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弟弟康雄(第二週)

敘事者透過弟弟康雄死亡之前所寫的日記去尋找導致他自殺輕生的理由，並且透過敘事者尋找的痕跡，讀者得以看見敘事者心裡的轉折。

敘事者一直認為弟弟康雄的死亡起因於他本身是個虛無主義者，如同父親對兒子的死的解釋：「他的孩子死於上世紀的虛無者的狂想和嗜死」，隨著小說的推進，敘事者(康雄的姊姊)慢慢解開對這宗死亡的誤解和弟弟製造的謎題，謎底是：這個世界，包括敘事者在內，沒有人了解康雄真正的想法。敘事者僅僅只抓住了弟弟死亡前掙扎的線索，並試圖了解弟弟康雄和他的死亡。

原被誤認為是個「虛無主義者」、「安那琪」的弟弟康雄，和一位婦人相戀並且有了性關係，在死亡之前嚎叫著：「我沒有想到長久追求虛無的我，竟還沒有逃出宗教的道德的律。」，敘事者發現原來弟弟並非如原本她和父親所揣測的那樣，死於虛無，她從所找到的些微的蛛絲馬跡中，判斷「初生態的肉慾和愛情，以及安那琪、天主或基督」都是害死弟弟的謀殺者，於是敘事者要「告狀」，但身為讀者，不禁想問：她要如何告狀？向誰告狀？告什麼狀？

敘事者，康雄的姐姐，在弟弟死去的那年的冬天結婚，一方面受到她戀愛著的畫家的影響，另一方面是受到弟弟的影響，這兩個因素促成了這樁婚姻。這樁婚姻表面上導向了非常正面或者說是幸福的表象，但敘事者讓讀者窺探她的內心世界，事實上，敘事者對於「灰姑娘」這個身分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只是單純的飛上枝頭當鳳凰，她對於「變的富有」這個變幻有著罪惡感，因為弟弟康雄和他戀愛的畫家的左頃思想：「富裕能毒殺許多細緻的人性」；她甚至以相當諷刺、憤世嫉俗的口吻去揶揄她「飛上枝頭變鳳凰」這件事和她身邊的人事物，包括暗諷父親，結婚這看似少女般的夢想，對敘事者而言只是個面對弟弟的死亡、帶有控訴這社會的叛逆：「向處女時代、向我所沒有好好弄清楚過的那些社會思想和現代藝術的流派告別的悲哀。」敘事者甚至有更深層的情緒反應：「這最後的反叛，卻使我嘗到一絲絲革命的、破壞的、屠殺的和殉道者的亢奮，這對我這樣一個簡單的女子已經夠偉大的了」，她對於性別也有許多道不出的壓抑和無奈，因為她的家族可以透過她的婚姻，在社會上獲得更高的財富和地位。這看似美滿的婚姻其實是「負負得正」的結果，弟弟的死亡和她的叛逆最終讓她走向這樁婚姻，是她心裡「卑屈和羞辱」長出的果實。

這裡，弟弟康雄死亡之前的掙扎，或許可以解讀為對「虛無致死」的推翻，透過敘事者找尋真相來駁斥「平白無故的虛無」，敘事者在翻讀弟弟的日記，尋找死因的同時，就是一種對虛無的拆解，她找到了弟弟心裡的情感，還有生活及思考的證據，來證明弟弟並非死於虛無。之所以要推翻「虛無致死」乃是要去還原唯物史觀。

情慾的流動、她對於弟弟的情感…

父親

寫作為唯一的抵抗和自衛

二十世紀的中國長期飽受欺凌和屈辱，嚐盡內憂和外患，在貧困、愚昧、欺騙、苦難和破滅中載浮載沉，身為中國人，作家陳映真(原名陳永善)以無與倫比的理性和感性，去克服這段歷史所帶給人們心靈和身體的巨大傷痛。他奉行不悖著父親所賦予他的三重定位：「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國的孩子。最後，你才是我的孩子。」在《父親》這本散文集裡，這三個主旋律交相變奏，批判的部分讀來有切膚之痛，而抒情之處又感人至深。

「切膚之痛」、「感人至深」這諸多情緒的萌發，在於我在讀這本散文集時，正如陳映真在〈洶湧的孤獨〉敬悼姚一葦先生一文裡的一個句子：「了解我不曾道出的思想和身處的困境」。身處在遺忘歷史的一代，心裡有許多無法言說的失落，讀著陳映真的文字，彷彿在撿拾著那些被人們任意拋棄的歷史和真相。我會這樣說，心裡不無孤單和悲痛，當歷史成為人們迫切丟棄的包袱，我們還有可能正視自己所站立的位置嗎？在台灣，這幾年以來因為相信自己是「中國的孩子」而感覺自己存在於這個社會的「負空間」裡，像個需要掩飾身分的異教徒般，無怪乎在讀《父親》的時候，壓抑的心情漸漸被釋放，套用陳映真的形容：「因意識形態的烈日劇烈的炙烤而瀕於乾裂的心智，得到了滋潤」。傷痛和屈辱的中國近代史，讓一些人「恣情輕賤和詛咒自己的宗族和血緣」，但陳映真卻是謙抑地以寫作去抵抗整個時代的集體欺騙和政治共犯結構。

謙抑如他，陳映真將他思考、成長和情感的軌跡真誠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做為借鏡，特別是在他悼亡的幾篇文章中，更可看見他深層的內裡：〈鳶山〉一文悼念他的摯友，藉著說朋友的死於「深不可知的憂傷、絕望和頹廢的惡流中」，來叮囑自己未完成的責任，還有〈洶湧的孤獨〉一文悼念亦師亦友的姚一葦先生，述說與姚一葦先生相識和自己寫作的經歷，還有其他幾篇悼文等等。可以說，整本散文集密佈著死亡的氣息：一開始即是自己孿生兄弟「映真」的死亡揭開序幕，作為他所經歷的第一個、最初的死亡，接著又是朋友的死、養父的死、生父的死、幾位文壇前輩的死亡、「阿公」的死、甚至到最後，陳映真自己闖過了「技術和理論上的死亡」，這種種死亡的鋪陳，除了引發讀者無限追思與悲感，這些不無憾恨的死亡遺留了什麼責任給讀者去完成，也許是作者拋予讀者去思考的。

就如陳映真自己所說的：「出於思想和現實間的絕望性的矛盾，從寫小說的青年期開始，死亡就成為經常出現的母題。」這本散文集不例外的出現了許多死亡，而我們或許要思考的是：藉由這些死亡所透露的蛛絲馬跡或深沉的訊息，讀者或多或少得以去理解，到底什麼是陳映真世界裡所謂的「出於思想和現實的絕望性的矛盾」，並且，這「絕望性的矛盾」極有可能和我們的矛盾一樣，而我們要如何去拆解這些矛盾，以達到思想與現實的和諧。

當歷史成為人們迫切丟棄的包袱，陳映真則穿越死亡的迷霧、穿越自己的童年，往更早的起源、更深的歷史追溯，而他文學世界的源頭正是魯迅的小說，他感謝魯迅的小說使他「成為一個充滿信心的、理解的、並不激越的愛國者」，約莫就是為了這個至高理想而讀陳映真的小說罷。

加略人猶大的故事(第三週)

在寫〈加略人猶大的故事〉這篇之前，我想先總的來說《我的弟弟康雄》後半部份小說的感想。當然，因為這幾個故事是陳映真年輕的時候的作品，所以在閱讀的過程裡，我也試圖努力去拼湊一個年輕的陳映真，去透過他細膩的筆法去想像那個年輕的陳映真，如何用他多愁善感的筆去意氣風發地描繪他心裡真實的想法和情感，那個寫作的企圖是很大的，題材和類型從〈加略人猶大的故事〉、〈蘋果樹〉、〈文書〉、〈將軍族〉到〈那淒慘無言的嘴〉，這幾個短篇小說所概括的層面是很廣很深的，年輕的陳映真開放著自己去理解這整個世界，跟後來專注於處理一些點去做深度的書寫，有些不同，雖然他在〈蘋果樹〉裡以理解卻略帶批判的眼光，去檢視林武治那有點不著邊際的文藝青年的人生態度，但是從陳映真的小說裡還是可以感受的到，陳映真也帶有他筆下人物林武治的色彩，就如他自己形容林武治的：「他是個幻想氣質的青年」、「少年的感傷主義」，我所感覺到的年輕的陳映真是有感染這樣的味道，但是更加複雜，所以這幾篇小說讀起來帶有強烈的美感，並且因為著那個時代的台灣文藝青年所流行閱讀，從西方那邊流行過來的「虛無主義」的文體，但也不全然如此，陳映真對此現象的反思，表達在他對林武智的能理解和批判之中。陳映真並不光具有幻想氣質和感傷，他以極銳利的眼光觀察他的週遭，抒情的同時夾雜批判的力道，那並不讓人感到虛無的，對於此，我是極喜歡的。但儘管如此，我仍然納悶他是如何完成〈將軍族〉的，似乎這年輕的背後還有個蒼老的靈魂。

        進入到〈加略人猶大的故事〉，我仍然是認為陳映真使用猶大這個角色去檢視民族主義者的立場，當然，我是把陳映真放在亞洲的脈絡裡去思考的，儘管陳映真是用西方的聖經故事做為一種民族主義者的寓言故事。最發人深省的一句話即是猶大憤怒的質疑：「你們一心想除去那逼迫你們的，為的是想奪回權柄好去逼迫自己的百姓嗎？」徹底地質疑一個民族主義者所站立的位置，並去批判利用民族主義的野心份子。並且，猶大的政治熱情和愛情生活是息息相關的，往返耶路撒冷的三天，讓猶大重新獲得生命，並也讓希羅底重新拾回愛情生活。在那之前，「他感到自己卻不能完完全全地沉溺在歡悅裡，甚至一直在猙獰的清醒著。

        猶大所傾慕著的耶穌是具有雙重形象的耶穌，既是政治彌賽亞也是社會彌賽亞，然而最終失望於發現耶穌「真的不對世上的權炳和榮耀抱有野心」，發現耶穌是個終極的社會彌賽亞，一個左翼者的形象，當猶大說：「這傻瓜，這個夢想者！」的同時便是背棄了社會彌賽亞，也背棄了左翼的「終期的王國」，走進了政治現實，然而最後卻成了民族主義野心者的代罪羔羊，成了背叛者，最終死於懺悔之中。

        我想陳映真也是不停檢視他的民族立場的，避免落入任何一個意識型態的陷阱之中，我想這是即使他面對如此錯綜複雜的歷史，仍能透過不停的對照，檢視出自己的位置，以及對政治和社會局面的批判，因為他對人有著基本的關懷，我想這個是他更終極的立場。

 

《唐倩的喜劇》前半部份閱讀感想(第四週)

        前三篇小說仍舊是佈滿死亡的氣息，以殘頹的、苟延殘喘般的即將殞落的生命為開始，最後以死亡做結；以一個接近死亡的人為焦點，成為故事的核心，聚集其他的小說人物，吸引其他角色的無限關注，讓眾人(其餘小說人物以及讀者)凝視那極欲躲避、無法直觀的死亡。透過小說人物近距離地面對死亡，來讓讀者一起反思死亡、看待死亡，到底那些眾多死亡是怎麼一回事。

        〈一綠色之候鳥〉的第一敘事者的妻的死，讓人讀了之後充滿不可解的疑惑，到底是什麼導致了她最終的死亡？先打個岔來說我對這些死亡的感覺，從我看來，這些死亡是很輕盈的，像一不留意被吹落的一片葉子般那樣輕盈，死亡從某個面向來看是生命的消逝，而這裡的生命就像吹口握不緊的汽球一樣，一下就洩了氣，飛得不知所蹤，讓人錯愕的、來不及反應的，〈一綠色之候鳥〉和〈兀自照耀著的太陽〉是陳映真描繪「想要緊握生命氣球吹口卻不經意鬆手」的那一瞬間。如果說，〈我的弟弟康雄〉裡面提到的，富裕真會扼殺細緻的人性，那在〈兀自照耀著的太陽〉裡，某種情境的富裕扼殺的可能是生命力。

        〈一綠色之候鳥〉和〈兀自照耀著的太陽〉兩篇對照來看都是描寫女人的死亡，敘事者的妻的死和小淳的死，讀的時候讓人隱約感覺到一種無以名狀的被掏空的感覺，死亡竟是如此輕易的。另外，死亡的時刻的描寫，小淳的死和季公的妻的死，都同樣是在一種緩慢、耗弱的拖延情況下，在最不經意、眾人最掉以輕心的時刻死去，而這兩篇裡的眾人不約而同地藉由凝視死亡觸發的罪惡感來懺悔自己之前的過錯，死亡成為一種觸媒，讓人們真誠地去檢視過往。在〈兀自照耀著的太陽〉的一些句子裡特別明顯可見那懺悔的心情：「拋棄過往的那些生活」、「拋棄那些腐敗的、無希望的、有罪的生活」、「那些日子啊」、「那些過去的日子啊」、「那些絕望的、欺罔的、疲倦的日子」，在面對小淳的死亡的同時，「那些日子」被迫被檢視，在面對那些不痛不癢的諸多死亡時，他們可以漠視，然而小淳的死引發了他們「不曾有一個生命的熄滅如此地使我不安，使我徬徨的」，這裡的死亡有別於以往的，可以引發人們的「不安」和「徬徨」，甚至「忽然感覺到從來便沒有活過」，對比著另外一群人不那麼美麗、較為貧苦但生命力旺盛的生命：「我們所鄙夷過的人們，他們才是活著的」、「那些像肉餅般被埋葬的人們」(礦工的死)、「那些僅管一代一代死在坑(礦坑)裡的，儘管漫不經心地生育著的人們」。加上「獵人之死」，這三篇都在描寫「在生命的熄滅前把自己打倒了」的死亡，而陳映真並非以虛無的筆法去寫這種精神狀態，他仔細地以寫實的手法去處理當時的社會情境和氛圍，依然是以「家」為單位的，而〈綠〉和〈兀〉的「家」又是依靠什麼在維繫著的，然而那賴以維繫的東西(對幸福的想像？)是脆弱的，最終導致關係的終結、死亡和家的崩散。

        至於另外的，我還在思考著，為什麼「獵人之死」裡的獵人如此和我有著類似的耗弱的、無以名狀的感傷的、自我遺棄的生命型態。

 

第一件差事(第五週)

        我自己非常偏好這個故事的敘事方式，以及非常喜歡胡心保這個角色，和〈獵人之死〉裡的獵人有著類似的調性，那種自我放逐、自我毀棄的心裡荒蕪的狀態，我總是很快地進入(或認同)這樣的心理。胡心保也同樣和〈鄉村的教師〉裡的主角被死亡和戰爭的陰影縈繞(haunted)，而在面對現實的時候都不約而同地出現「失重」的徵兆，而最後選擇自我毀棄。

        〈第一件差事〉小說一開頭就是非常強烈的兩個對比：新婚與死亡；從第一敘事者(警員)的角度看去的兩個男人的肉體本身也是一組對照：第一敘事者(警員)結婚後的性的肉體對比著胡心保(死者)的死亡氣息的肉體，一個是因為性而成熟世故的肉體，另一個即是因為死亡而返回純真的「羞澀的樣子」的肉體。性與死亡這兩個對比的意象在之後的情節中不停交錯出現。
        胡心保這個角色在故事的一開始便已經死去，透過警察辦案的過程，並經由第一敘事者(警員)去詢問死者死亡當日的三位交涉者的對話，來拼湊胡心保這個人，試圖找出他死亡的原因和真相。胡心保作為「缺席的在場者」，讀者可以透過三個人的口供去拼湊胡心保，他是故事的核心，所有的角色也是透過他的死亡串連起來，這個手法是陳映真處理死亡題材時的一貫技巧，然而儘管陳映真將胡心保呈現在讀者面前，但能否找出他的死亡原因和真相則是另外一回事。胡心保作為「缺席的在場者」本身即有它自身的象徵意義，也就是歷史，一個無聲的發聲者，歷史即使並不在人們的眼前搔首弄姿，也仍然和現實產生互動，歷史即使不主動對每個人開口說話，不代表它沒有聲音，我認為這是這個文本形式本身和胡心保本身的象徵意涵。然而，現代的人們是否也如三位口供人對待胡心保那般自我沉溺地對待歷史？
       三位口供者分別是：旅館少老闆劉瑞昌、體育老師儲亦龍、化學公司化驗員兼富家女林碧珍，加上警員自己四個漫不經心、自我沉溺的人物，看似對胡心保的死亡做出回應，實則對查明胡心保的死亡真相和原因沒有任何幫助。劉瑞昌的「為什麼找到我這地方來尋死」、儲亦龍的「我就是不去凌虐自己」、林碧珍的「他的太太真漂亮」和第一敘事者的「這是我的第一件差事」，這些不自覺的、不停重複的、近似喃喃自語的句子，正是他們對待胡心保這個人的態度，誰也沒有真的要去了解他和他的死因，只顧自溺於自己的故事裡打轉。雖然讀者可以從儲亦龍身上找到較多的對於乎胡心保的過去的蛛絲馬跡，也不足以明白確切地說出胡心保死亡的原因和真相。而另外從林碧珍的證詞則是可以看到胡心保延遲死亡的理由。
        先將角色分析放一邊，來說小說最後警員杜先生個人的觀點。這位杜警員將胡心保的死解讀為一種「厭世的自殺事件」，或許我們不能否認胡心保是厭世的，然而這位杜警員對這起死亡的解讀，是一種相當典型的台灣教育機器打造的解讀方式(國民黨教育？)，最後的幾段裡，仔細去看，可以看出那段話裡透露出一種「馴服和教化」的暴力，看似積極、正面、光明、倫理，卻是對歷史現實和社會現實一筆抹淨的暴力，而我認為即使在現在，這種暴力的力道仍普便存在於台灣社會裡，甚至是一種心照不宣的媒體語言。

賀大哥(第六週)

        乍聽之下，「賀大哥」三個字聽起來彷彿是叫喚一位再熟悉不過的鄰家哥哥，然而，這位賀大哥實際上是一位有過越戰經驗、有分裂性症狀的遺忘症患者、精神性健忘症、一個美國人。小說的第一敘事者是一位叫小曹的外文系女生，在暑假的慈善活動中認識了外國青年賀大哥，而這位賀大哥有雙重身份：Mr. Hopper或Mr. Chalk，賀大哥是根據Hopper這個姓而來，而Chalk才是賀大哥本來的姓。小說儘管以小曹的視角貫穿，但仍然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來探討「賀大哥」的分裂性遺忘症，一個是Hopper，另一個是文件上的Mike H. Chalk，或者還要加上小曹視角下的如同「王子武士」一般的賀大哥。
        一個暑假不到的時間，小曹對這位在「聖心小兒痲痺復健所」幫助小朋友的賀大哥有了很深的情感，賀大哥的「棕色的、開著分明的雙眼皮的大眼睛，流露一種發自內心極深之處的愛的光芒」讓小曹很着迷，但這只是小曹眼裡的「賀大哥」，並不是Mr. Hopper更不是Mr. Chalk。小曹單方面地傾心於賀大哥，但賀大哥則專注於扮演他慈善的Mr. Hopper的身分，也就是說這兩個人的關係是單向的，並沒有太多的交流，雖然賀大哥對小曹說了很多的有關愛的道理、無政府主義、左翼思想等等，但這基本上跟小曹沒什麼關係，儘管小曹因為將要離開賀大哥而會感覺到「焦慮、寂寞和悲傷混合起來的情緒」，但是賀大哥仍舊專注於Mr. Hopper的身分「以他素常的專注工作著」。離開復健所後，為了再次和賀大哥建立關係，小曹便以學習英文來作為搭起關係的橋樑。

        在復健所的Mr. Hopper之前，賀大哥原本的身分Mike H. Chalk是個在越戰裡殺了無數無辜老人、婦女和小孩的「明目昭彰的殺人」的「謀殺犯」(Chalk在報告中的用字)，在這份報告中可以看見一個越戰回來的美國士兵的心理自白，就像其他陳映真筆下的被過去的戰爭記憶縈繞著的角色一樣，戰爭的記憶對他而言等於不停地提醒他自己是個「謀殺犯」，一個「國家」支持的「謀殺犯」，也不停回憶起過往自己做了多麼多的、殘忍的、令人髮指的殺戮，這一切都讓他想像「脫衣服」那般輕而易舉地脫去Chalk這個身份，並同時打造一個「發自內心極深之處的愛的光芒」的Hopper。

        再一次，像〈第一件差事〉裡面那個漫不經心的警察一樣，這個報告裡的醫生也不痛不癢地看待這起病例，不停地病理化對待Chalk的自白，並且一廂情願地企圖「治療」他眼前的病人，然而這個醫生所看重的點和Chalk所看重的點不同，Chalk想要去「想明白」，而醫生只想要「治療」，所以他輕易地略過Chalk說的：「被害者變成加害者，然後又變成被害者…」，他專注於病人之前提起的脫衣服和換衣服的事，但這對Chalk不那麼重要，於是Chalk問：「那對你那麼重要嗎，醫生？」醫生的回答則是：「我猜是的，非常重要的，麥克。」這裡的對話像是兩條未曾相交的平行線。

        先撇開文末劉先生的粗糙的民族主義不談，我關心的是小曹在小說最後的情形，這個結尾對我而言有典模糊。當如王子武士一般的賀大哥幻滅之後，小曹覺得自己和同學不是同一代的人了，她開始走入了什麼樣的現實，讓她意識到要去找英文家教來過自食其力的生活？她後來變的如何了？

華盛頓大樓系列─夜行貨車(第七週)

        以我現在有限的知識去談陳映真筆下的1970年代，是一種對歷史「斷章取義」的強作解釋，或者再少一點，我能呈現的恐怕也只有我自己解讀的背後，去進入當時歷史的嘗試而已，但仍然從這個嘗試出發。

        70年代的台灣，剛剛好是離開國際舞台的初始階段，從1971退出聯合國，台灣接下來面臨的是一連串的「斷交」，先是和日本斷交，接著是1979美國宣布和台斷交。即使慢慢地面臨孤立的窘境，但台灣並沒有強烈地意識到自己的「孤立」，讓我惡意地說因為台灣眼裡的「國際」通常只有美國、日本幾個經濟強國，從「夜行貨車」和「上班族的一天」裡可看的出，台灣當時和美國經濟上交流頻繁，這座「華盛頓大樓」就在台北的事實，似乎可以稍稍掩飾台灣在國際政治上孤立無援的情勢。而美國在台的外商公司又是如何利用台灣這一不深刻的孤立情緒，來偷渡資本帝國主義「我們外國公司就是不會讓台灣從地圖上抹除…」(〈夜行貨車〉，p.181)。而台灣沒有太深地感到孤立無援，背後也是要付出一些代價的；「夜行貨車」背景是1978年的台灣，場景剛好是外商公司，在裡面工作的人表面上比社會上其他的人享有更好的薪資報償，也是眾多羨慕眼光投注的焦點，卻也正好是「代價」的直接承載者。

        在「夜行貨車」故事的一開頭，有效而迅速地展現台美關係不平等的權力階序，美國對台的強勢關係立刻就表現在外商公司裡的性/別關係上。公司經理林榮平的女秘書兼情婦劉小玲，被他的美籍老闆性騷擾，在外商公司權力階序分明的情形之下，林榮平顯然只能對上司摩根索先生隱忍不發，這嚴重地傷及台灣男性的自尊，「他的怒氣，於是竟不顧著他的受到羞辱和威脅的雄性的自尊心，逕自迅速地柔軟下來，彷彿流在沙漠上的水流，無可如何地、無助地消失在傲慢的沙地中。這才真正地使他對自己感到因羞恥而來的忿懣。」(頁137)，女性處在另一個權力位階上，因此劉小玲得以用一個較為特殊的位置去看他們公司裡的男性，劉小玲之所以會說：「公司裡的男人，沒有一個不是奴才胚子。」(頁135)實際上也不無顯露，在「夜行貨車」裡男性的權力位階，以及故事的敘事方式，是如何透過劉小玲這個核心角色來操作的。

        身為外省第二代的劉小玲，和其他陳映真筆下外省第二代的共通性，就是那種無以名狀的飄移性，而劉小玲的飄移性正是表現在她的兩性態度上。由於劉小玲的母親的緣故，相較於其他本省女性，她更有條件或機會在外商公司上班，而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免落入外省女人和本省男人的權力平衡情境中。用現在的話說，劉小玲所愛的男人詹奕宏的父親是個深綠份子，是個接受日式教育、憎恨外省人的「台灣人」，由於父親教導著強烈的階級向上慾望，使得詹奕宏的自我飽受壓抑，這一壓抑的心態被挪移到與劉小玲的虐與被虐關係中。從詹奕宏的話語中，以及透過詹奕宏看台語連續劇的眼光，可以了解他如何戰戰兢兢地衡量著外省人是如何地看著他們這群「癲憨的台灣人」，這個「癲憨的台灣人」的意識也不停刺激著他的神經，成為他們兩人關係中最大的張力，「你以為，我，也是電視裡的，那種，又癲，又憨的人嗎？」(頁165)，而這一憤世嫉俗的側面也正是讓劉小玲傾心的原因，兩人之間充滿錯綜複雜的心裡依存關係。

        由於兩人關係裡強烈的張力不停衝撞著兩人的主體性，而他們兩人的主體性達到一致與和諧的短暫時刻，是在同時面對公司裡的美國主管宴會上的侮辱。我不確定「景泰藍戒指」確切的象徵，我只把景泰藍看成是帶有東方的意涵，而戴上戒指這充滿意味的一個動作，我認為有暗示認同的主體性。最後的一小部分打亂了整個小說的敘事節奏，在最後簡短的小章節裡，這篇小說竟奇異地有了陳映真小說裡不常出現的美好的結局。「夜行貨車」本身作為這篇小說裡的主體象徵，並且做為這篇小說的結尾意象，是不夠樂觀的，「… 黑色的、強大的、長長的夜行貨車。轟隆轟隆地開向南方的他的故鄉的貨車。」(頁185)第一次是出現在兩人激烈的爭吵的時候，但無論如何，從小說的結尾，詹奕宏彷彿能夠把握住這一意象，對於身為陳映真小說讀者的我，也算是難得而珍貴的安慰了。

雲(第八週)

        在開頭的部份先説個不那麼分析性的、我自己的揣測或觀察，關於陳映真的小說裡一些段落小標題的命名。標題中有關自然的、昆蟲或動物的部份，像是〈最後的夏日〉裡的「蜻蜓」等，又以〈雲〉這篇作為例子，標題如「第一隻蝴蝶」、「蟬聲」，到這篇小說的標題〈雲〉，和「長尾雉的標本」這種暗含象徵意義的標題不同，其他以自然界的物事命名的標題，我認為陳映真自有他的用意，其中我所想像的是：用以打破人類封閉的世界。

當人的社會自成一格、封閉而且牢不可破、與大自然隔絕，大自然的物事便彷彿愈要衝進這個被看不見的罩子籠罩著的人類世界，其中我認為以〈最後的夏日〉裡的「蜻蜓」具有這種明顯的作用，儘管「蜻蜓」在該篇文章中可作為某幾個角色的心理象徵。當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等等意識型態的玻璃罩籠罩著台灣人的世界，而當中，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正為了這種種的主義悲慘著的同時，大自然的物事對人類的悲劇是無動於衷的，正如「兀自照耀著的太陽」那般所呈現的，又如〈雲〉裡面：「…那些白雲…一起在天上慢慢地飄流、互相輕輕地挽著、抱著。想著如果他們俯視著地上的我們，多麼難為情。」(頁117)；反過來看，當人們為了這種種主義的蒙蔽時，遺忘了人類和自然的世界的互通，當稍稍沉澱或不經意離開這封閉時，又可以感覺到玻璃罩外的自由的世界，如〈雲〉裡，一群人在疲憊的鬥爭之後，蟬聲突然插進來：「…這時有蟬聲由噤弱而漸強，又漸強而聒噪，突破了仲夏的悶滯，自遠處傳來。」(頁92)，而這裡也解釋了陳映真書寫視野的廣闊，他看到了大自然對人的悲劇的無法融入和旁觀的腳色，另一方面，他又看見大自然的物事對於人類自我打造的、看不見的蒙蔽，是如何地具有滲透性。我想這是陳映真文學性的部份。

        再來，我只簡單地談一下〈雲〉這篇小說裡的跨國公司的部份。延續〈上班族的一日〉裡榮將軍這個角色，〈雲〉裡面的宋弼「宋先生」提供了更多「位於高位的外省人」的資訊，在大陸變色之後，因為左右問題，「宋先生」憑著和美國人派內特的關係到了美國，後來又來到台灣，成為把「美跨國資本」在地化的一個連接性角色，也可以說他是將「純粹的美資」轉化成「中美合作資本」的一個障眼法般的存在。

在小說裡，可以看見「宋先生」在那群女工和第一敘事者張維傑的心目中，是個像反派角色或大魔頭的存在，最後公會改革的失敗被總結為「宋先生」這惡魔般的角色從中阻撓和破壞，和同是外省身分的小文的父親對照之下，「宋先生」為了鞏固自己在公司裡的地位的確使了惡劣的手段，但他同時也在不知不覺間替美跨國公司背負了多出來的罪責，他自己無意間替美跨國公司背了黑鍋，因為那群女工們和張維傑看到的是「宋先生」如何阻撓他們的改革，看不到的是美跨國資本的龐大體系是如何強勢地套在整個跨國分公司之上，張維傑認為艾森斯坦先生的理想是偉大的，他看到艾森斯坦先生理想的挫敗原因在於「宋先生」的妨礙，但是，弔詭的地方在於，他的獨語透露了可能的真相：「為了艾森斯坦先生，請大家一定要努力，把新工會組織起來。」(頁95)，這個何大姊所賣命組織的新工會就算最終成功了，可能都無法替那群女工們謀求福利，因為這支新工會的組織其實是為了鞏固艾森斯坦先生在麥迪遜公司的位置，作為和「宋先生」勢力相抗衡的一股勢力，直到後面，艾森斯坦先生才透露了他的真話，他引用在美國的老闆麥伯里的話：「…對於企業經營者來說，企業的安全和利益，重於人權上的考慮…」(頁119)，而面對艾森斯坦先生的這番話，張維傑隱隱地可以感覺到事情並不如他所想像的那樣理想性：「他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左摸摸、右弄弄，總覺得不對頭。『企業的安全和利益，重於人權上的考慮』─艾森斯坦先生的聲音，像一口難以咀嚼和下嚥的食物，在他空疏的腦中，左擺、右擺、橫放、豎放，都擺布不好。」(頁119)，艾森斯坦先生的理想性和他組織工會的理想性和熱情，霎那間變成兩個各自相衝突矛盾的東西，儘管小說寫的隱晦，張維傑仍然感到自己是被美跨國資本底下利用的一顆棋子，他只是被艾森斯坦先生的另一種美妙的修辭給拐騙了。儘管這是事實的真相，但因為「宋先生」的惡行相對削弱了美資跨國公司的罪責，跨國公司是一種「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層層關係，可惜的是當黃雀的似乎總是美國人。

另外，我個人覺得小文的書寫展示的是一種第三世界文學的價值，小說裡不停提及張維傑在閱讀小文的文字的同時，所被引發的內心的反思，和被勾起的反應：「如今，在讀過這三本小文的日記之後，卻無端地聽見他那原已彷彿枯萎的心的孱弱了呻吟了。」(頁121)，在被捲進出口業務的兩年，張維傑的知覺漸漸麻痺了，直到閱讀了小文的書寫和之前的紀錄之後，他才又恢復了一些知覺，驚覺自己是如何「讓這個迅速轉動的逐利的世界捶打、撕裂、剉削」。而這恰恰也和我讀陳映真小說的閱讀經驗有所共鳴。

萬商帝君(第九週)

        陳映真寫「華盛頓大樓系列」到了第四篇《萬商帝君》，是前三篇作品的集結，以更複雜的手法表現，並且將許多跨國企業裡的現象濃縮於此，例如跨國公司裡的女秘書和上司的偷情、在美帝國資本體制下，台灣人不分藍綠的合謀關係等等，當然，這篇小說最震懾人的安排，是出現了林德旺這個角色。

        林德旺毫無疑問的是整個莫飛穆公司裡最格格不入的人。林德旺在故事最後的瘋癲是駭人的，然而林德旺的瘋癲並不是全然的不可理解或無法同情，相反的，陳映真充分地提供讀者有關林德旺成長過程裡的一些資訊，由這些資訊中去理解林德旺和莫飛穆公司的格格不入，導致最後的瘋狂，而在理解林德旺的閱讀過程中，某種程度上即是在理解第三世界的精神狀態，林德旺這個角色本身有其深刻的意義。

        儘管在莫飛穆公司工作，林德旺對於工作的認知和其他人很不同，他看不見跨國公司的整個運作模式，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力想像現代化管理的公司，不了解那一整套的操作方式，這有一部分和他的教育程度和家庭背景有關，另一方面，他依靠舊時代的想法，以為只要攀附上關係便可以獲得升遷，像個舊時代的幽靈般地喃喃自語：「你考驗我好了，陳經理，我是你的人…」(頁130)，但他終究只是如幽靈般地存在在莫飛穆公司。同理，他也看不清他自己的失敗和整個現代化跨國企業的運作方式有關，他將他的「不受寵」歸因於他撞見了老金和Lolitta的偷情，因此他的夢魘重複出現這個偷情的瞬間，從這個夢的描繪中可以看見這事件對他心理造成的衝擊和壓迫：「…這裸的、侷促的乳像一面高塔一樣，向他倒塌下來。他恐慌地掙扎，而那乳房卻一直緩慢地倒壓下來。他的心因為恐懼而急速地悸動。」(頁194)。

        林德旺的夢在《萬商帝君》裡被大量描寫，而透過這夢的內容，更可清楚地去理解林德旺的精神狀態，除了上述的夢之外，另外一個林德旺時常「固定」夢到的場景便是故鄉：「…他便是那麼樣地、異常生氣地在故鄉銅鑼的、乾涸的河床上奔跑。河床上的石頭堅硬、棘腳，被太陽曬得火燙。每次他的腳趾踢到石頭，都使他痛徹心肺…但他還是那麼生氣而執念地跑著，一心要跑出這荒蕪的、看似無邊的故鄉的河床。然而，整個河床卻只像輪盤一般，慢慢地轉動，使他耗盡力氣，就是怎麼也無法逃脫整個惡意而燠熱的、荒亂，而又令他羞恥的河床。」(頁194)，同樣的，我認為這個夢勾勒出了當時台灣經濟起飛、經濟奇蹟背後底層人民的焦躁和不安，這令林德旺「羞恥的」河床，可以既是他農村背景的，也可以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我甚至想像這是當時台灣的社會氛圍，在快速現代化下的台灣，社會如同「輪盤」一般，讓人們耗盡力氣，卻怎麼也無法逃脫。或許，李師科這宗台灣首度銀行搶案，或多或少說明了林德旺這個夢的社會背景。

        時常感覺到自己被拋棄，可能也和他後來被抵押給債主作為養子這一歷程有關(以及他跟阿倉哥之間的一小段故事)，雖然後來重回生家，有個很照顧他的姐姐素香，他仍然覺得這個阿姊不理解他，並因此感到孤單和悲傷，這種被拋棄的孤獨感，最後在他的發瘋中被理解成了他身邊的每個人都合謀起來壓迫他。另外，林德旺對於被壓迫的感受是很真確的：「他感覺到他整個的心都要被一種無以分說的悲痛壓碎。耗費了幾年的時間，使盡了一切的力量，卻仍敵不過那一股強大的陰謀，在暗處睥睨著他、折磨他、試煉他、玩弄他、欺騙他，最後還絲毫也不顧惜地，一腳踢開了他…」(頁190)。當然，《萬商帝君》裡，花了大半的筆墨在描寫那「強大的陰謀」，這裡不贅言。

        最後林德旺的化身成「萬商帝君林德旺」，透過這個變身林德旺終於當成了他夢寐以求的「馬內夾」(MANAGER)，Rita在林德旺家看見的畫像，充滿許多意涵：「一個年輕人正面坐在像是太師椅那種椅子上。西裝、領帶的服裝。那麼，除了微微向著兩邊的眉毛，是一點也沒有林德旺的模樣。頭部的後面，有一個圓的光圈。順著光圈的弧度，寫著幾個英文字母。再定睛看，赫然是MANAGER這個咒語一般的字。」(頁221)，陳映真充分掌握了商業界那種人人都想成為MANAGER的渴望，並點明出MANAGER是如何像咒語般地被念誦，和像緊箍咒般地套牢了人們的意識，並且，西裝、領帶的專業打扮是如何地被神化了。

        對於林德旺的分析先在這邊打住了。

山路(第十週)

〈萬商帝君〉的架構充滿著理性的味道，在閱讀的同時，可以感覺小說中建構出的冷的氣息，不無疏離並帶有批判距離地拆解外商公司裡的各種人情詭詐、荒謬和貪婪，然而，〈鈴鐺花〉和〈山路〉這兩篇短篇則是投注了作者自己豐沛的情感，有些片段看似不經意、信手拈來一般，卻蘊含了很深的感情，不知道〈鈴鐺花〉那篇有多少自傳的色彩，但陳映真將兩個小男生之間的情誼描寫得真摯動人，尤其是他們互相對對方說：「你騙人。」時，便是情感大量流動的瞬間，懷疑、猜測、偷偷羨慕對方，相互用「你騙人」三個字你來我往，交換大自然的知識，順便交換了他們從大人的耳語那邊得知的、和他們自己切身相關的、社會意涵濃厚的訊息：會剋夫的女人、被日本人從監牢裡放回來的遠親、落在一個防空壕上的炸彈等等，也交換了男孩身體成長的經驗，陳映真的文筆抒情極了。

〈鈴鐺花〉和〈山路〉不僅僅在閱讀時所產生的抒情經驗上相似，而是小說故事裡面濃厚的左派的人道關懷，從〈鈴鐺花〉的高東茂老師到〈山路〉的黃貞柏、李國木和蔡千惠，都是充滿著理想的左翼情懷的知識份子，而各自因為白色恐怖的迫害，有了各自的悲劇故事。並且和〈兀自照耀著的太陽〉裡的小淳一樣，女主角的緩慢耗弱的死亡，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以及去了解主角的心理狀態，從凝視死亡的懺悔達到和背棄或被遺忘的歷史和解，〈山路〉用了同樣的手法來說一個白色恐怖受害者家屬的故事，陳映真並不是選用人們看不見的，那些受害者死亡的時刻來做為引起人們悲憤的觸發，而是選擇去深刻描繪那些個，以小人物的堅強來分擔親人死亡所帶來難以承受的重量的人們，這樣的悲傷往往是更深層，影響更深遠的，也更靠近大眾的。

        在眾多莫名的死因當中，如〈第一件差事〉胡心保的死亡、〈鄉村的教師〉的主角等，到〈山路〉的蔡千惠的死亡，或許和前幾個例子相比之下，蔡千惠死亡的原因還太過於清楚，並且會受到過於多愁善感的指責(但要看清楚是哪些人會去指責她的死亡是多愁善感的)。

        能夠使用典雅的日文寫一封文情並茂的書信，接觸左翼思想知識份子的蔡千惠，用她的身體去體驗勞動，成為白色恐怖受難者李國坤名義上的妻子，嫂代母職地扶養李國坤的弟弟，並將他培養成才，看似一個會受社會上的人們津津樂道，一個苦盡甘來的成功故事，一個宛若孟母般的女主人翁，最後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結束自己的生命，當然，故事的敘事方式並不是隨時間點推移的，而是以倒敘的方式，透過李國木來帶領讀者探究他大嫂死亡的原因。

        蔡千惠的死因起於她從前的未婚夫黃貞柏的出獄，黃貞柏和李國坤是女主角蔡千惠的精神指標，而做了多年苦牢的黃貞柏的出獄，引發了蔡千惠對於她後來生活的罪惡感：「如今，您的出獄，驚醒了我，被資本主義商品馴化、飼養了的、家畜般的我自己，突然因為您的出獄，而驚恐地回想那艱苦、卻充滿著生命的森林。然則驚醒的一刻，卻同時感到自己已經油盡燈滅了。」(頁90)。因為長期辛苦的勞動，扶養了李國木，又因為李國木的出人頭地而過著好日子的蔡千惠，回想過往的勞苦再對比現在優渥的生活，感到一種對原來左翼理想的背叛，因而產生了的罪惡感和羞恥心，導致她放棄自己最後的生命。其中，由於自己用自己的身體親身體驗長期的勞動，在享受舒適的生活時再去回想那段自苦的生活，無疑的是一種對那段自苦的生活的諷刺，用青春換來的自苦的左翼理想，在之後的優渥的生活中幻滅，與其是一種對李國坤和黃貞柏的左翼理想的悖離，毋寧更是對自己過往艱苦的勞動生活的一種否定，更由此而產生了一無所成的荒涼感。

除了自己的部份，看見李國坤的弟弟李國木「避開政治」、「力求出世」，蔡千惠更加感受到自己斷絕了左翼思想的罪孽，因為怕李國木受到政治迫害而悖離了他的哥哥、李國坤的殉道的理想，這是以兄嫂自居的她所更難辭其咎的吧。

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

        在這篇特殊的作品當中，難以分辨文學、歷史和現實三者的疆界，在文學中去回溯被眾人忽略的歷史，在這段歷史中感受強烈的真實感，又在這真實感中享受文學的審美感受，雖然這是篇極度真實性的「報導文學」，但並不意味這篇作品的完成和陳映真優美的文筆沒有關聯，甚至篇名「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這一意象，讓人聯想到第一篇短篇〈麵攤〉裡「橙紅橙紅的星」和「…煙蒂在暗夜裡劃著寫紅的弧，撒了一地的火花之後，便熄滅下去了」。當然在閱讀過程的同時，這三者兼得地濃縮在當下閱讀的瞬間，引發了一些自己心裡的細微感受，這星期先暫時放下文本解讀，我想用自己的真實故事來回應這篇小說，希望能看見自己和當時肅殺氣氛社會裡的一些遙遠的連結，在閱讀的同時也不禁不停地咀嚼著和自己相關的真實故事。

        先說一下自己農家的背景，家裡原本是個在中壢新屋客家莊的大地主階級，後來因為國民黨政府的農業政策而家道中落，過著貧困的生活並因此痛恨國民黨，但是在二OO四年總統大選之前，原本家族中極深綠的份子也幾乎轉為淺藍，只有我的姑婆一家(還有四姑姑)仍然維持深綠的立場，我當時感到很不對勁(老實說是憤怒)然後詢問父親有關姑婆的家庭，父親說姑婆的二兒子在十幾年前失蹤(被抓當時其實已經解嚴了，這件事發生的時間點離現在並不遠)，她的兒子就讀台大法律系，畢業後於首都日報當總編輯，名字叫黃成暢，自從離家之後和母親通了一通電話之後就沒有了下落，直到現在。家族估計是被國安特務抓走了，但誰也不敢明目張膽地在公開場合討論這件事，也不能確定姑婆的二兒子是否真的是被國安局的抓走，也因此不知道能不能將姑婆定義為白色恐怖的受難家屬，沒有被逮捕的動作，沒有國安局的人來通知收屍撿骨，黃成暢從此人間蒸發，當然姑婆自己是認定兒子被國民黨害死了，姑婆一家人對國民黨懷著冷而深層的恨意，這件事在我這輩的孩子中，應該只有我因為好奇的發問而知道些始末，並且深深地放在心底，直到閱讀到〈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時，我才對於表親黃成暢的失蹤一事有了更多想像空間，也因為黃成暢這個不知道成不成立的故事，讓我走進這篇小說的肅殺氛圍裡，也或許是因為這個隱而不見的故事，家族的長輩都千叮嚀萬主咐著後輩：千萬不要碰政治，就如蔡千惠告誡著李國木一般。而奇怪的是，家族在悄聲說到黃成暢失蹤這件事時，都會再三地聲明他絕對不是共產黨。直到最後姑婆去世時，黃成暢始終都沒有出現。

        台大法律系和首都日報編輯的頭銜，讓黃成暢有充分的思想背景走向黨外運動，這是我比較能夠理解的，而徐慶蘭一群人等沒有受過太高的教育，在這篇小說中卻奇異地表現出過人的智慧，以樸實的農村經驗呼應共產思想，並且毫不保守地走向黨組織的運動和實踐。陳映真對於每個真實的描繪，都相當程度地引起我真實的情緒，例如，讓我感到憤怒的是當我閱讀到，警察或特務(「劊子手們」)是如何騙哄這些黨份子的家屬，透過他們家屬來補抓這些地下組織的成員，並因為這是「報導文學」，因為這些都是真實的事例，而更加讓我有很深的感受，儘管我是個七年級生，好像離這些「真實的歷史」有一段遙遠的距離了，但那其實是社會急速現代化之下的假象，在現代化、建設、進步、邁向文明等字眼的煙幕下，穿過這層煙幕，便可觸摸到那個年代的歷史，那些發生過的真實並未真的遠離，甚至並非以鬼魅之姿來靠近我們，而是和現在的我們有高度的互動，但首先要先穿過那層煙幕的障眼法，而陳映真這篇〈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有召喚著後來的人們溯著歷史溪流探向更早些歷史的魔力。

歸鄉(第十二週)

        或許是陳映真的小說具有高度寫實性的緣故，好幾次閱讀他的小說的同時，可以拉出自己家族的故事，一個故事牽連出另一個故事，有愈來愈多複雜的故事被引誘出來，於是更能夠清楚看見各個時代的輪廓，以及這些時代之間是如何連結、交相作用。有點像〈歸鄉〉裡面楊斌和老朱說故事時的情形，一個故事觸發另一個故事被說出來，當有愈來愈多的故事被說出來，意味著愈來愈多原本不能理解的情感、情緒、歷史等，有更多被理解的可能性。

        在這篇〈歸鄉〉的一開始，便安排了一個絕佳的說故事場景，那就是打完太極拳之後一夥人去吃早餐，一個吃飯的場景，最能表現對話和人物性格的設計，並且由這個吃早飯的場景，帶領讀者去凝視國共內戰背後所不為人知的故事。而打太極拳本身也是個意味深長的安排，太極拳本身極具有中國性意涵，「早覺會」的張清儘管是個有「台灣」意識的台灣人，但仍然會因為打太極拳而認識一些特殊背景的外省人，因為「太極拳」本身便是華人共享的中國文化，「早覺會」的同仁們還因此結識了打的一手好太極拳的白髮老頭楊斌。

        用早餐的場景，對楊斌來說毫無疑問是不舒服的，許多的問話是為了要去驗明正身，到底楊斌是不是台灣人，從小說讀者站在全知的觀點來看，楊斌本來是個台灣人，但因為國共內戰的關係，而被剝去了本來的身分，讓他在面臨張清一群人的審問時，窘迫不已，他無法通過他們所定義的「台灣人」的考驗，奇怪的是，張清的女人要求楊斌說日本話：「楊師父要真是台灣人，就教我們幾句日本話。」(頁11)，諷刺的是，要成為台灣人還得經過說日本語這個關卡，從這裡可以看見對於「台灣人」定義的世代歧異，又更因為對於國共戰爭這一歷史的無知，讓像楊斌這樣的台灣人掉進了歷史的細縫，變的「兩面」都不是人。

        由於這種特殊的情形，楊斌像是一個影子一般難以辨識的存在，又像是在地下

忠孝公園(第十三週)

        陳映真在〈忠孝公園〉一篇裡使用馬正濤和林標作為整個故事的兩條主軸，由於這兩個角色涵蓋的歷史非常複雜，使得閱讀的過程變得崎嶇，並不若閱讀前幾篇小說那般一氣呵成，讓讀者讀完小說後有種釋放感；倘若馬正濤作為小說中外省人的代表，某個意義而言，他過往在東北所做的「壞事」，難以讓讀者產生認同，讀者也難以被觸動進而達到同情和理解，甚至會認為：國民黨包庇像馬正濤這種壞人。但這是從「省籍情結的和解」這一面向出發去閱讀的時候，會有這種無法得到滿足的感覺。

        也許從「歷史的和解」出發再到「省籍情結的和解」會有不同的效果。在小說中讀者可以清楚看到馬正濤是如何去和政權結合，而成為一個殘害他人的加害者，而且是「面對面」的加害者，像是電影電視劇裡演的殘酷的獄吏，用殘忍的刑求折磨那些搜捕來的人。從東北開始，馬正濤首先和日本政權合作，在經歷世界大戰日本戰敗之後，馬正濤又掉入了國共內戰的泥淖，依附了國民政權之後從漢奸的身分變成了愛國份子，又因為大陸變色隨國民黨來台，成為小有權勢的外省人，經過這層層的轉換，馬正濤始終是個加害者的角色，但在二OOO年台灣政權輪替，暴虐獄吏的加害者角色突然陡然一變成為「歷史的受害者」：「他成了墜落在無盡的空無中的人。他沒有了前去的路途，也沒有了安居的處所。他仿如忽然被一個巨大的騙局所拋棄，向著沒有底的、永久的虛空與黑暗下墜。」(頁220)，這裡所謂的「巨大的騙局」其實也是「巨大的歷史騙局」，馬正濤以為踏著的厚實的地面瞬間被抽空，並且朝黑暗下墜，他原本以為的真實都在頃刻間崩毀而再也沒有所謂的真實：「馬正濤感覺到彷彿他半生的紀錄都成了白紙」(頁220)。

「歷史的受害者」的象徵性畫面即是馬正濤死亡的那一個畫面：「在馬正濤那家孤獨的舊屋裡，發現馬正濤在睡床上被一把金黃的手銬反銬著的屍體。他的整個頭被密實地套進一個大塑膠袋裡。地上有一小堆燒過的文件。一把同樣金光閃爍的手銬鑰匙被遠遠地丟在臥室的門邊。馬正濤那不喜自笑的嘴角，掛在他那半睜著眼睛的臉上，顯出無法讀透的深深的悲愁。」(頁221)，他這半生的綁架、逮捕、拷問、審判和處刑，對待搜捕來的人的那一套，在臨死之前又全都回到了他自己的身上。不能理解馬正濤身上所承載的歷史軌跡，那麼馬正濤只會是一個扁平的和政權掛勾的加害者角色，但倘若理解了其歷史脈絡，就會發現他也同樣是那個動盪政權年代裡的一個歷史受害者。

〈忠孝公園〉故事的開場，帶出馬正濤和林標兩人之間聯繫的元素就是日文，在通篇故事中，馬正濤和林標這兩條故事軸線幾乎是在一開始相交之後，就各自奔向不同的方向，但即使在故事情節上少有交會，這兩個角色卻充滿對照性，而這兩個角色在〈忠孝公園〉裡，某種程度來說，描繪了不同本省、外省的台灣人的對日經驗，這裡先不討論。

至於小說的後半段，呼之欲出而最後卻仍舊沒能和家人重逢的林標兒子林欣木，始終讓人遍尋不著，父親和女兒不停地去尋找他，而林欣木就是躲藏起來不被找到，不然就是被發現之後逃走，讓人不禁想探討讓林欣木逃避不肯回家的理由究竟是什麼？在那些前往都市打拼失敗的農村青年紛紛回到家鄉同時，是什麼讓林欣木堅持不肯回去面對父親和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