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5年10月24~25日

地點：台北牯嶺街小劇場

議程

第一天：歷史、現場與契機

10月24日（週六）下午2：00~5：00

1955年萬隆會議在印尼召開時，台灣、南韓等地因為分斷、冷戰等因素，沒有能派出代表性人物參與到這場形成「第三世界」意識的關鍵歷史聚會中，因而喪失了與亞、非前／殖民地建立連帶的重要契機，造成至今深遠的影響。在2015年舉辦「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系列論壇之際，重訪「萬隆」不只是在補課及重新了解世界史上的重要事件，更是在尋找以「亞、非、拉」為方法的世界觀，重新自我定位，開創新的視野。

與談人／講題

 Nila Ayu Utami（印尼大學英文系）

「Revisiting Bandung Conference: Berbeda sejak dalam pikiran」

 郭佳（新竹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萬隆及其今昔世界：編織人民／國家網絡」

 鍾喬（差事劇團）

「每個人的身體裡都有第三世界」

陳瑩恩（台聯大亞際文化研究學程）

「走進『鬥爭』現場，農村與人民運動：2015萬隆記行」

 陳光興（交大亞太／文化研究室、亞際書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萬隆六十年行走筆記」

 第二天：亞洲／第三世界音樂論壇—我的亞洲路徑

10月25日（週日）下午2：00~5：00

黑名單工作室王明輝的音樂創作與製作之路在臺灣通俗音樂生產與音樂聲響製作的介面，提出音樂與思想的問題並創造臺灣通俗音樂與第三世界／亞洲的連結。從解嚴之初《抓狂歌》（1989）專輯中泰國、印尼、印度音樂元素的實驗性運用，到90年代《搖籃曲》（1996）專輯中突圍「本土化意識」所編製的亞洲／第三世界「音感」。乃至於近年參與王墨林編導的東亞戒嚴史劇場之音樂設計，通過運用「亞洲歷史中的音樂」——以音樂的聲音述說纏繞在歷史劇場中感情與情緒的夾層。對於不同於東亞—西方之外聽覺的關切，來自王明輝於1980年代以來遊歷泰國的經驗。這次論壇，他將回溯在聽覺／身體所經歷的，泰國的節奏、樂器、民間音樂（Morlam）、「生活之歌」、通俗音樂與政治社會歷史、南北差距、1970年代學生運動的關連。

主講人：王明輝（黑名單工作室創辦人、音樂製作）

主持人：王墨林（劇場編導、文化評論）

主辦：身體氣象館、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通大學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亞際書院、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

合辦：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牯嶺街小劇場、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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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淑芬、郭佳、陳瑩恩彙整

2015年10月24日-25日「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台北論壇在牯嶺街小劇場展開，這場論壇每位與談者在與會前都非常用心的備妥講稿與參考資料，現場發放觀眾。聽眾們受益良多，打開不少第三世界視野。

Nila Ayu Utami在印尼出生，透過「重訪萬隆會議：Berbeda Sejak dalam Pikiran」的發表，主要論及印尼是在怎樣歷史背景下提議召開1955年的萬隆會議，而萬隆會議對於印尼的外交又有著什麼影響。她認為萬隆會議突顯了重新集結全體印尼人民以對抗共同敵人──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重要性，亦將民眾的注意力從糟糕的經濟條件、社會與意識形態多樣化以及地方利益之上轉移開來，以免威脅共和國的存續。在此之上，印尼得以繼續宣示主權以對抗外來勢力，並著手處理內部的混亂。儘管萬隆會議的影響因素有更多複雜性，但我們仍然要強調它是為不結盟運動之先驅，並為更多亞非國家的獨立和獲得國際地位提供支持。最後，Nila Ayu Utami提出艾爾維在一篇文章中提到2015年關於萬隆會議六十週年的紀念活動已與1955年萬隆會議的理念大相逕庭。「每個人的想法實際上都已大不相同」（或可解釋為「同床異夢」）。那麼，萬隆精神變成了什麼呢？萬隆精神往往被視作一種（關於連帶的）姿態，但它是一種在眾多因素下被形塑出來的姿態，正如印尼之所以籌畫萬隆會議亦有其企圖──不僅宣示主權以對抗外部勢力，更宣示主權以應對內部分裂。亞非連帶是由萬隆會議所打造的，但我們又如何看待亞非「連帶」的當下？新的連帶可能立足於的基礎是什麼？打造跨越民族國家的連帶是否仍然可能呢？如果新的連帶可能被打造，接下來的關鍵問題便是如何應對它「與腦袋中的大不相同」？

台灣交大社文所的郭佳則認為在台灣的今昔歷史書寫中從來不得見萬隆會議。作為亞非兩大洲新興民族國家連帶試圖的隆重行動，又因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積極介入，1955年4月的萬隆會議不能不讓美國為其竭力營造的資本主義陣營自危（蘇聯則在中國背後敦促在新興民族國家間的「革命輸出」）。被美國視為陣營重要防線的中華民國（及南韓）顯然無法也「不該」出席萬隆會議。二戰後，前殖民地紛紛成為獨立民族國家，亦有更多前殖民地的獨立運動開始或持續。舊殖民主義首次如此大規模地瓦解，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成為這一時期亞非拉的底色，新興民族國家也加入新的聯合國並逐漸改變了國際組織被西歐國家壟斷的格局。與此同時，國際秩序的另一重大變動是以美蘇兩大巨頭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的逐漸成形。1955年萬隆會議的動力包括：打開過去被殖民主、帝國所壟斷的外交；明確地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試圖在美蘇兩大陣營之間尋找一個比較不被束縛且連帶著的中間地帶的位置。萬隆會議為範式的亞非連帶的首要目的是政治上的團結，對亞非新興民族國家而言發展才是上述種種的前提。但被新興民族國家視為前提的發展並非獨立的、連結的，於是被追求的所謂的政治團結也就更不能是穩固的了。前述種種亞非連帶會議、行動，不論是外交的或「民間」的，始終是以民族國家為前提的。於是在面臨全球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當下，我們重新審視萬隆會議之今日意義的路徑似乎應該通向「人民運動」。（後文以「亞洲的國際歌」為例進入「人民運動」的討論。）

差事劇團團長鍾喬提到當我們說：「每個人的身體裡都有第三世界」時，其實，它是從一種劇場工作者的思維出發的說法。發現自己身體裡的第三世界性，有了這樣的認知，這樣的身體觀在劇場表現時，如何與世界觀和社會階級觀產生較為結構性的認識，則是身體與社會、政治、文化有機連結的開端。

1989年，關鍵性的一年。那年，「蘇東坡解體」、「天安門事件」、「人間雜誌停刊」…，宣告著一個全球資本化世紀的形成；也逼視著左翼必須以更新後的視角，去看待如何從官僚化社會主義步上民眾性社會主義的道途。

是在這樣的客觀情境下，我因這陳映真先生的介紹，去到南韓參加一項由菲律賓<亞洲民眾文化協會”Asian Council For Peoples Culture”>策畫、韓<民族藝術總會—(簡稱民藝總)”Korean National Art Federation>主辦的、稱作：「民眾戲劇訓練者的訓練」的工作坊。在這個帶有濃厚第三世界味道的訓練工作坊中，我第一次深刻體會到，以身體行動作為劇場載體這件事，已然在當時南韓的學生運動、工人運動、政治激進運動中，蔚為一股沛然不可擋的風潮，表現在「民藝總」的文化行動中。

第三世界在身體行動中的表現。不僅是一種地域性的劃分，它應該更是一種視野、一種傾向、一種價值觀。特別是這20年來全球化效應，所引發的區域經濟的重整，以及已開發國家境內的貧富差距愈益嚴重化的問題，已經和歷史上對於第三世界的訴說，有著明顯的差異。當然，這也益加證實：國際觀與社會階級觀的有機論證，才是看見第三世界問題意識的關鍵。

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常以為，在境內追尋第三世界身體的劇場性，是一件需要去深思且發生在我們日常生活週遭的事情。

這將使，每個人身體裡都有第三世界的訴說，形成一陣逆向這樣子身體想像的颶風…。

台聯大系統亞際文化研究｜交通大學的陳瑩恩提到1960-1965年，蘇卡諾（Soekarno）推動農業基本法（the Basic Agrarian Law）與土地改革。農業法提及土地應由人民使用。1965年，蘇哈托（Suharto）發動大屠殺，監禁與殺害大批的共產主義者，左翼政黨與組織都被禁止運作。1966年，蘇哈托政權建立起反共的意識形態與政治計畫，並立即取消土地改革，因為他認為土地改革與相關的配套計畫將會維持蘇卡諾的「印尼社會主義」建設，從而將威脅他的統治基礎。蘇哈托建立官僚體制與軍警共構的統治體制（即”New Order”），利用龐大的國家機器以剝奪自然資源與控管農民群眾。因為有蘇哈托政權作為靠山，墾殖公司與林業公司重新取得掌控土地的合法權──這些土地在蘇卡諾時期的土地改革政策（1962-65年）被重分配給農民。

1998年到2000年間，農民聯盟SPP（英譯為Sundanese Peasant Union）在爪哇島上成立，將各地方的農民組織與學運分子串聯起來，進而接合鄉村民眾的土地鬥爭與土地改革計畫。與SPP結盟的農民組織的農民，目前大多可以取得農耕的生產資源，這是由於過往十幾年的抗爭的成果。可以說，現在的運動是自主的。此外，SPP強調在農村進行教育建設。農盟與村民共同設置與經營農村學校與學習中心，作為基地以強化農民的政治意識，並將抗爭傳統傳承至更年輕的世代。農盟學校的課程包括馬克思主義與政治經濟學，以及農耕知識的學習與實作，其農村教育背後的哲學性理念，是反映此一以民眾運動為基礎的農運的思想內涵與實踐路線。

亞際書院的陳光興則分享今年籌組參與「萬隆會議／第三世界六十年」系列跨國際圓桌及論壇所見所聞與感想。他提到，今年二月我們與印度科欽雙年展合作，在亞際雙年展社會思想論壇中以圓桌討論的方式開啟了「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的系列活動；四月間舉辦了較大規模的杭州論壇，邀集亞、非、拉、加勒比海地區重要的思想者共聚一堂，進行了兩天密集的討論，與會同仁深受衝擊，預計將打開通往第三世界思想界的管道；五月底在香港舉辦的東亞批判刊物會議中，我們設置了圓桌討論的場次，與白樂晴先生共同討論新情勢下的第三世界連帶；六月間亞際書院同仁受邀至西非塞內加爾達卡參加1973 年成立至今的CODESRIA（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in Africa）的第14 屆三年會議，在South South Roundtable: Reconfiguring South-South Relations for GlobalTransformation 參與討論，開始與非洲思想界產生互動；七月底於東京舉辦的2015 年亞際書院年度講座—板垣雄三教授的契機下，邀請前輩運動家武藤一羊先生主講他的亞洲與第三世界連帶經驗；八月間，我們赴印尼於2015亞際文化研究年會中組織「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泗水圓桌論壇，會後將至萬隆進行訪查討論，參訪的印尼農民運動的組織串連與狀態。

最後想提，慾望與知識一樣是被結構化的，只有突破慾望的理解，才會有動力去把一些點點串起來。這是給我們自己的一些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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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雅芳彙整

    在25日的下午進行的講題是由黑名單工作室創辦人王明輝主講，劇場編導與文化評論家王墨林擔任主持的「亞洲／第三世界音樂論壇—我的亞洲路徑」。

王明輝與王墨林相識四十幾載，黑名單工作室第一張專輯《抓狂歌》（1989）出版前的第一篇採訪即是由當時擔任《人間》雜誌記者的王墨林所採訪。當時台灣正處於解嚴初期，將要進入90年代，《抓狂歌》以「台語搖滾」為基調的「台灣新音樂」在通俗音樂與文化界造成不小的震撼。兩個好朋友長久以來已有不少合作，但這次在公開場合藉由王明輝討論1980年代初遇泰國的流行音樂、民謠搖滾的「震撼」，進而探論聽覺、文化與身體的問題，可謂別開生面。尤其舉辦論壇的場地牯嶺街小劇場也是王明輝以「聲音設計」參與2010年之後王墨林的劇作之重要的展演空間。

    王明輝的音樂創作與製作之路在臺灣通俗音樂生產與音樂聲響製作介面的重要性，在於提出音樂與思想的問題，並創造臺灣通俗音樂與第三世界／亞洲的連結。從《抓狂歌》（1989）專輯中泰國（〈抓狂〉原曲）、印尼、印度音樂元素（〈民主阿草〉）的實驗性運用，到90年代《搖籃曲》（1996）專輯中突圍「本土化意識」所編製的亞洲／第三世界「音感」。至今，黑名單工作室這唯二的兩張專輯仍受到海峽兩岸、華文世界通俗音樂關注者的喜愛。他也以專輯製作人的身份遊走於主流與非主流音樂之間，曾製作創作歌手葉樹茵數張專輯，夏潮企劃與上華唱片合作的兩岸三地合集《七月一日生》（1997），以及曾經運作過的獨立音樂品牌「Nature High Asia」所主導的鄒族音樂專輯《高山阿嬤》（2001）。

    近年，王明輝參與王墨林編導的東亞戒嚴史劇場之音樂設計，通過運用「亞洲歷史中的音樂」——以音樂的聲音述說纏繞在歷史劇場中感情與情緒的夾層。對於不同於東亞—西方之外聽覺的關切，來自王明輝於1980年代以來遊歷泰國的經驗。在這次論壇中，他向與會者們分享，他與泰國的相遇碰撞出了他的亞洲意識與體驗。透過他徐徐地講說，帶著與會者們一同回溯在聽覺／身體所經歷的，泰國的節奏、樂器、民間音樂、通俗音樂與政治社會歷史、南北差距、1970年代學生運動的關連。從泰國1970年代兩波學生運動談起，他開始介紹與學生運動、左翼思潮有著深刻連結的樂團Caravan，並介紹Caravan以左翼觀點製作的關切農民生活、批判美日帝國主義、為勞動階級發聲等諸種專輯主題。Caravan同時是泰國重要的歌系「生活之歌」（Song for life）的創始樂團。此外，他也談及泰北、寮國的民間音樂形式Morlam的演變，以及介紹泰國流行音樂巨星Bird的精彩MTV。整場論壇在充滿音樂與節奏的影音分享中結束，王明輝以他的亞洲路徑讓我們從聽覺裡、音樂裡重新思考亞洲—民族中音樂的原型與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