疑（正是「哈姆雷特氣」）使得他們不能被樂觀看待勝利的人所接受，而成為「民族主義的失敗者」(21)。換句話說，關於自由主義作家為何無法被理解？這只是歷史語境不同的問題，這裡被問題化的對象並不在於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本身的成份，而是其時代氛圍所造成的專制壓抑。這和魯迅的立人思想內涵是一貫的，立人思想強調個人不受壓迫的生存處境，由此可以看出，錢理群對於歷史的反思，基本上是追隨魯迅終極關懷的。
錢理群也花了不少篇幅描述五四時期作為自由主義文人的個人，如朱自清和丁玲。朱自清在1948年所面對的問題是：知識份子在現實中國已經失去了五四時期的領導地位。朱自清是從文學藝術本質和人性出發，因此能不為高亢激昂的革命語言所蒙蔽，他思索著激進的共產文學和人本之間的距離，也正是錢理群精準指出的「調整者」。他像一個標竿，建立起各種路線應如何理解、如何擺放並回過頭來看待自己。他將大眾化的文義宣傳品理解為一種「野氣」的作品，也認為這是時代所必須；他回過頭來看待自身的方式也是誠懇的，他自知身為一個菁英取向的文學研究者，本身就被賦予一些任務，不能輕易被抹除。
為自由主義作家平反是閱讀本書的一個重要線索，若再聚焦一點來說，錢理群更涉及到了整個時代的價值觀和思想如何轉向的過程：五四思想到了1948年，只剩下圍繞著毛澤東思想的革命及人民這兩個概念，其他沾染了不同氣質的概念，都會被打成反革命。五四精神包含了西方思潮、民主自由、科學技術，這些思想內涵的存在有其客觀條件：它是以基本上是以中華民族的生存、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為訴求的。這種國民黨和當時的共產黨共同擁抱的論述框架基本上不能區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因此蔣介石完全是可以置入這個框架內）；在1948年毛澤東掌權之後，訴求改變了，只有全面向工農兵及群眾靠攏、為人民服務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就算你是一個同情、願意理解底層群眾的知識份子，卻有舊社會資產階級的出身，也是成份不清白的。在文學的描寫上，如果不能達到歌頌、崇尚工農兵、為革命宣傳的程度，立刻會被認為是有問題的。例如，像1944年的劇本《武訓傳》，在1950年時被拍成電影，卻引發一場全國大規模的批判，理由竟然是武訓並不是一個發動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好榜樣，而只是因循著、順從著自己卑微的出身，做一些辦學堂的小事情。就連胡風強調個人生命力的描寫都成為被批判的對像。這在今日的眼光看來事令人匪夷所思的，但若回到當時的脈絡，就可以理解：共產黨建構新思想的方式就是批判、排除，剃掉五四思想中不能為新政權所用的異己思想。
這個五四精神在1948年後如何成為有罪的荒謬過程，在丁玲身上可以更具體地被看見：五四時期她是一個進步的女性主義者，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記》是中國女作家很早期刻畫女性情慾的經典，但因為它在形式上模仿了西方小說，加上以個人作為主角的心理描寫，也會被閱讀成資產階級傲慢迂腐的象徵；加入共產黨並被批判之後，創作小說已不是和自己有關，後來的作品《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寫作之前須進行實際田野調查，有了初稿之後必須給共產黨高層審查，反覆修改，作品能否出版也必須靠黨的支持。這樣的作家和作品，完全是為了共產黨的政治目的做宣傳和辯護，創作唯一的目的是服務，不只創作者的創造力被無情的批鬥磨損殆盡，許多聲音也無法發出。
立基於此時此地、承受著歷史的結果，錢理群給出了幾個歷史之所以如此發展的原因：首先是政治上成王敗寇的事實被理解為歷史的必然，符合馬克思對共產主義世界的期待。其次是新的「我們」主體形成。這兩者都勾連了知識份子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中國人容易被奴役的國民性等等，也是錢理群一直試圖描述清楚的對象。「我們」這個新主體概念則是「集體」：「處於這種群體的意志與力量中，個人就會身不由己地做單獨的個體所不能、不願或不敢做的事。這是一個個體向群體趨歸並反過來為群體控制的過程」(59) 。對於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而言，這是一種全新的、進步的語言操作方式，而且相當吸引人，並將作為個人的混濁多元狀態完全漂白、吸納到一個代表真理與勝利的「我們」裡去。相對於中國歷史及五四思想中作為主體的、個性主義的「我」，自然就成為了被批判的對象，例如第五章所描述的東北解放區《文化報》的主編蕭軍，他的形象是相當典型的中國文人：一個永遠的精神流浪漢、特立獨行的衣著打扮、無拘無束地高談闊論……。然而這一個特立獨行的、單純的我，和新思潮以黨為中心的我們是極為扞格、有著根本衝突的。在客觀描述之外，錢理群本身對於這樣的強迫轉向及知識份子命運的變化又有什麼評價呢？他說，郭沫若想「肅清泥巴」的企圖「不過是一個烏托邦的幻想」對於「我們」主體形成過程的研究，錢理群標舉出了這種粗暴的、相互傾軋的語言詮釋權的爭奪，「作為自由職業者的知識份子已不復存在，所有的知識者都成了國家的雇員，他們的精神勞動也被完全納入了國家計劃的軌道」(118)。換句話說，他強烈批評了在這樣的操作下形成標籤化、固著化的主體，同時批評在我們主體形成的政治操作過程之中的虛妄瘋狂。
至於將政治上成王敗寇的事實被理解為歷史的必然該如何評價？我認為這只能被當成一個既定的事實與歷史經驗來討論。以馬克思主義的史觀與社會進程來說，或說對於馬克思的信徒而言，這種轉變或許是必然的，雖然中國社會在未經歷資本主義過度發展之前就已經接受了共產主義的洗禮。現在，也有說法認為現今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立基於文革時期克勤克儉、把個人看成國家機器的螺絲釘的後果。但是這些推論正確與否，可能還需要更長時間的積累與實踐才能回答。我認為應該被問題化的或許不是這種史觀的對錯與否，而是政治的勝利者以一種歷史真理之姿的代言人出現時，所包含的優越感、以及撻伐異己的狹隘心態。
然而，在描述這些作家面臨抉擇的命運時，語氣之中是有著強烈的悲哀的。錢理群說：「知識份子的改造作為新時代主體話語之一，其內在的嚴峻性其實已經表露得相當清晰了」(35)。1948和之後的歷史發展，其實印證了魯迅的憂慮。例如，胡繩等人歪曲地引用魯迅，單面向地強調了後期趨歸於無產階級政治信仰的後期魯迅，挪用魯迅的說法為革命做辯護。錢理群不僅指出這是一種「曲解」，或者說，為了政治意識形態服務的文藝是不可能會獲得堅持永恆反抗、強調立人思想的魯迅認同的。
最後，我想提一些本書引發的我自身處於台灣的知識環境的激烈反思。這是一個認識框架的問題。前文我提及了：認識到國共對立的政治框架作用於知識形式的影響力，然而知識份子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與空間這個要求卻是共通的。這即是說：並非因為處於知識環境相對自由的台灣，就有客觀認識的條件；事實上，延續著冷戰架構的台灣學術界在認識中國時其實是緊緊圍繞著傳統國學、西方來的新批評方法。比如，台灣的中文系最早接受的書寫民國初年新文學歷史的著作，是繼承五四自由主義、留學美國、親國民黨的夏志清所著《中國現代小說史》。整本書就是以新批評細讀作為有系統的方法寫成，這本書不僅讓許多人認識到張愛玲令人驚艷的文字功力，反過來說，許多1945到1949年間的作品對於他而言其實是過於粗糙、樣板，甚至是有些「單調無味的」(夏志清，313)。因此，不同地方的知識份子就有了特定的理解條件，這即是其中一例。同時，一個知識份子又要能夠認識到這一層侷限，進一步找到一個基準點去形成一套有系統的看法，這其實是知識份子共通的處境。
總結來說，此書成功地描述出了歷史當時知識份子的處境和狀態，站在二十世紀末已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語。不過，錢理群仍然維持著一貫的態度，分別與魯迅對話。不難看出，本書可以拉出兩層不同的視野：一層是1948年的歷史現場諷刺地印證了魯迅的焦慮，鮮明突顯了魯迅立人思想的重要性。另一層是錢理群作為一個研究魯迅的學者，站在世紀的交界叩問著知識份子的生存處境問題，例如反思理想主義，戮力為當時的自由主義學者作家平反，並置放自己於全球化的語境之中。面對全世界，中國的官方史觀已不足以應付、處理當今資訊快速流動，社會現象與教條信仰強烈衝突的世界，更不用說這些現代性所帶來的強烈魅惑作用。此書為當時被排除在外的異己思想找到了擺放的位置，正提供了一條道路，使官方歷史之外的個人有了重新被理解的可能。
參考書目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劉紹銘等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錢理群。《1948: 天地玄黃》。北京：中華書局，2008。
探究歷史實體：評《1948：天地玄黃》 陳幼唐
二十世紀不管對於中國還是世界，都是極具意義的時代，在這一百年間的許多重要事件左右著整個發展的走向，而二十世紀同時也是中國邁向現代化的重要時代，發生在世紀初的五四運動直至今日都持續發揮著它巨大的影響。錢理群這本《1948：天地玄黃》正是企圖從1948年窺探整個二十世紀，如同他本人的說法：透過「一個年代」看「一個時代」。[1]
作為眾多論述近代中國的著作之一，《1948：天地玄黃》在其切入的角度以及研究方法上顯然不同其他以往的相關作品，錢理群的操作再再顯示了這本書的特殊性。除了研究方法外，這本書更隱含著一個根本的「史觀」問題，可說是錢理群在近代中國研究上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野。我在這篇文章中，將從論述前理群的研究方法開始，說明他在近代中國研究上帶來的啟示，並試著掌握錢理群所呈現出來的「近代中國」面貌，以及更進一步說明他所謂的「歷史實體」究竟為何？
透過1948年研究整個二十世紀中國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研究者該如何進入時代並論述之，成為一個方法論上的重要課題，而這也是錢理群在寫作本書時必須解決的。要談論錢理群的研究方法，不妨從本書的後記開始看起：
就以這本關於「1948年」的書而言，所要描述的對象，是20世紀史上的兩個時代，一個將亡未亡，一個將生未生，經過殊死搏鬥，作為最後選擇的結果，是1949年一個新的國家(歷史)實體的誕生，一個新的時代(我意欲把它叫做「毛澤東時代」)的開始。[2]
1948這個年代的意義正如同錢理群所說，是近代中國兩個時代的最後交鋒，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刻撞擊出最大的火花，為的是看清二十世紀兩股最大的力量，以及自覺／不自覺捲入時代中的人們所做出最真實的選擇。然而，「兩個時代」的說法在錢理群這本書中某種程度上卻是隱諱不明的：那究竟是什麼樣的時代呢？是國共兩黨爭奪中國統治的歷史，是封建時代之消亡，是五四以降個性主義時代的新開始，亦或是「現代中國」的新生呢？錢理群固然未說清楚，但反之他也並未將那所謂那影響整個時代的「兩股力量」做任何過於本質論的化約。因此，這樣的分析方式可說是帶有張力的，其中摻雜著許多複雜的因果關係。錢理群在章節上以月份做為區隔，以時序來描述一個連續變動的過程，使得兩個時代間的衝突更加清晰明瞭，而時代間擠壓的力量更是直接落實在當時人們的身上的。
縱觀全書，《1948：天地玄黃》無疑是本歷史研究的著作，其中亦呈現錢理群獨到的歷史觀：
歷史是彼時彼地發生的，寫歷史的人是生活在此時此地的，由彼到此存在著一個時間差，這是歷史寫作必須面對的事實，也是歷史寫作能夠成立的基本前提、條件與特點。[3]
也就是說，生活在當下的人們並不會知道他們在彼時的選擇會對未來造成什麼樣的影響，而這更彰顯了時代加諸於他們身上的作用；但研究者的工作也是透過史料，以及根據當下所生活的現實──即彼時彼地人選擇的結果，來把握作為研究對象的該時代。所以錢理群這麼說：
因此，所謂「歷史寫作」實際上是一個不斷往返的雙向運動：既要由此及彼，努力進入歷史情境，設身處地去體察、理解彼時彼地的人(個體與群體)怎樣、何以作出這樣或那樣的選擇，也即某種歷史命題是怎樣產生的；又要由彼及此，毫不迴避地正視與揭示在選擇(命題)展開與實現的過程中出現的一切嚴峻而複雜的事實、後果。[4]
要進入彼時彼地人們的心中，理解他們的主觀精神，又得綜觀全局，做出歷史解釋，這兩者之間「由此到彼，由彼到此」的差別並不只是時空的區隔，更是對於敘述者──研究主體的一大挑戰。對此，錢理群試著在敘述學上分為兩個視角來解決此一問題：即當時人們的視角，以及一個全知全能的歷史敘述者視角。所以整本書中大量使用文本分析，從小說到當下人們所記錄的日記，以文學史、藝術史的角度切入，試圖呈現他們的主觀精神狀態。而在此的研究對象／當時的人們皆為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因此無疑可以說：這本書是有關二十世紀當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的分析著作。接續上述「兩個時代」交替、撞擊的說法，以知識分子為論述對象的分析方法，使得本書既不會是「國民黨敗亡史」，也不會成為「共產黨勝利史」；而1948此一時間點上的選擇也意味著，在大局一片混亂，未來的圖像尚未明晰之時，這些知識分子因著當下最真實的狀況所作出回應，使得研究者對於彼時彼地的理解成為可能，也能以一個有距離的視野綜覽多重力量交會共構的中國近代史。
「知識分子的主觀精神狀態」作為錢理群透過文學文本的主要分析對象，他雖是以文學藝術上的分析進入當時知識分子的主觀精神，因為主觀精神往往也反映在文學形式的選擇上。但這並不意味著錢理群否定客觀物質基礎的影響，全然化約至抽象的「精神力量」上；反之，從錢理群的研究方法上更能發現，在近代中國的研究上，「主觀精神」一直是被研究者忽略，甚至因為違反學術著作給予所謂「客觀中立」印象而刻意迴避的。在此一操作層面上，錢理群縱使使用了一個全知全能的歷史敘述者視角，卻也直截了當地承認一個「敘事主體」的存在，並未否認它具有特定的觀點，以及其所承載的研究主體的特定歷史經驗。所以，錢理群寫作本書，也是在用自己在特定歷史脈絡下的主觀經驗去和時代撞擊：
我想，所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中國人，不論年齡大小(我當時只有九歲)，也不論境遇如何、扮演什麼角色，『1948年』對他們都是一個終身難忘的記憶。兩個時代交替的歷史巨變，逼迫每一個個體、家庭與集團都必須作出某種選擇，並在以後長歷史階段理甚至延續到今天為當年的選擇承擔後果。[5]
研究主體是有其限制的，但不同主體同時卻也以不同方式在和時代做接合，且「主體」並未受限於個人，它可以是個體，是家庭，是集團，也可以是民族與國家。可以說，錢理群以他個人的實踐打破了學術著作「客觀中立」的神話，將往往隱藏在論述背後的主詞──研究者揭示出來，不迴避研究主體本身所帶有的侷限性，承認「觀點」的存在，並用他自己的角度去理解1948，理解「天地玄黃」的二十世紀近代中國。
II
作為本書主要的分析對象，「知識分子」一直是個模糊的辭彙，不同於歐洲脈絡下的知識分子所帶有的「公共性」，中文語境下的知識分子通常都是「學而優則仕」，和當權集團劃不清關係。儘管如此，「知識分子」做為一個概念，仍是鮮少人質疑的，也因此往往被本質化看待。然而，錢理群在書中所呈現的知識分子並不是如此，書中的主角──知識份子無疑是多元異質的。具有差異性的知識分子使得研究角度更加多元，豐富了錢理群所欲探究的歷史本體，我在此將試著從錢理群文中此一多元化的知識分子形象，說明其在研究上達到了不同層次的分析效果。
首先，多元異質的「知識分子」可看出理論框架所看不出的複雜真實狀況，「異端」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證明。在本書中的時間架構上，以共產黨的角度來看是逐漸邁向成功，創造它所指向的新中國樣貌的，那或許是一個階級革命的中國，但蕭軍的存在正說明了每個人對新中國的想像是不同的，在共產黨內亦然，更甚者，支持共產黨的人所認知的「共產」並不必然同於主流論述，自然也不會是教條的馬克思主義。錢理群在文中將蕭軍形容為「永遠的精神流浪漢」：縱使在當下選擇了共產黨，但蕭軍仍堅持自身擁有獨立批判的權力，可以作出自覺的選擇，這和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方針是相違背的，同時也是不見容於當時的時代氛圍的。蕭軍的例子揭示了複雜的真實狀況，而他最後的離去除了是自覺的行動外，同時也是為了堅持原則而不得不然的，這也是時代運轉的力量落實於個人身上的結果：縱使是具有特殊性、自覺思考的個體，在大時代下卻也如此被捲入那似乎是早已決定的方向去了。在此，我試著指出另一個較為隱諱的敘述觀點：隨著時間的推進，知識份子的思想空間是越來越小了。從蕭軍和沈從文的身上看到，時代加諸於知識份子身上的力量使得知識分子們從「自覺的選擇」逐漸成為「不得不選擇」了。所以，錢理群在描寫丁玲等人在1948年末的「勝利」時也是相當耐人尋味的：這究竟是誰的勝利？
除了異端外，多元異質的知識分子也呈現出他們在「位置」上的不同。就如同學院中的梅貽奇和身在延安的丁玲，兩者所處位置不同，在具體實踐上也是不一樣的。每個個體受結構上的限制，會對現實作出全然不同的反應，與社會接軌。然而，也正是因為處於那樣一個情勢不清的時代，知識分子才會擁有如此多元的實踐。相較於當時，今日對於知識分子的想像幾乎停留在學院內，相較之下是狹窄得多了。
知識分子的異質性也決定了他們對於五四有著不同理解與傳承。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影響近代中國的最重要事件之一，而書中所呈現的五四論述顯然是多層次的，同時也被不同程度地承繼下來了。因此，可以說單一觀點的五四意含和其影響，在現代中國的理解上是遠遠不足的。五四論述中，究竟什麼樣的部份為當時知識分子所用，也表現了當時的真實狀況與時代氛圍：五四的個性主義部份在很多時候，尤其是在面對共產黨「黨領導一切」的指導方針時，再再顯得它是如此地不合時宜。書中胡風所自覺捍衛的五四傳統便是最好的例子：
五四「以意識鬥爭為先鋒的社會鬥爭，那基本內容就是使人民底創造歷史的解放要求從『自在的』狀態進到『自為的』狀態，也就是從一層又一層的沉重的精神奴役的創傷下面突圍出來，解放出來，掙扎出來，向前發展，變成物質的力量」。[6]
在「人民」被共產黨理想化、彼岸化的情況下，胡風所堅持的五四啟蒙主義傳統最後也得面臨悲劇性的收尾。
前述所提到錢理群在全書章節上呈現出的時間順序，在此也因知識分子的個別條件不同，而呈現出他們各自不同的轉變：在本書中最重要的即為知識分子面臨時代力量下的主觀精神轉變。作為一本描寫知識分子精神史的作品，往往可以看到知識分子自覺地拋棄或是接受某些東西，就如同延安的知識分子們所放棄的個體性與自由般，都是有歷史意義的。錢理群所呈現出的知識分子主觀精神，是動態的而非任何過於化約的本質論。
最後，錢理群筆下的知識分子們並非唯一個個抽象形容詞的集合體，而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們都是當時生活在中國千千萬萬的人們的一份子，從知識分子在當時如此多元、複雜的位置與實踐，就不難具體想像當時中國的情況了。是的，一個新的時代即將誕生，然而那到底是什麼樣的時代呢？眾人所期望的「新中國」必然到來，但它的面貌卻又是模糊不清的，郭沫若和胡適的想像，竟會是那麼地不同，然而時代最後的走向，卻又不是知識分子們所能完全掌握的了。
III
錢理群在《1948：天地玄黃》上所做的嘗試，除了能以更多元的角度來檢視歷史外，作為一本歷史研究著作，本書的研究方法與視角所帶來的啟示，同時也是其他類似著作相較不足的地方在於：重新去理解那些被去歷史化，架空於現實的理論範疇，並添上主觀精神的情感以及慾望。如同上文所提及，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看待「共產主義」必然不同於教條馬克思主義，而具有當時歷史社會條件下的特殊性以及最符合現實的操作方式的。也就是說，諸如「共產主義」等的理論範疇，在和中國社會接合時，也必然有所調整，這也意味著在解釋二十世紀中國時，硬套理論絕對是行不通的。文中曾提及「共產主義」在中國之所以能成功所具有的情感基礎：
蕭軍在這裡傳達了一個重要的時代信息：當年共產黨人與革命者正是以類似「聖人」的道德純潔性而贏得人心的；當然也可以說這實際上是一種主觀的期待(因而不免是一厢情願的)，但誰也不能否認這乃是那個時代善良人們的由衷之言……[7]
所以，人們支持共產黨也不盡然是因為什麼無產階級革命的期待，然而光是使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論述，又該如何說明這種情感上的道德基礎呢？「由此及彼」經過歷史化的主觀精神分析在此的重要性立見。以最明顯的例子來說，「自由主義」在台灣脈絡下明顯是過於狹窄，並且是抽象化的。在書中可以看到一個從「政治上的自由主義」過渡到「思想文化上的自由主義」的過程，這也說明了，在特定歷史時空下，自由主義是會有具體指涉的，然而卻也逐漸退守為堅持一個「批評的精神與一個容忍的態度」[8]了。同理，「民族主義」亦然：「民族」在那樣的時代，所指涉的究竟是什麼呢？又是如何被操作、被想像的呢？這都是需要被歷史化，作出彼時彼地的想像的。在錢理群的論述中，可以看到當時人們最真實的熱情與焦慮，而這些都深刻影響著處於時代交替中的人們的所有選擇。
對於現存秩序的想像，同樣也能透過以一個具有歷史縱深的主觀精神研究來探究其情感基礎。在書中曾出現過對於美、蘇的批判，開啟了另一條不同於今日的想像：
美、蘇兩大國究竟誰構成對中國獨立，生存與發展的威脅？這首先是一個牽動民族感情的敏感問題，同時又糾纏著意識形態選擇與對國、共兩黨的態度，在知識份子中引起分歧是自然的。[9]
既反對美國侵略，同時也反對蘇聯對於中國任何形式的威脅。所以，中國和美國、蘇聯的關係並不能全然以共產／非共產解釋之，而從此可以看到近代中國所具有的「反帝」基礎，如此所呈現出的世界觀也是足以給今日作為參照的，同時反思這些不同於今日的軸線的傳承：「反帝」傳統在今日為何沒有被承繼下來，又如何納入我們的想像之中？可以得知的是，歷史並不是單線演化的。所以，並非將主觀情感抽離就是「客觀中立」；論述也不會因為帶有情感與慾望的分析而顯得沒有價值。如同「反帝」傳統，這正是所謂「客觀中立的科學研究」所不能解釋的。錢理群在書中有分析到中國新詩派與七月派之對立時，作出了下面的論述：
他們認為，「現代文化」的日趨複雜，現代人生的日趨豐富，直線的運動顯然已不足應付各個奇異的現代世界」，由此而產生了抒情方式的變化：「放棄原來的直線傾瀉而採取直曲線的戲劇性的發展。」[10]
就連對「現代」的想像也都是多元異質的，那今日我們所謂的「現代」又豈能是單一、直線的呢？
總結以上，在錢理群於書中的具體操作上可以看到的是，任何理論範疇都不能單獨來談：它們都是互相指涉、影響，並且在特定歷史時刻有具體內容的。也就是說，共產主義、民族主義，以及建立現代國家的慾望在某種程度上是重合的，是交互共構的。如此複雜的東西是用理論難以分析解釋的，而這又怎麼能僅僅是在政治層次上的問題呢？在提到知識分子對於西方資本主義文化與文學的高度警戒時，錢理群以帶入主觀精神以及歷史化的分析作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詮釋：
這裡內含著雙重疑懼：既表現了長期處於西方世界包圍中的落後國家的民族主義者對西方侵略(包括文化侵略)近乎本能的警覺，又顯示了長期處於資產階級對抗中的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異己感與不潔感。[11]
民族主義和階級意識在此構成了對於西方的雙重疑懼，其中所顯示的是對西方根本的不信任，而這必然「長期影響著新中國的文化領導人及其選擇與決策」[12]的。
IV
總結之，錢理群所謂的「歷史實體」牽涉到論述主體的觀點，敘述方式的侷限；同時，它的組成是複雜的，帶有多股互相撞擊、共構的力量，且「歷史實體」必然是變動的，而非一凝固的實在。上述的那些關於「歷史實體」的特徵造成了以其為對象的研究相當困難，就算是以錢理群所使用的「兩個視角」仍無法窮盡「歷史實體」所帶有的全部可能性，而這樣一個東西同時也是難以表述的。但是，錢理群此一「歷史實體」的概念也使得在研究上永遠能保持張力，「歷史實體」就有如書名一般，是天地玄黃，一片渾沌的。並且，正因為研究主體及其觀點是片面、受限的，故每一個個體都能以自身最真實的經驗去試著和「歷史實體」作出撞擊與辨證，在此「主觀精神」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這本書讓人看清楚自身帶有的侷限性，當然也包括錢理群自身的限制，而隱隱約約也讓人覺得這是本論述「如何面對歷史實體」的教戰手冊：擁抱主體與自身最真實的焦慮吧！縱使我們離歷史的「真相」越來越遠，然而錢理群所把握的，卻是與歷史的「真實」。
所以，錢理群不會說《1948：天地玄黃》這本書就是二十世紀近代中國的縮影；反之，本書只是其中一種趨近二十世紀「歷史實體」的嘗試。而1948年對錢理群來說既不是開始，也不算是結束。或深或淺，每個人都已在不同程度上為時代所捲入了，處於此時此地的我們亦然。那麼，不妨以路翎日記中這句話作結：
新的時代要沐著鮮血才能誕生，時間，在艱難地前進著。
[1]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頁261。
[2]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頁265。
[3]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頁263。
[4]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頁263。
[5]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頁265。
[6]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頁147。
[7]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頁5。
[8]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頁211。
[9]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頁67。
[10]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頁99。
[11]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頁37。
[12]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頁37。
《1948：天地玄黃》（上）書後 阮芸妍
大局玄黃未定……一切終得變。從大處看發展，中國行將進入一個嶄新時代，則無可懷疑。 ──沈從文：〈寫給吉六的信〉（1948年）
一九四八，作為一個年份，遠比它之後的一九四九黯淡；作為一個時代，遠比它之後的新中國平淡；作為一個書名，遠比冒號之後的「天地玄黃」清淡。錢老師選到了它做為開始談共和國文化的切入點，讓我對即將讀到的故事期待但惴惴不安，一個太好或太壞的時代剛剛結束，另一個更好或更壞的時代即刻到來，如楔子第一句：「……正是午夜時分，歷史剛剛進入1948年。」正式開始前的刪節號以及說書般起始的語句，讓一九四八連結起舊中國與新中國，這一年裡發生的事，以我們的後見之明來看，是之前累積的一次爆發，也同時成為往後效法的標的。
故事總是從當時一些特定個人的感受開始寫起，楔子裡的敏感的詩人馮至、習慣寫日記的葉聖陶、性急的胡風、優雅的朱自清、轉型中的丁玲、「男子漢」蕭軍、「農民」趙樹理，北京、香港、東北、山西，各地的知識份子紛紛將眼光投向一年之始初升的紅太陽，紅太陽底下照著的卻包含一片（將來的）戰場。隨著每一節開頭摘引的葉聖陶日記，我們看到一九四八短短幾個月中間，時局多麼快速地變化。中國再也不是舊時那種亙古不變緩慢牛步的安定社會，而是奮進的牽一髮便得全身投入的「我們」話語時代。有些人期待著，有些人避免去弄清自己的不安。
當毛澤東把歷史的巨變以及主體在當中該負起的責任，徹底推到了每一個個人、團體、階級身上，同時影響社會各個層面，錢老師這本書便是透過處理文學藝術上的變化，折射出整個時代的樣貌。然而，為了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為了以精神力量克服當前的經濟落後、物質匱乏與西方壓迫、為了新政權，所有一切都必須放在同樣的邏輯中思考，站在同一個基本的發言位置說話，這種邏輯與話語推動了整個1948年與之後的社會運作。
錢老師關心的是在這樣的話語之下，將使不同的聲音被迫消失，使知識分子失去獨立性，同時，更危險的是，可能造成對真理的崇拜而不自知。在書中點出的幾個事件中，都可以清楚看到此時話語方式具有很強的支配性，並帶來嚴重的後果。首先點出的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立場與文藝觀。這些在八○年代被重新高度評價的立場與主張，在當時那個劇烈變動的時代，必須對自己的立場標明定位的時代，他們所主張的政治中立與文學獨立性，無論自己對道德抱持多高的期待，都無法得到他們所希望的寬容以待。
三月，產生對之後恐怕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大眾文藝叢刊》出版，在四十年代末，主宰文藝觀的重要力量便是（集體的）左翼，並且決定了四九年之後文藝的走向，也即決定了中國當代文學的走向與必然的限制。錢老師指出[P.30]在叢刊的綱領性文件〈對於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中，強調的「堅持、階級、立場、領導、主流、組織、引導」等概念，很快成為了「共和國文化」的主導性詞語。錢老師特別點出這種站在「我們」的集體位置，使用特殊話語方式的發言，我認為是相當重要的一點，從五四對「獨立自覺的人」的強調，轉為對「集體中的人」的重視，這不只是簡單的語詞改變，也是整個時代思潮的轉換，從中牽涉了對主體的想像與要求。
我關心的問題還是回到主體與文學之間的關係，當對主體的想像改變時，對於文學的要求應該也會有相應的變化。如[P.37]所說，這種轉向讓當時的文藝口號以「人民文藝」、「大眾文藝」為中心，延續三○年代左翼文學主張，但加上了毛的講話為指導，形成新的美學原則，寫什麼、寫作形式、怎麼寫、由誰來寫都有所轉變。但我更關心的是，這個變化是否可能「並不」與主體想像剛好配合？這樣會產生出什麼樣的文學呢？該如何討論此岔出產生的原因，又該如何解釋這個岔出的意義？這正是我之所以除了要討論魯迅的主體位置之外，也要討論他的書寫的原因。我認為，在思考主體問題時若同時討論書寫，或許便能看到這個岔出究竟是什麼，並且試著對這個岔出做檢討。
這種「我們」主體還牽涉到另一種文學形式：「朗誦詩」，其最鮮明的特色就是政治性與群眾性，是集體的、「我們體」的詩。如同[P.62]所說，朗誦詩必須在群眾當中朗誦出來，脫離了群體的傾聽，朗誦詩就無法實現自身。這讓我想到上週聽一段朗誦的經驗，第一次聽很難進入，我那時候想，原因大概是不習慣這樣的表現方式，好像有點假，有點強說愁。但聽第二遍第三遍之後，我好像慢慢準備好了，似乎能拿出身上僅有的一些重量來應對、來承載，竟開始感動了。這週讀到這裡，我在想當時那種難以進入，或許也跟我的主體狀態離「我們體」比較遠有關。
這讓我想，是否每個時代的文學都有它針對的主體樣態，當時代變了，現在的主體便無法被當時的文學召喚了呢？這樣說來文學與主體確實緊密連結，但這讓我不禁想反問，為什麼我還會被《離騷》的上下窮索感動，會被大觀園的世界吸引，為什麼我還相信文學有某種永恆性並且具有力量呢？
蕭軍或許還要問一個問題：我成為了你們要的主體，堅強的布爾什維克，堅定的投入革命，我的書寫也呈現了這個，但為什麼革命卻反過來壓迫我呢？
《1948：天地玄黃》前 林思晴
這本書的寫作方式很有意思，能從一個人的日記與大時代做連結，但是也同錢理群所說的，還是在談文學界還有知識份子居多，自己讀起來可以得到些什麼，但卻又覺得太遙遠，不只是國民黨時代的中國讓人模糊不清，更可怕的是時代疏離感，這是跨國界的感覺，並不只是台灣自己本身新一代的感覺，在全球資訊發達的國家，很弔詭的是各個社會就算資訊很普及，我們年輕一代就算看完資料，要投入這樣的情感還是非常困難，一種近乎民族主義的熱情好難被展現，人與人多了份冷漠與無情去看待這個社會，可能被過多的議題分散了注意力，所以要創造英雄，也非得時代允許才可。
我很喜歡錢老師說：「寫作《1948：天地玄黃》，對於我來說，既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系列研究的第一部，採取的是一種『從中間拎起，帶動兩端』的寫作策略；同時又是一次文學史敘述學的試驗…。」(p.268)48年剛好是動盪不安的年代，也是歷史的轉折點，充滿驚奇與獨特性，我能想像一條繩子從中間被拉起，兩端也跟著起伏不定的狀態，抓起繩子的強弱會影響整條繩子的波動，從此看1948年是非常有意思的。每次念歷史，都會偷偷想倘若國民黨還留在中國，現代會變成什麼樣子…？或者，若溥儀沒有被廢，是不是我們還會在皇權的時代？不過歷史很有趣卻也很殘酷，當天時、地利與人和緊緊連成一氣時，我們沒辦法改變，應該說，想要改變他的人，像胡風、蕭軍等等有著自己想法的知識份子，該何去何從？他們無法抵抗大潮流的漩渦，甚至是國民黨在1948年，也沒辦法抓住這個風潮。對我來說這本書像是爺爺在和孫子說他那年代的歷史，我感受到人民吶喊的熱情與渴望解脫的衝動，學生運動的風起雲湧不亞於五四，國家內憂外患當頭，是需要有人站出來一起歌頌與面對，而「誰」帶我們去闖開新局呢？所以有能力帶領中國走出新格局的人就是贏家，當然非成敗論英雄，但不可否認毛澤東是很有魅力且聰明的領袖，他的革命成功就是一個證明。
最有感觸得是第二章，「我」和「我們」的用法是很有意思的。單單只說「我」時，這種說話力量明顯比「我們」還要低，而我們也被拿來當成群體的發言者，但是真正群體中附和的有多少呢？我常在想，明明就不喜歡或不同意，為什麼要假裝忽略，應該說為了方便行動而忽略？從小到大課本說要「少數服從多數」，這就是所謂的「民主」？說出來的語言是被簡化的符號，拼湊一個集體強制的力量去約束別人，我絕對不承認這樣是對的，並感到一種自以為是的厭惡感。「我們」和「你們」這兩個詞常是代表意義不同的兩方，當說出「我們」來對抗「你們」這些話語時，同時也是在簡化兩方的思想，這種二元對立的概念真的很恐怖，無論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喊話、納粹黨對猶太人的歧視，或是台灣的「兩黨制」分類，都在簡化對方，這真的是生物界少有的特質，人有許多豐富的內涵，卻往往被此限制住，但是真正得到了歷史教訓後，事情還是會一再地重複，一再地發生，也就是因為人類太聰明了，利用一些小技巧要來掌控社會，讀越多書後反而不敢把「我們」掛在嘴邊，我究竟跟誰是一個群體呢？我贊成錢老師說的要有獨立思考的精神，不應該被一言堂給征服，但可惜中共就是容不下這個「你」，(這裡若用你們應該又是更不一樣的狀況吧)會覺得是在跟中央搶權，錢老師自己也有感同身的的體會，這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狀況吧。
這是聽完保釣會議後增加的，那場會議就像同學會一般熱鬧，當然很多是好朋友也很多是死對頭，但是這是種特殊的情感將大家連結在一起，學生運動通常都是最受人矚目的，因為一股熱血往前衝，那種捨我其誰的使命感深深刻劃在60年代的學生身上，場外我遇到一個小插曲，一位太太過來跟我攀談，問了我有沒有「政治意識」？不要有政治意識會比較好的一番勸告，我笑笑的跟她說沒有，因為我知道她應該是問我有沒有支持藍綠政黨的一方。其實心裡覺得很淒慘，怎麼變成只有問藍綠的分別而沒有其他的選擇，若當時問保釣的知識分子他們有無政治意識，他們的回應應該跟我不同吧！又看了一下此書，裡面也有談到北京清華大學的一些學生運動，讀起來是這麼地動人，卻也感到很無力，好像回不來的歲月再也不會重演，就只是個戲劇演出，再也無法變出新劇碼了。什麼時候變成這麼冷漠的人？別說國家認同這麼大的目標，連校園內的權利問題都無法有太大的活力去運轉，在這樣的環境中是不可能有火花出現的，但我認為不只有反抗和強硬的方式才算關心社會，有愛心的萌發或許也是另一種中介的方法，希望社會能夠接納其它不同的聲音、希望以不同的面貌去詮釋這個社會，這不只是老師所要負起的責任，我認為也是急迫需要傳達給這代小孩的使命，不想像趙南棟一樣依賴著別人的養分過活，必須有自己的責任感產生，我想也是在清大讀了三年書，想替人社系(當然不只有人社系)多做點什麼事的衝動吧。
《1948：天地玄黃》一至五章 陳幼唐
在楔子裡，錢理群所引的詩人馮至的文章中將「冬夜裡的咳嗽」比作人們在那樣的時代所發出的「生存的聲音」，這樣的比喻是令人印象深刻且感動的，因為生命的掙扎經過詩人的筆後是那麼的真實且撼動人心。就像錢理群說的，生存就是那個時代的真實，是壓倒一切的需要，所以才有他所說的「生存者的文學」。我想這裡所說的「生存」絕對不只是生理的、物質的，而更像是精神的掙扎，在那個舊的價值毀滅，新的價值尚待建立的年代，文藝創作者、知識分子們的「掙扎」是有活力的、多元的、自發的。所以這本書對我來說，比較像是這些人在這樣的時代的精神側寫，藉此可以透過這些人的精神，稍微主觀地想像那個時代的氣氛以及當時中國的圖像。
我覺得「天地玄黃」這個名字下得相當精采，世界是一片混亂，但卻不是大終結，在舊時代的廢墟中活著的人們還在混沌中努力掙扎，因為他們心中仍存著一個「新中國」的圖像，比起絕望更是希望。而中國知識分子們和我自身經驗比較後，感覺身上有更多更重的「包袱」，在讀文章的過程中會覺得，他們對五四甚至是五四以前似乎是有著自覺的傳承的，我想錢理群本人應該也有這種感覺吧，因為他也說過自己是承繼了五四精神的。也因為這樣，在讀完文章後更讓人覺得中國知識份子有些「情何以堪」，中國在今日往往被批評是「不文明」、「不民主」，但難道過去那些改革的聲浪、推翻專制的努力以及知識分子自身參與的熱情都是假的嗎？大部分的知識分子和文藝創作者在當時是選擇共產黨的，但共產黨卻可以說是反抗國民黨專制統治的唯一力量，為何在今日這些人的選擇反而是被嚴厲批評的呢？以現今的結果來簡單作論斷，我想是過於苛刻的了。我從書中看到的這些行動者是草根的，是自發的，是相當有活力而不是死寂的，就像書中一直強調的「精神力量」般，那毫無疑問是個「精神的年代」。而且錢理群在講這些人的時候並不是毫無感情的，感覺也不會將自己與他們完全切割，似乎是有某種自覺的傳承的，也許這也可以用來試著瞭解當代知識分子是怎樣看待那段年代，以及從那些人身上承繼下了什麼樣的精神。
在第四章描寫了40年代末的中國校園文化，文章中引了《從五四──五四》這首詩[1]，就詩的內容看來，「五四精神」是愛國，是自由，是真理，是和平，也許這些並不能完整概括所謂五四精神，但我想這些正是40年代末那些學生從五四那挖掘且自覺承繼下來的東西，也是他們行動的核心價值吧，可見不瞭解五四其實也是不能瞭解現代中國的。另外在這章內有談到一個相當有趣的東西，那就是「反美扶日」，也是學生自發抗議的原因。美國之所以扶植日本是因為要完成美國所規劃的反共戰略部署，使世界都掌握在美國所立的規則之下，以扶植日本的事件來說，就是要形成「資本美國、工業日本、原料中國」的跨國連結。但學生們的憤怒情緒卻不僅僅是因為美國在此事上的蠻橫，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民族情感的緣故，畢竟日本的侵略、近代的「國恥」仍是中國人歷歷在目的。但是，我也覺得並不能僅僅只是將「反美扶日」這件事當作是一個民族主義或是愛國主義式的表現，而忽略了其中的「反帝」成分。葉聖陶在其6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美國與我政府一致，與我人民為敵，即十年前之日本也。」[2]在這段文字中是將美國比喻作十年前侵略中國的日本的，兩者都是不折不扣的「帝國」。我很好奇這種反帝思想究竟有沒有在中國人心中生根，甚至是在中國逐漸強大的現在，有沒有一個「不要成為壓迫別人的『帝國』」的自許呢？也許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反帝反霸權是可以相互結合的，在自己的民族強盛之時，也不會成為壓迫其他弱小民族的帝國。
和學生運動的激昂情緒相反，「反美扶日」這件事在知識份子圈內的反應是複雜的，而且是有明顯分歧的，除了「反美」外還另有「反蘇」的聲音：
美、蘇兩大國究竟誰構成對中國獨立，生存與發展的威脅？這首先是一個牽動民族感情的敏感問題，同時又糾纏著意識形態選擇與對國、共兩黨的態度，在知識分子中引起分歧是自然的。[3]
蘇聯也是對中國的主權有所侵害的，也因此知識分子似乎必須在國／共、美／蘇等等的意識形態做出抉擇，而究竟哪一方對於當前中國是較好的選擇，則又是個難題了。但就整體情勢上來看，不管是美／蘇的任何一方都是具有侵略性的，也許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可以不用這麼的二分，非選美／蘇的任何一邊站不可，然而歷史卻逼得這些知識分子們二選一，我想這應該是無力又痛苦的吧，但是不從美／蘇的角度而從中國的角度來看當前的難題，似乎又能看出些不一樣的東西來。西方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漫長過程要在中國短時間內完成本來就是困難的，我想就算透過外力勉強使中國維持著現代民族國家的型態，人民的精神狀態卻不是那麼輕易就能改變的吧。在精神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連要成為什麼樣的「民族」應該也是無法有定論的，內部仍是混亂分歧的，更何況那些學生、知識分子和文藝創作者們心中所期望的國家真的是如同西方經驗那樣的東西嗎？當看到美國和蘇聯都有相同的壓迫性時，他們會怎樣思索中國的未來？而他們心中的現代中國以及國民，又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呢？我想這是困難的問題，但也許這些人心中隱含的一些價值和精神，是可以從他們留下的作品、文本中稍稍透露出來的。
[1]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頁52。
[2]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頁49。
[3]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頁67。
陳炯志
倘若難于 “保障最後勝利”，你去不去呢？
真是令人佩服，同時也令人膽顫。
最近太過忙碌，忙到進入一種自我懷疑和堅持的不斷循環中。我不知道哪一個是真的。上禮拜，老師說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進入魯迅。我有進入魯迅嗎？好像一直沒有。好像一直是我讓魯迅進來，或是透過錢理群進來。錢理群算是理論嗎？這是上禮拜的另一個討論。我笑著說是行動理論。讀到這句話，好像把我心理的懷疑串起來了。懷疑，正是因為沒有最後保障，而容易令人懷疑既然沒有最後保障，又如何確定去不去與對不對呢？這是為何會不斷產生自我懷疑的原因。
但這種自我懷疑以來自時代的交錯。當時所攻擊的現象成了我們成長、熟悉以及習以為常的環境。
樓上是“我們今日文藝界上的名人”或則高談，或則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熱氣蒸騰的無產階級咖啡，遠處是許許多多“齷齪的工農大眾”他們喝著，想著，談著，指導著，獲得著，那是，倒也實在是“理想的樂園”。
我，成了喝著無產階級咖啡的人，儘管不是名人，我也仍在這個位置上與齷齪的工農大眾區隔，想著如何如何。
閱讀《1948：天地玄黃》1 劉雅芳
明天就進入今年的五月了。近一個月來特別的注意到兩岸不同的文化團體舉辦的五四紀念活動宣傳，我特別在所上的公佈欄看到了一張五四會議的海報，上頭有魯迅的身影。我必須說，如果沒有先前閱讀魯迅的機會，我想我並不會特意的去注意這些宣傳消息。然而1919年五月四日到將來到的2009年五月四日之間，文學與白話文這兩件事，究竟在兩岸之間各自演變成了什麼樣的面貌呢？或者說五四這件事在彼此的在地脈絡裡，又是怎麼樣的被看待？
透過天地玄黃，我知道了當時的知識份子看待的五四的某種角度：
葉盛陶：「5月3日（星期一）三官往參加文藝晚會，預行紀念五四。五四在青年心中永為光明之象徵。」（p.49）「1948年5月4日，夜幕剛剛落下，上海交通大學的”民主廣場”上，就點燃起了熊熊篝火，來自一百二十所大中學校的一萬多學生席地而坐，圍成一個個圓圈，每一個圈外都有糾察隊員組成的堅固的人牆。中心高台上正在演出由音專同學羅宗熔（他後來成了共和國著名的作曲家）、楊與石編寫的《從五四―五四》詩、歌大聯唱。朗誦者王芝湘同學激越的聲音在五月的夜空、淡藍色的火光中蕩漾―」（p.52）
由天地玄黃當中讓我們知道，在1948年這樣的對五四的紀念是在學潮席捲校園的氣氛中進行的，而這又跟當時中國的政治勢力與不同的「革命」隊伍的角逐與當時國際情勢有相當大的關係。我非常喜歡這一段的原因在於錢老師以「這確是一個”無悔的青春”。」來描述當年的倖存者回憶這段時光時的心景，而在這心景當中歷歷在目的是：「有意思的是，人們在回首當年時，總要重唱那時唱過的歌，吟誦那時朗讀過的詩，甚至擺弄一下那時的舞姿與戲劇動作，儘管聲不成調，動不成形，卻音姿猶存，激情宛在。」（p.52）
由這些段落可以知道在事件發生的當時與事後的回憶之間那種緊密的精神聯繫是貫穿身心的。試想，一個人對於生命中某段回憶能具體到以肢體來表達，那是曾經多麼的投入與在意的時光。我不曉得五四的精神是不是這樣具體的貫穿每一代的知識份子的內心以及與他們當時所能做的文藝創造與對抗惡勢力的精神相互聯繫。也就是說在天地玄黃中，我感受到的除了1948年的特殊性，但也在描寫五四這一段體會到五四作為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堡壘這件事。
最後，我腦子裡又有了一個奇怪的問題。1949年以前的五四史與台灣有所聯繫嗎？而1948年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狀態與中國的轉變狀態，我可以以「我們」的精神狀態來承接它嗎？我想1948年的時候，「台灣」還沒有跟「中國」分的那麼清楚。如果說1948年對於「中國」是具有指標性的一年，那麼令人焦慮的是，在台灣的建國史觀中，它恰恰好是被擱除的。
《一九四八：天地玄黃》讀後心得 蘇淑冠
上等人、下等人與民眾
《一九四八：天地玄黃》以一九四八年一月到十二月為單位，紀錄並評論了期間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或以重要文學家和知識份子做為探討的對象，這些人、這些事皆具有承先啟後的重要意義，〈再版後記〉所言「一九四八年正是所謂兩個中國（新中國與舊中國）生死大決戰的時刻」（268）。以文學風格來說，本書詳細分析五四時期到一九四八年以大眾為基底的革命文藝的文藝風格轉變，可以觀察進入一九四八年後文學創作具有某種高度簡化的特徵，例如，有錢人（特別是地主階級）都是壞人、貧困的人都是好人；一切非工農底層的都是有反動傾向；必須以人民、黨和國為前提……等，這一些特點是很簡化的歸納，但也是當時歷史語境下的產物，但此風格是必須提高警覺的，例如錢老師在《與魯迅相遇》中引了魯迅的批評，魯迅認為把工農主體、革命和「大眾」理想化、浪漫化的時候，實際上就為自己樹立了一個新的偶像，並且從而失去了知識份子自身的獨立性，也將「革命」和「大眾」絕對化和凝固化，從而根本上失去了知識份子的批判、懷疑的基本品格。（《與魯迅相遇》，p.310）。
究竟是「現代性」還是「資本化」使中國產生了「資產階級」？或者說，產生了「馬克思主義」定義底下的「資產階級」（bourgeois）？在中國的歷史上「階級」做為一個變相是一直存在，而在一九一一辛亥革命以後，「人民」（民眾）一詞是不是還不算真正出現？更不用說「民主」一詞在當時所具有的虛構，而這樣的虛構會不會永遠只是個虛構？「民主」能不能被當成「遊戲」對待？革命的首要問題是：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於是透過階級的簡單化，分成兩大階級：Bourgeoisie和Proletariat，二分式的分法容易引起階級鬥爭，而後者在中國轉化為以農民為代表，並且在論述上置換成「人民」一詞，「人民」的使用與「資產階級」相對立，「人民」（工農階級、被改造的知識份子）力量在革命文學中無限上綱。魯迅當年與太陽社、創造社論戰時，指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觀察，即，創造社和太陽社最核心的問題就是他們對勞動者的美化，所以「農民」一詞不斷位移：從五四時期的啟蒙對象變為三十年代的歌頌對象，甚至到知識份子必須接受貧下中農的改造的這種轉折，「農民」、「底層」和「下等」成為相同的指涉，也成為漂浮能指（floating signifier）：在阿Q時期（五四時期）是愚昧無知，是需要啟蒙的對象；共產黨成立時期成為歌頌對象，延安時期則搖身一變，成為改造的指導者，在四九年之後更是被塑造為革命力量主體（但這群人首先都是被（握有論述權者）論述的對象、被打造的主體；毛澤東算是農民代言人嗎？奇怪的是，查毛澤東的出身竟然眾說紛紜……）。魯迅拒絕對勞動者（下等人）的美化。把「下等」、「底層」美化、理想化的確是一件危險的事情。但是，會不會「下等」「上等」雙方本身其實是不斷易形的不死之身，「階級鬥爭」也是永遠在政治語境下崩而不潰、滅而不亡，我想，魯迅對此應該也是抱持悲觀的態度的。
錢理群-天地玄黃 汪盈利
這次自己時間分配上不太好，所以來不及好好整理，把想要說的打清楚，所以這先交一份臨時的，下次會補上其他還要說的。
錢老師在其中的敘述按照年份的演變，一步一步把中國共產黨的內部規範和結構顯現出來，開始是靠論戰起家，傳播共產黨思想，使人心趨向；越到後來越發現文藝宣傳「發言權」的重要性，漸進的吸收所有論述，調整成為黨所用的論述，立報刊攻擊「不正當」的知識分子言論、吸納前其知識分子中的大人物，變成黨的宣傳工具、開始控制文藝的出版發行、操控監控文藝的一致性，之後所有的聲音只能有一種同樣的聲音......先前看一半時，我還不知所以然，看到後面，串起來才知道錢老師在講什麼。
看完我有一種深深的遺憾，錢理群在其中透過各個文藝作家、知識分子或是文人，在那一年出版、發言、論戰、日記等等的方式，重現那一年的情況，特別是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情況。我之所以會覺得遺憾，是因為覺得其中有些知識子的論戰，她/他們是不太清楚自己是為「誰」而戰，比如說丁玲和蕭軍，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因為彼此立場不同，可是實際上她/他們都非常關注，真正的人民應該怎樣才活得下去，在根本上的立基點是相通的，都是非常關懷的，可是我覺得政治的影響力時在太過龐大了，大到讓我生氣、憤怒、難過，無論是國還是共。丁玲其實人是非常心地善良的，但他在對蕭軍的批判時，那是會讓人心碎的。很多時候要去「罵人」或是「批鬥」某人，我都覺得是因為「誤會」的原因，如果可以從完完全全了解那一個人的整個思考過程後再去批評，我認為書中說的那些批評很多時候不會用那樣的表述方式，那種感覺真的是很讓人痛，心很痛。另外當時很多時後論戰，都沒有意識到背後政治的影響力早就操控著自己的心智，如果能回到最初去看，當初大家共同嚮往的路是怎麼樣的路，是應該要檢討自己，不是瘋狂抨擊別人。不過還是讓我蠻氣餒的，因為這些火力全開的「瘋狂砍殺」，畢竟還是達到了實質上的效果，那些知識分子，之後很難再開口，無論是畏懼還是為生存。可是目前也沒有三兩下就可以輕鬆解決的辦法，所以情緒一直很火大或是很低落，我在猜想這會不會也是，我之前以為身邊的人冷漠的原因，其實只是因為無力，所以選擇不聽不看不回應。
《1948：天地玄黃》（下）書後 阮芸妍
一個新的時代，一個以「將革命進行到底」為主題詞的時代，開始了。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不算尾聲》
〈再版後記〉中，錢老師清楚指出自己一系列研究的發展軌跡。從本書到《我的精神自傳》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而另一條線索則是《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到現在眼光投向的文革時期之「民間思想者」的精神史。光從書的命名就可以清楚看出「知識分子」與「民間思想者」的兩種不同路線與性質。
來到了以「將革命進行到底」為主題詞的時代，知識分子的聲音很容易被拉齊但也容易被聽見，當他們與革命話語接軌，用時代語言說話時，這一條知識分子精神史的軸線，就勢必與政治糾纏在一起，無論遵從或反動，都無法拆開。相對於此，民間思想者卻是不被記憶的，所以稱「拒絕遺忘」。這裡我想先問一個簡單的問題，如何討論知識份子與民間思想者之間的張力呢？兩者間是否互有消長呢？民間思想者如果不是走進學術體制內（如溫鐵軍）那是走向了哪裡呢？或許這是本書之外的問題了。
朱自清大概可以做為典型的知識份子吧，但到了1948這樣的時代，卻也不能像二十年前那樣躲進象牙塔裡面了，他必須對自身進行反省，並且做出選擇。錢老師不無感慨地描述朱自清那種知識份子的矛盾，看到了「人民」於是想向人民靠攏，但卻又充滿矛盾，一種想改變自己又怕失去自己的矛盾。[127]或許與魯迅「反抗絕望」、「贖罪」等濃重的詞比起來，錢老師用「調整」、「轉變」來描述朱自清顯得沒這麼劇烈，但我始終認為，朱自清那種「將他及同類知識份子所熟悉的五四個性主義話語與正在發展中的集體主義的革命話語溝通，將他及同類知識份子藉以安身立命的精英文化與在他看來頗具生命活力的平民文化溝通」[128-129]的努力，其實力度不下於魯迅的批判、橫站……。
打個比方，我們不會說一個穆斯林就必定比一個佛教徒更虔誠或更不虔誠，他們可以各自對其信仰虔誠。所以當我看到他對未來的期待與自我將來的設計是：在一個相對理想的，相對寬闊、寬鬆的文化發展格局中「守住」自己的「崗位」時，其實是很感動的，他看到自己的能力與限制，並且願意「守住崗位」去發揮自己的能力，這對我而言就已經是一種「虔誠」（不是宗教意義上的）。
另外，第八章中談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在這種新的文學形式底下，最讓我感興趣的就是在當中創作主體的變化[163]，這種新型文藝工作者先是「實際工作者」，然後才是作家。這個狀態一直延續到文革，與毛澤東《講話》等文藝政策都有深刻關係。這種改變的影響是很特別的，因為這讓文學的「實際作用」被突顯，如何「對實際工作有益」成為思考的核心。周揚說「他們不但希望他們的生活和事迹在藝術中得到反映，而且要求藝術作品幫助解答他們在工作中所碰到的問題。他們期望從藝術作品學習到一些鬥爭的知識。」[164]然而，加上了要使「政策和形象統一」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標準，那麼生活就必須要轉化為「既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按著黨的政策做為創作方法的依歸。其思想上的限制我們已經不難看出來了，然而我覺得最有趣的是錢老師分析周立波《暴風驟雨》時指出的：「在小說的發展過程中，隨著農民的覺醒，逐漸革命化，農民的語言中，也就越來越多地摻入了工作隊的也即黨的語言，這幾乎是農民革命化的外在、必要標志。……作者所要強調的是農村各個階層都接受了原屬於『公家人』的革命話語，這構成了一種『革命的氣象』。──其實，這也正是作者或者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真正追求：用黨的革命話語來統一、規範一切，包括農民話語。」[169-170]這與書中其他例子（如朱自清），都讓我們清楚看到論述的作用，如何以革命話語涵納、概括知識分子的選擇，將一切與革命話語接軌。
知識分子在這個結構中似乎被綁得最嚴密，但同時他們又是最應該說話的人，然而，發言似乎又無法脫離這種話語的支配，我想知道他們如何突圍。而這是不是錢老師把眼光轉向民間思想者的原因呢？錢老師認為民間思想者能夠脫離話語支配嗎？我同時又猜想，民間思想者會不會因為外在於「知識分子」，反而因為急切，更容易投入這套話語當中呢？
《1948：天地玄黃》後 林思晴
從一開始我就在疑惑為什麼每一章要選這些人來談呢？為什麼不是舉其他人的例子，這其中事有什麼特殊性存在嗎？這些看似了不起的文人，還是屈服於大時代的洪流中，搖擺不定。也驚人的從選邊站的壓力下，創造出更多的可能性，人有機會可以當自己的主人，雖然局勢灰暗不明，但是選擇留下來與這土地相依的知識分子，雖然沒想到之後的清算，或許有人已經想到了，他們也是沒有後悔。這是書中所表現出來的一種傲骨，在這種情況下該怎樣走大家也沒有頭緒，但是對於自己所選的就要有信心，我們都把歷史連貫起來看，但有時候是需要把時空定格在某個時代，去了解她們當時內心的想法，而不會加諸於後世的評價和影響去判斷。許多知識分子那時候認為共產黨是能為民謀福利的，但在我們看來他們也只不過是一廂情願，文革還不是被「算總帳」？這種看事物的方式往往蒙蔽了許多可能性，忘記就是在那種紛亂的時空下，人心浮躁的程度不是我們在冷氣房裡舒服地看著資料就能感受到，這是一種焦慮感，而且到了哪邊都不知道命運如何，而且一分開兩地，就是四十年的骨肉分離，這是誰也始料未及吧。生在那時代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
但說實話我讀丁玲的部分，可以想像她被毛澤東稱讚後而信心大增的樣子，但是對於她文章的評價，錢老師好像沒有提出他的看法，而那時代許多人也不看好她的文章，都是因為毛澤東的一席話，大家就把《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出版，還要以精裝本的方式公諸於世人面前。這裡也看到毛澤東有如天神一樣的被尊敬，而旁邊的跟班為了討他歡心，對於自己真正的喜好都要忘記去迎合毛澤東，黨漢文學的功能性漸漸被連結起來，作家的身分不只是拿筆桿，還要肩負著共產黨的使命帶著人民向前衝，這應該也算是一種「異化」的過程吧。從之前抒發自己內心藝術性的活動，被政治拿來當作宣傳的工具，若丁玲等同意接受，那大家也不好再多說什麼，但是一種新的「社會主義與現實主義」文學，明顯的刻劃出共產黨抗爭的主題，對於這種文學體裁的出現，古皆有之，不論是以前替皇帝顯示神跡的占卜家，或是更進一步讚揚時政的作家，都顯示出一種極需被宣揚的表現慾，丁玲好像御用作家一樣，但很可惜最後還是逃不了文革被批鬥的命運，因為丁玲身體內作家的藝術感害了她，使她被批為崇尚資產階級的一員，憑良心說她還蠻可憐的，一些想捕捉的畫面卻被拿來進行審判，無疑是對作家的一大挫敗。這時候就要問作家是為了什麼而寫作呢？而我們又有什麼標準可以去評斷作品的好壞，這是一件很主觀的事情，文字的世界承載的重量比話語還重，因為話語可能被遺忘，但卻可以被文字給紀錄、留下；而文字也會被當作檢查思想的材料，透過字句我們可以了解作者意圖想傳達些什麼，但恐怖的是誤解作者真正想法的人太多了，我不喜歡把人一字一句拿來批評，但自己也會這樣不小心落入了平庸，因為所學還不夠，涵養不深以至於無法深入了解他人的內心，這是必須學習的事情，同時也要具有寬容的同情心去看待他者，但人就是因為有喜怒哀樂等感情而感到可親近，只要不刻意抓人小辮子，我想讀起人家的作品應該都能有一些共鳴與感觸，哪怕是一句話也好。
整個1948年是一種狂風將至的年代，隨時都能把一切吹得天翻地覆，而走過那時代的人還活著，不知道他們對這幾十年來的變局有何感觸？
《1948：天地玄黃》下半部 陳幼唐
1948年，胡適、朱自清、沈從文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中國知識分子們雖然境遇不同，所選擇的道路也各有差異，但在這次的閱讀中，他們卻都讓我感到一種徬徨以及莫可奈何：處於時代交替當下的知識分子顯得竟是那麼地脆弱。在風起雲湧的四○年代，知識分子能做的好像也僅僅是選擇，這樣的選擇又是百般無奈的，知識分子沒有控制選項的能力，在選項之間也沒有任何模糊地帶，而時代也會逼著他們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做出影響他們一生以及整個中國未來的選擇。
中國歷史上的知識分子們似乎都有種為國為民的責任感，他們讀書是為了天下，為了蒼生，但在實際的操作層面上總是指向當官這條路，成為當政者的輔佐，也是政權本身，他們是以一個政權的角度去愛國愛民，而不是和人民站在一起去改變社會，這種情況到了近代才稍稍有些變化，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目的似乎仍是去建立一個替代前朝的政府。這讓人感到懷疑：若中國知識分子都是和政府、和國家綁在一起，那他們在歷史上可曾真正有什麼影響力，真正做出什麼抉擇嗎？還是一切都還是取決於統治者的意志而已呢？到了本書所描寫的四○年代，好像又和以前的改朝換代模式有所不同了，雖然我還沒辦法把自己的感覺說得很清楚，但對於當時的知識分子來說，好像是投一次同時出現了兩個政府，選擇哪一個也同時代表選擇了什麼樣的「新中國」，也許可以說是中國知識分子第一次面臨要選擇哪一個「國家」的問題。我想，這樣兩個政府同時並存的局面和世界局勢以及外國勢力的扶植是有很大的關係的，總覺得當時的中國同時存在著內部的張力以及外部的壓力，知識分子能夠做出的選擇也就更急迫了，也是沒有任何空間的，從這個角度看蕭軍以及沈從文，就會更感到他們與這個時代的格格不入以及悲哀。
從錢理群的字裡行間可以感覺到，那個年代和今天相當不一樣，是高度理想主義的，我想特別是承繼了五四精神的知識分子，在深感到自己在兩個時代交替當下的無力時，尤其會感到痛苦吧，原來世界並不是由他們的主觀意志與希望所推動的，五四個性主義、自由主義傳統作為一個理念，似乎和現實操作仍有段距離。也許自由主義、個性主義自五四以來也一直都只能是個理念，而非行動的真正依據；又或者自由主義與個性主義從來就沒能在中國形成它的土壤，落地生根吧。所以才會如文中所說，大多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從政治上的自由主義一路退守到僅僅只是思想文化上的自由主義，也就是變成只是堅持「批評的精神與一個容忍的態度」 ，我覺得這是相當抽象化的，而那個年代需要的，應該是更接近於行動層次的東西，知識分子一些抽象化的理念，乍看之下充滿希望，但擺到中國的現實狀況中，不管面對的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好像又是非常無力的。書中曾提到胡風的這麼一句話：「如果封建主義沒有活在人民身上，那怎樣成其為封建主義呢？」 封建主義是活在人民身上的，也許自由主義要落實，也得要活在人民身上才行。
另一方面，選擇了支持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也是有趣的，因為他們是自願且自覺地自我的工具化，渴望的是自我改造以及自我更新，我想他們也是完完全全地接受了共產黨的統治方式的，他們也相信能在共產政權的領導下看到新中國，他們也都是具有高度理想主義的，而這裡的理想給我的感覺同樣也是抽象且脫離現實的。我想，理想主義也許是可以在有個烏托邦的終極指向的同時，也能立足於當下現實狀況的，但這些支持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給我的感覺就不是如此，他們好像都是抽象地看待「黨」的，也就忽略了黨作為科層組織的一面，腦子裡似乎只有他們朝思暮想的新中國，也無法去質疑或檢視現實狀況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而直接將黨等同於新中國、新希望。而我覺得共產黨之所以在四○年代末能漸漸邁向成功，應該跟實際的「土壤」有非常大的關係，若說誰拿到了勝利某個程度上也代表了誰最接近中國的民心的話，我想共產黨是最符合中國廣大農民的期待的。相較於那個年代知識分子看待中國的抽象，也許生活在土地上的人民在那個年代所看到的是更為實際也更為具體的東西，但是共產黨是如何和人民接合的，我就沒有什麼概念了。另外，錢理群這本書對我最有所啟發的並不在於他對於每個知識分子以及事件的精確剖析，而是他在字裡行間呈現出了一個清楚的時代氛圍：那個時代的齒輪是那麼的巨大，它的運轉是那麼地快速，使很多人在不知不覺就這麼地被捲進去了。
在讀過一些錢理群的書後，我更覺得近代中國實在是個相當難以理解的東西，因為很多東西都是混雜、壓縮在一起的，同時有相當多的力量是在中國不斷相互纏繞、競爭的，就如同反帝、民族主義、階級意識、建立現代國家的渴望等等，中國近代好像沒有哪個東西是真正的主軸，這也造成所呈現出來的近代中國是用理論難以分析的，而像這樣一個複雜的東西，又哪是以兩個政府的爭鬥就能簡單概括解釋的呢？但我想最為可悲的是，生存在那樣一個「天地玄黃」的中國的知識分子們，連想要打開一個屬於知識的、可供反思的空間竟都成為一種奢侈了。
1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頁211。
2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頁147。
讀《1948：天地玄黃》二 劉雅芳
上週才在想說五四在這九十年間對於台灣到底有沒有影響，在週末的保釣史料研討會裡即讓我知道了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某種程度而言即是對五四精神的承續。當時由台大哲學系學生在校園裡發起的保釣運動即掛著這幅五四標語「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沙戮，不可以低頭。」並由此引發了哲學系學生遭受逮捕的哲學系事件。暫時不論這樣的承續意味著什麼，但是對我來說這個過程是可敬的。保釣運動除了愛國運動的外表，它其實還內涵著知識份子尋找歷史的趨向。據這些保釣前輩所說的，當時他們一直往圖書館去找歷史，其中就包括追尋五四的歷史。雖然現在保釣運動「未定」或者許多前輩也一直提到說認為保釣運動在實質上並沒有對台灣的運動與文化發生影響，並且一直在找原因。我以為，如果前輩都不知道的話，那麼我們就更不知道。諷刺的說「中國」離我們似乎很遙遠，我們究竟要花多少時間往歷史裡鑽才能體會前輩們當時掛出來的標語的精神。
究竟民族/國家情感是怎麼一回事呢？保釣運動後的效應：知識份子的統獨、左右、自由主義...之分似乎一直纏繞著前輩們的青春時代到如今頭髮斑白。而這問題恐怕不只是纏繞著前輩們…研討會當中有年輕人問前輩，事到如今何不放棄國家與主權的想像還釣魚台於自然自治，有前輩於是站起來慷慨激昂的發表民族與國家維護即是當時知識份子捍衛的精神，如無此內涵又何來釣魚台運動以及席捲了幾代知識份子身份的黑名單效應？我聽了其實很悵然，年輕的、前輩的說的好像都不錯。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讀了天地玄黃中的「朱自清逝世前後」。什麼是「同類知識者的命運、責任與選擇」（p.125）？在動亂的時代裡要做「頹廢者」、「改造者」還是「調整者」呢？由此我終於知道這些問題即是在保釣運動甚至在任何的運動與知識實踐上到2009年的今天都一直沒解決吧。讀著130頁到131頁中許多人在朱自清先生逝世後對其的追思詞，我想起了週末保釣研討會錢永祥發言時提到的郭譽孚先生當時為了讓警總釋放自己和其他學生而做出血諫：「和平、統一、救中國，釋放愛國學生錢永祥、周一回」。錢永祥自己提到這件事時語速慢了下來「…當然他被救回來了…否則對於我而言也是相當大的損失」。我想說的是無論朱自清逝世前後的動亂或是他本人怎麼備受當時知識份子的評價與被革命話語利用，我卻是在他身後追思詞裡感受到一種知識份子互挺的情懷，這在保釣的一代裡也讓我感受到了。這些也是五四精神嗎？在這樣的連連沈思中，耳邊響起了保釣的前輩在觀賞保釣紀錄片時隨著影片裡的音樂哼起的「滾滾狂濤，東海之遙
屹立著一群美麗的小島 釣魚臺，英勇的俯視著太平洋 釣魚臺，捍衛著我們富饒的海疆 風在吼，海在嘯 我們神聖領土釣魚寶島 象徵著我們英勇不怕強暴」我由衷的又想起天地玄黃中「校園風暴」的一句「有意思的是，人們在回首當年時，總要重唱那時唱過的歌，吟誦那時朗讀過的詩，甚至擺弄一下那時的舞姿與戲劇動作，儘管聲不成調，動不成形，卻音姿猶存，激情宛在。」（p.52）
《一九四八：天地玄黃》讀後心得II 蘇淑冠
《 一九四八：天地玄黃》是一本以中國近代知識背景為底色的豐富著作，其重要性在於翔實的紀錄與分析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一年整個中國大陸的社會氣氛和知識份子精神狀態。這一年具承先啟後的關鍵，許多重要的文學家和作家都面臨自身心境、現實生活和意識型態的變動，例如丁玲。丁玲的轉向一直是令人「匪夷所思」，也使丁玲的評價「毀譽參半」，丁玲的轉變錢老師提出這個時期「創作主體的變化」（163）做為解釋，從「革命文學」或「工農文學」的誕生使「作家」這樣的身份在這一年成為「新型文藝工作者」，當時知識份子（作家）必須拋棄「作家」身份，全力以赴投身於土地改革的運動，從事發動和組織群眾的實際工作。但在閱讀當時所謂「新型文藝」文獻資料有時還是浮出矛盾的感覺，也就是「作家」或者說知識份子有些話語好像還是偷渡了某些階級高度，例如「丁玲還多次談到她深入到民間以後所感到的生命的充實，以及由此煥發出來的活力等等。」雖然乍看之下很像是對於「民間」或「底層」某種美好和理想的歌頌，但太過美化，也令人感到不安，特別是當這種美化和歌頌只是一種空洞的口號。丁玲的話語似乎也預設了某種早已存在的對立，以一種看似「低姿態」卻充滿「異國風情」情調般的進入另一個「不同的世界」，藉以感受「自我生命的充實和完滿」（雖然丁玲在農村待過很長的一段時間）。當時的文學公式是不斷提示「人」該如何在群眾中改造進而獲得新生，未來將會更美好更強壯等期待，這樣的邏輯有其本質性的危險，如同錢老師觀察：「必須以歌頌為主的文學觀念」從而封殺了文學以及知識者的批判性功能。」（199）。人民普遍被鼓勵訴說自己的慘澹生活以及被地主階級剝削、奴役的支配狀況，用以強化階級仇恨和對立；而同時黨被塑造成為農民利益代言、發聲，但是黨和農民利益也是有矛盾之處，但是農民彼此之間也是有錯綜複雜的關係，農民和其他階級間也有理不清的衝突和合作，農民與地主之間也不盡然是全然的剝削，或許甚至有些共生關係，但是在革命的語言下，這些複雜性似乎都是不應該存在的，我很好奇，當時有沒有出現另一種「現實文學」紀錄了這些矛盾？如果有，這些文學又如何被評價？
具有五四背景的朱自清先生也曾提出應該使「學院和民間不再保存對立式的分野」；「所謂現代的立場，可以說是雅俗共賞的立場，也可以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場，也可以說是近於人民的立場」（《一九四八》，129），朱先生的立場是主張通俗化和大眾化作品應該有「獨立的地位」，而不是主張應有「獨佔的地位」，朱自清的這個觀點還蠻值得深思，因為朱先生這段話語背後的主體似乎包含了「學者」、「作家」、「知識份子」，而這幾種身份又代表不同思考與說話的頭腦，例如學者以抽象理論化為思考背景，作家則側重細緻的觀察現實做為其創作背景等，知識份子則以批判性立場出發，如果我們複雜化「知識份子」的身份類型，包含有機的知識份子、公共的知識份子（現在台灣穿梭在各新聞台之間的「名嘴」，算不算是公共知識份子的一種？），那麼，「雅俗共賞」的前提下，「誰」的「現代」的聲音是近於「人民」的立場，似乎是可以討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