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陳光興的這本書，在很多方面開啟的新視野。讀他的論文，許多時候，會帶來像是看兔鴨畫的轉變，對一些問題，生發出從根本重新看待的眼光，甚至，從論文本身獨特的說話方式，那種帶著身體以及毫不含蓄的書寫，我們也因此要重新深刻地去理解什麼算是真誠的「學術」，什麼算是知識分子的「論文」。

陳光興要我用十分鐘從中文系的角度講一些話，我想，很多地方我不在中文系典型裡，就只分享二點自己閱讀這本書的收穫好了。

首先，從多重複雜的歷史、地理、政治關係或知識框架等等脈絡，重新理解所謂台灣「主體性」的多重結點，把「台灣在地」、「兩岸關係」、「華文國際」、「亞洲區域」以及「全球場域」，都放進台灣「主體性」的構成織布裡，除了提醒我們脫離狹隘的關於「主體性」的理解，對我來說還有一個重要的啟發是在這個網絡裏提出「華文國際」的視野，相當令人震撼，這也是讓我在兔鴨圖上突然可以看到兔子又看到鴨子的轉變。在言必稱「國際」、「全球」的今日，人們習慣性地把國際化想成英語化，此時此地提出一個「華文國際」的新視野，在這個年代裡，把中文從相對於「英文是國際」的一種地域性或國族性的語文解放出來，以中文參與國際，或與國際華文或華文國際創造聯結，開闢的是一種重新認識並且開創極具真實感的複雜主體狀態。不是簡單地擁抱中文或全球華文熱，而是有點像在持續的奮戰裡，努力重寫過去、逼視真實的現在，並且重思未來，所開闢出的一條生路。這對鬱悶或疲憊了一個多世紀的中文來說，我覺得是可以用「興奮」二字來形容的。這個新視野，除了給我在工作上必須為中文系宣傳時多了一個自己大致可以相信的說法，我想，當這個視野展開時，放在陳光興書裡不斷強調的批判「靠大邊」的立場，重點就絕不在於說中文有多重要，而是在一種總是某一種語文稱霸、而看不到其他語文的閉瑣卻又全球的脈絡裏，做一個不迴避立場的侷限、也不迴避作戰地域侷限的初步解放。

我自己閱讀起來最喜歡的是「去冷戰：大和解為什麼不/可能」這一章，因為這一章有很多眼淚與紀念。作者自己對這章的定位似乎是「坦白說故事」，同時想召喚更多的故事（頁235）。如果所有具原創性的論文，都會比較像在說故事，我覺得這個故事讓我喜歡讀的特色是它的不含蓄，不佔聖王位置，以及「哀悼」的工作。含蓄跟聖王位置有關，那是我在中文脈絡閱讀主流知識分子作品經常感受到的一種文化約制，主流含蓄要你能夠比較優雅上流地居高臨下，而「聖王」的位置要你必須假設、並且被迫相信說話的主體是道德（完美）的（於是也必須政治正確），而且被賦予了社會地位、認同國家社會、有責任撥亂反正。脫離這個含蓄聖王氛圍的約制，也就有了面對曝出露骨差異的可能，不做道德與政治正確之判斷的可能，以及釋放出多重邊緣罔兩的可能。這個帶著眼淚的故事裏，差異的情緒情感被認真看待，而且，情緒情感不是個人性的心理內容，而是涉及社會、政治、法律、美學關係、歷史地理權力之複雜結構，這個故事的認真面對歷史糾葛與情感結構，其實試圖做的是一個創傷、失落之後「哀悼」的工作。這裏「哀悼」當然不是指聖王禮制裏喪禮式的哀悼，當然，那是一種紀念並度過死亡與失落，轉化慾力而重回社會、重組人際關係的儀式，但是禮儀裏的哀悼重點是情緒情感的節制與歸位（各就其位）；這一篇說故事所做的「哀悼」工作，比較像是理論化的相對於「哀悼」的「憂鬱」書寫。晚近有一種關於憂鬱的看法認為，相對於「哀悼」，「哀悼」的「過去」是一個固著的、完成的、死亡的過去，而「憂鬱」對於失落的「過去」則仍然以各種魅影活現於當下的記憶，於是「憂鬱」與「過去」有著一種持續而開放的關係，「過去」的幽魂縈繞當下，「憂鬱」必須與「過去」持續不懈的奮戰，這就產生了記憶與歷史的位址，在這裏不斷重寫過去，也一再重思未來，也正因為這個重寫與重思，使得對於失落的對象必須一再重估，重行理解。於是「憂鬱」要問的問題反而是：如何可能使得世界成為一個比較好的對象，比較好的地方。我要說，在本省/外省、統/獨、顏色、和平/暴力的大悶鍋裏，也許，用一種憂鬱與哀悼去說大悶鍋歷史裏絲絲縷縷的故事，

會是一個新的開始。

（本文為2006年9月27號於清大人社院舉行新書發表會當時，劉人鵬老師的發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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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帝國--毛尖

 地球人都知道，光爷就是陈光兴。但光爷长得不像知识分子，有一次，走进文科大楼给我们演讲，我的一个小师弟不认识他，以为是社会盲流，差点上去盘问。他衣服飘飘，裤子飘飘，皮鞋穿成拖鞋，青红帮似的。

《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好讀》書評

《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獲選博客來年度選書

被殖民經驗：「去帝國」的情感基礎
李丁讚，清華大學社會所教授

陳光興的新書──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 （以下簡稱《去帝國》），是華文世界中，第一本嘗試從第三世界的角度來處理帝國主義的作品。過去，我們雖然也有很多討論帝國主義的研究，但這些研究基本上是在歐美學術傳統的典範下進行論述，對話的對象也以歐美的理論為主。《去帝國》則是真真正正地以「亞洲」為中心，進行亞洲內部的相互指攝與參照，從而帶出一種以「被殖民者」的角度來思考的視野。難怪 Stuart Hall 會這樣說，《去帝國》是 “a substantial work in ‘de-colonising’ the field,” 是陳光興嘗試對「帝國主義」這個領域進行「去帝國」的工程。這種從第三世界來觀看帝國主義的視野與旨趣，是《去帝國》的基調，也是它與其他相關研究最不同的地方。

 《去帝國》除導論外，共有五章。第一章〈帝國之眼：南進論述的次帝國想像〉指出，台灣一九九０年代初期的「南向政策」 是一種「次帝國」的文化想像，是昔日殖民邏輯的投射與延伸，也顯示「去殖民」的工程尚未完成。這是一篇引子，透過「南向政策」的討論，細緻而深刻地帶出台灣文化主體性的複雜問題。第二章〈去殖民〉，第三章〈去冷戰〉，第四章〈去帝國〉則是三篇環環相扣的文章，從理論和經驗現象來闡釋台灣問題的歷史與結構根源。其中以「冷戰」來連結日本的「舊殖民主義」與美國的「新帝國主義」，一氣呵成地解釋了台灣帝國主義的發展史，最具經驗詮釋的原創性。第五章〈亞洲作為方法〉具體地提出「去帝國」的實踐場域與方法，為台灣的「去帝國」工程揭示了新的方向，也為世界的民主、和平、與正義提出新的實踐方案。整體來說，這是一部大格局的作品，從世界史與亞洲史的寬廣角度來檢視台灣當前的處境。不管在理論或實踐層次，都帶給我們嶄新的視野與想像。但也因為格局過大，《去帝國》對台灣內部歷史的討論顯得薄弱，對「去殖民」與「去帝國」的實踐方案，不夠周延，甚至「誤置」。尤其重要的是，「以亞洲為方法」只是一個實踐方案，理論基礎不足，使得這個實踐方案缺乏實質內涵。這都是本書必須面對的課題。

 整體來說，《去帝國》是一個帝國主義的文化分析，與以前那種「文化帝國主義」的分析不同。過去的文化帝國主義研究強調，帝國主義的文化如好萊塢、麥當勞等，如何侵入第三世界，對第三世界民眾進行「洗腦」，進而讓大家在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中臣服，變成帝國乖順的子民。但是，《去帝國》並沒有順著這條簡易的路子開展，而嘗試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那就是「為什麼第三世界的子民會喜歡帝國主義文化？」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陳光興進入台灣具體的歷史脈絡，嘗試從歷史與政治事件的具體接合中找尋答案。結果，他找到了「冷戰」這個關鍵性因素。陳光興指出，「冷戰」的出現，讓台灣對日本殖民主義無法進行反思，阻隔了台灣的「去殖民」工程，也使美國等第一世界無法展開「去帝國」，因而讓「新帝國主義」得以滋生。就在這個「冷戰」的對抗格局中，台灣被納入以美國為首的新帝國主義的殖民版圖中，並因此產生了「親美仇中/共」的政治情結。陳光興認為，這個冷戰的基本格局，以及這個格局所創造出來的政治情緒與集體心靈，讓台灣遠離中國，並緊緊地依靠（賴）美國。美國因此成為台灣文化主體不可分割的一環，美國帝國主義的文化才因此得以長驅直入。從這個角度來看，《去帝國》是對帝國主義的文化分析，這個文化分析提供過去「文化帝國主義」式的研究一種更堅實的歷史與政治基礎，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情感結構。我認為，這是陳光興對「文化研究」這個領域的貢獻──把「文化研究」安置在具體的歷史接合中。

 「去帝國」「去殖民」是《去帝國》的核心主題。 陳光興對這個問題的貢獻在於：1、「去帝國」的工作，不只必須在殖民地進行，更必須由帝國或殖民母國主動執行。但是，因為「冷戰」的誕生，昔日帝國馬上進入與共產黨的對抗格局中，失去自我反省的契機，整個「去帝國」工程因此無法展開，也因此才有「新帝國主義」的出現，美國以及歐洲於是進入另一波的浪潮殖民。2、「去殖民」不只是本土化或獨立建國，而更是深刻的心靈重建。陳光興根據 Fanon 的精神分析學指出，殖民必然產生心靈暴力與創傷，進而形成一種殖民制約的精神機制，表面上好像在反對殖民，但實際上只是殖民邏輯的複製與重現而已。「次帝國」的文化想像就是這種制約邏輯的再現，很多簡單的「本土化」「國族主義」等「去殖民」運動，也都在在表現出這種制約與反動的邏輯，讓被殖民者無法真正「超越」，反而陷身在「妒恨政治」之中而無法自拔。而這正是台灣當前的處境。因此，3、陳光興把「去殖民」工程安置在一個更大的政治/地理脈絡下，也就是亞洲，認為「去殖民」必須是要有一個開放的視野與空間。台灣，以及亞洲諸國如果要進行徹底的「去殖民」與「去帝國」工程，一定要斬除過去冷戰「親美仇中/共」的格局，回到亞洲內部，相互對話，「相互指攝參照」，這樣，真正的去殖民與去帝國努力才能成功，台灣的主體性才能真正形成。

 「亞洲作為方法」是《去帝國》的最後一章，是陳光興「去帝國」的實踐方案或教戰守則，也是他「過去十幾年的具體知識實踐」（p340）。在他籌畫、主編、發行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 近十年的過程中，陳光興發現，在西方學術帝國主義宰制下，第三世界的學術生產如果一直陷在這種格局中，將永遠處於附庸的地位，無法超越。因為在這個格局下，我們學術對話對象永遠是美國或歐洲，討論的問題也是西方發展出來的。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與西方對話、比較，都永遠只會發現我們的「無」，例如說，我們為什麼「沒有」資本主義。這樣，我們自己社會的特殊性將永遠沒有獲得重視的一天。但是，當我們轉以「亞洲為方法」時，我們開始以亞洲各國為中介、想像的對象，彼此以對方為參照點，相互比較，這時，我們所發現的並不是我們的「無」，而是我們與這些國家的「不同」，我們會問，韓國的工會是怎樣，而台灣的工會又是怎樣？這些「不同」就是我們的特殊性。而這種特殊性只有在「小國」的互相參照中才能逐漸浮現、累積，進而構成我們社會的紋理與架構。這是過去帝國主義似的生產方式所無法產生的。因此，只有我們有意識地斬斷與帝國的連結，回到亞洲內部，「以亞洲為方法」，這樣，才能達到真正的「去帝國」與「去殖民」。在所有「去帝國」的實踐方案中，「以亞洲為方法」是一個深具原創性與可行性的提法。

 以上，是《去帝國》的大意，以及其貢獻所在。我上面提過，《去帝國》是一種對「帝國主義」的文化分析，其獨特性是把台灣，乃至整個亞洲的帝國主義發展安置在具體的歷史與政治接合中，讓我們看到新帝國主義的歷史根源，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情感結構──親美仇中。這也是我們文化主體的主要構成。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去帝國》的歷史是大歷史，是一種世界史與亞洲史，對於國家內部的歷史，除了第一章有一些討論外，其餘個章都只是輕輕帶過，對於當前正在發生的新國際局勢也沒有分析。因此，《去帝國》所診斷出的情感結構可能不夠精確，而這也使得陳光興所提出的行動方案，「以亞洲為方法」，顯得不過周延。筆者認為，這是《去帝國》必須仔細思考的議題。

 在第四章〈去冷戰：大和解為什麼不/可能？〉中，陳光興透過對《多桑》與《香蕉天堂》兩部電影的文本分析指出，當代台灣是如何在殖民主義與冷戰的兩個交錯結構中，生產出不同的情緒結構，造就了衝突矛盾的情緒基礎，而這正是「大和解」之所以不/可能的關鍵所在。從對《多桑》的分析，陳光興認為「本省人」的情緒結構一直深受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而這是「外省人」所沒有、也無法體會的經驗。相反地，《香蕉天堂》則顯示，「外省人」歷經冷戰的戰亂經驗、流離遷徙，而這些經驗是「本省人」所沒有、也無法體會的。陳光興（p231）指出：

在主觀的集體情緒結構上，兩條軸線平行發展，沒有交集，雖然在客觀的歷史狀態中，本省人與外省人都活在兩條軸線的交錯重疊中。

因此，由於族群生命歷史的歧異，造成本省人與外省人個別生命經驗的歧異，這是當前兩個族群之所以產生隔閡的基本因素。陳光興指出，台灣社會的矛盾與對立，是省籍問題，而不是統獨問題。前者比後者來得更隱形、更深層、也更不可說。我們甚至可以說，省籍問題是統獨問題的情緒基礎。因此，如果大和解可能的話，就要面對歷史記憶，重新開啟被冷戰壓抑掉的歷史，看穿省籍問題是如何體現在我們每個人的身體、欲望與記憶中，從而認真地相互看到彼此不同軌跡的悲情歷史，調整原有認知上的差距，這可能才是走向大和解的起點。

 陳光興以上這段對台灣族群問題的診斷，有其深刻處，但亦有其問題在。深刻的地方是，他正確地指出台灣統獨問題的深層，其實有一個更隱形的「省籍問題」。因此，要解決族群對立以及統獨紛爭的問題，一定要回到歷史的原點，回到情緒結構，也就是不同省籍之間生活經驗的歧異。這是精彩的分析。但是，對於省籍問題，以及期間蘊含的生命經驗與情緒的診斷，我卻不能贊同。陳光興認為，省籍差異來自於兩個族群生命歷史的不同軌跡所造成，本省人經歷了日本殖民統治，而外省人則經歷冷戰隔離，以及戰亂顛沛。是兩種平行而沒有交集的生命經驗，讓兩者無法相互體諒。在某個程度上，我同意冷戰所造成的「親美仇中/共」格局，讓我們對中國產生隔閡，甚至仇恨。但是，這種仇恨基本上是對「共產黨」，而不是「中國」而發的。其實，在國民黨統治期間，「中國」仍是台灣人的精神祖國，是文化故鄉，當時台灣人（包括所有本省人與外省人）對「中國」並沒有仇視。當然，當時的中國是由共產黨統治，仇共也因此產生對中國政權下的中國人有隔閡，這也是真實的。但是，這應該不是本省人與外省人隔閡的最主要因素。

 因此，我認為，「冷戰」可以成功地解釋，台灣當成一個整體，其與中國、美國和日本的關係。但是，台灣內部省籍問題的產生，與冷戰的關係並不大。台灣內部的省籍問題，最大的原因來自於台灣內部殖民的歷史，也就是國民黨遷台後對台灣人進行威權統治，包括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以及各種政治和文化上的歧視、壓迫等。本來，這些壓迫來自國民黨的統治階級，與絕大部分的外省人無關。其實，白色恐怖中，外省人也是被破壞的對象。但是，因為國民黨的統治階級大多來自中國，很自然地就變成是「外省人」的代理人。因此，本省人遭受壓迫後，很自然地也就遷怒到「外省人」身上。這是一種不幸的「誤置」，但卻是省籍隔閡之所以產生的關鍵因素。其實，如果國民黨肯道歉認罪，還給受害者公道，讓本省人確實知道，這只是統治階級所犯的錯，與外省族群無關，省籍問題應該可以逐漸解決。就像陳光興所說的，族群和解一定要回到歷史，回到情感結構。但這裡的歷史是台灣的內部殖民史，是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史，而不只是日本殖民與冷戰的歷史。和解的方式除了陳光興所指出的要讓本省人與外省人相互看到彼此不同軌跡的悲情歷史外，國民黨更要認真地面對過去歷史的錯誤，認罪道歉 。這樣，省籍問題才可以獲得解決。而只有省籍問題解決，族群之間才可能有相互的理解和信任，統獨問題才可望解決。

 除了國民黨的內部殖民之外，中國在當前國際政治對台灣的打壓，也是省籍隔閡的另一項重要因素。因此，《去帝國》只從「冷戰」角度來分析是不足的。跟國民黨對台灣的內部殖民一樣，中國的鴨霸其實和外省人無關，但不幸的是，在中國對台灣的壓迫過程中，國民黨的態度表現相當曖昧。連戰訪問中國，與中國簽訂一些已經有准官方性質的條約或協定，讓很多本土意識比較強的本省人有「連中制台」感覺，也再度地把國民黨與外省人連結在一起，大大地深化了之前的省籍情結，進而也激化了統獨意識。這都與「中國」這個外部因素的存在有關。今天，中國正在形成一個新的「帝國」，具有強大的國際政治經濟實力，是整個全球新帝國主義的一環。「去冷戰」只對過去的美國帝國主義進行批判，而沒有看到今日「中國」的浮現，以及這個浮現對亞洲、世界的影響和意義。中國的國族主義、甚至文明主義正在形成，與日本共同構成亞洲兩個強權霸主，但《去帝國》只從規範角度來談「亞洲」，認為亞洲各國要轉向內部，相互參造。當成一種「規範」，「以亞洲為方法」自有其價值，也為我們帶出更寬廣的視野。但是，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去帝國》缺乏「權力」的分析，將是一項缺陷，這個缺陷使得「以亞洲為方法」顯得不夠周延。

 我們前面提過，陳光興根據 Fanon 的殖民精神分析學指出，被殖民者由於受到殖民統治的深度制約，因此，「去殖民」往往表現出一種對殖民的「反動」，對殖民地固有文化或歷史等，會毫無選擇地肯定、歌頌，進而表現出一種很「內縮」的本土化或國族主義。從台灣過去二十餘年來的「去殖民」努力來看，陳光興這些掛慮顯然有相當程度的真實。台灣本土化運動或國族主義的建構，的確充滿對「中國」的排斥與敵意，甚至深化內部的省籍情結，擴大統獨的對立與緊張等。這種封閉性、內縮性、排他性的本土化或國族建構，其實只是過去殖民的制約與反動，並沒有產生真正的「去殖民」作用。因此，為了化解這種殖民制約與反動，我們必須回到歷史的殖民問題。但是，這裡的殖民問題，並不只是美國新帝國主義或日本帝國主義的問題，而更是過去國民黨的內部殖民，以及今日的中國國族/帝國主義的問題。無法妥當適切地解決這些問題，台灣各種「被殖民」的精神壓抑將永遠存在，「去殖民」的各種努力也將永遠無法展開。因此，如何治療過去殖民歷史的傷痕，走出精神制約的反動，並進一步以此「被殖民的經驗」 為基礎，將原來傷痕或苦難轉化成積極、開放、主動的力量，才能夠正面地迎向中國，並與亞洲各國進行具有主體性的相互參照。這種新文化主體的創造，將是台灣去殖民的必要，也是（開放性）國族建構的核心工程，更是「以亞洲為方法」必備的情感基礎 。

 自有人類以來，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一直是所有文化的共同現象，縱使是偏遠地區的小部落，也都會表現出我族中心主義，認為「自我」比「他者」優秀，殖民主義只不過是把這種心態用更暴力更全面的方式呈現罷了。但弔詭的是，正是因為殖民主義的作用，世界上絕大多數原來自以為是「中心」的社會，突然間變成了「他者」或「奴隸」。在帝國的權力凝視下，這些被殖民者必須學會放下「自我」，學會謙卑，而用更細膩、更敏感地去對待過去的「他者」，也就是今日的「主人」。也在這個諷刺的意義下，殖民主義帶給歐美核心國家除外的大部分地區人類一個集體學習的機會。我認為，只要經過適當的「轉化」，這種對待異文化的新經驗，可以幫助我們學會以更平等、民主的態度來對待他者，建立或促成對異文化的尊重和包容，進而創造出一個與西方宰制性的霸權文化，或是與人類自古以來就有的「我族中心主義」完全不一樣的文化類型。因此，經過殖民主義的集體創傷與轉化，人類有可能第一次學會真正的「蛻讓」，並能夠與「他者」進行平等的溝通與互動，一個真正進步性的社會才因此成為可能。當然，這是殖民主義的非預期效果。

 台灣，是一個經歷多重殖民的社會。日本殖民主義、美國新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內部殖民等，各種霸權不斷地凝視這塊土地上的子民，也在這些人民身上烙下深邃的歷史傷痕與記憶。當這些傷痕和記憶沒有經過適當的處理與轉化，它總會以一種受壓抑者的姿態回返（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甚至以暴力、不理性的方式不斷地重現，而變成一種對昔日殖民的反動與制約。過去二十年來台灣本土化運動的內縮、封閉與敵視，基本上就是這種傷痕的體現。因此，要去除這些看似不理性的反動與制約，我們必須進入歷史的傷痕之中，去療癒、撫慰，而不是忘記，更不是壓抑。傷口可以撫平，但不能忘卻。這裡需要的是一種宗教似的救贖 (redemption)，是一種深度的溝通、理解與同情，而不是簡單的道歉與賠償。但是，更重要的是，這個救贖儀式需要有一個「進步」的面向。我們要把過去「被殖民經驗」轉化成一種積極的力量，透過各種文化的創造 ，重新詮釋過去的傷痕與記憶，賦給這些悲情新的意義，讓被害者能夠因此超越悲情，並進而能以積極、正面的態度來面對「他者」。因為，藉著對被壓迫的經驗的深度體驗，我們更有能力能認識到壓迫的本質，也更能避免壓迫的再生，一個更民主、平等的社會關係才可望奠立，這是積極的「蛻讓」。殖民，是我們的資產，而不是負債。

 當我們用一種積極的、進步的角度來重新詮釋「被殖民經驗」時，「本省人」不只可以走出歷史的傷痕，而且還可以進一步地幫助「外省人」面對未來的不安，以及客家、原住民、新住民等各種少數族群的焦慮。而且，因為大家都有不同的被殖民經驗，就更能夠用平等、寬容、扶持的心來幫助社會上的各種邊緣與弱勢，台灣也就能夠成為一個民主、進步的社會。這是只有歷經各種殖民傷痕的社會才有的資產。我們要善用這種資產。尤其重要的是，當過去被殖民經驗已經轉化成積極進步的力量時，我們才能夠真正以開放、多元的態度來面對全球，尤其是過去的殖民帝國。對於中國/大陸，我們固然要超越冷戰的「親美仇中」格局，但只要中國國族主義尚在，只要中國在國際社會中仍然對台灣敵視，我們仍然必須保有主體性的思維，更靈活地與美國、中國、日本維持良好、平衡的關係。但我們絕不能封閉、退縮、更不要敵視。中國/大陸如果不是父親，至少是老大哥。我們要把「被殖民的經驗」轉化，變成積極、進步、開放的力量，與中國維持平等、民主、積極「蛻讓」的關係，「以亞洲為方法」，讓中國成為台灣的資源，而不是負債。

「亞洲當成方法」是《去帝國》的實踐方案。在這個實踐方案中，陳光興呼籲亞洲各國去除過去對帝國的依賴，面向亞洲，彼此以對方為中介和想像的對象，「相互參照」，互為指攝。這樣，亞洲才能產生自己的文化，「去帝國」才能真正獲得實踐。這是一個很具體的實踐方案，提供大家很好的想像視野與行動方向。但是，本評論文要指出的是，這個實踐方案的行動與情感基礎在哪裡呢？在帝國主義的權力凝視下，包括學術在內的各種生產活動與權力關係，仍然高度受到權力邏輯所綑綁，我們如何讓亞洲各國的行動者展現施為與主體的能量，避開帝國的權力之眼，進而轉向內部，相互參照，顯然需要建立一種亞洲共同的文化基碼，進而提供行動者所需的情感基礎。我認為，亞洲各國除日本可能例外，都曾經是帝國或殖民主義的受害者。在「被殖民經驗」的洗禮下，亞洲各國因此有了共同的情感結構，大家因此更能積極地「蛻讓」，進入對方，與對方產生親密的溝通與互動，進而產生共同的文化基碼。這除了讓每個社會的文化主體不斷成長茁壯外，「亞洲」也可以因此而變成一個具有真實內涵的想像的共同體，並進一步與歐美產生積極的「蛻讓」，這時，歐美帝國也就不敢再以「他者」來看待亞洲，真正的「去帝國」才能誕生。從這個角度來看，「被殖民經驗」是「亞洲當成方法」的情感與行動基礎，也是「去帝國」得以實踐的關鍵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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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週刊評《去帝國》

張翠容

 
先去殖民化再去帝國化
陳光興指出，被殖民者脫離殖民者的觀點重塑自我價值，是去帝國主義化的重要命題。

這是一部很特別的學術作品，其特別之處在於作者陳光興企圖去指導一項未完成的艱深項目：去殖民，繼而去帝國。他堅持首先要跳出殖民知識和文化生產的框框，然後再重新認識自己，透過在地的具體經驗來深化一場浩浩蕩蕩的去殖民化運動。

作者勇氣可敬，不僅指出被殖民者的精神面貌，同時還要求反思殖民與帝國主義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後者對第三世界所造成的傷害，並期待與帝國具批判的知識圈連成陣線，達致真正的民主與和平。

作者的雄心願景與洞悉為《去帝國》增深了值得亞洲人感到驕傲的一種氣魄，為什麼呢？正如作者所說，曾深受殖民統治的亞洲各國，即使擺脫殖民進入後殖民時代，卻繼續透過帝國主義的眼睛去看待自己及鄰居，以至整個世界，亞洲意識依然非常薄弱。

說穿了，這還不是殖民思維作祟？被殖民者在不自覺中內化了殖民邏輯和陷落在殖民知識再生產的圈套之中，換言之，被殖民者如何脫離殖民者的觀點重塑自我價值，乃是去殖民化的一個重要命題。這也是作者可望達到的一項志業，而這項志業實屬難能可貴。

陳光興作為亞洲人，同時也是台灣人，他不但站在作為殖民產物的東亞冷戰史上，同時也進入台灣的獨特歷史脈絡並透過回應具體現實的事件內，「在精神、文化、政治以及經濟的總體層次上，反思、處理自身與殖民者之間（新）的歷史關係。這個過程經常是相當暴力而且痛苦的，往往是在進行一種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與自我的再發現，追求的無非是能夠形成一種有尊嚴、有自主意識的主體性」。作者在書中如是說。

作者要做的，就是揭發出台灣主流文化圈所長期埋藏、而未經反省的深度殖民知識結構，如果這結構不受到打破，主體性便只淪為奢談。其實，這不獨台灣，其他亞洲地方不也是擁有共同的難題嗎？從新加坡、韓國、日本，甚至香港，去殖民化一直未有得到深化，甚至給冷戰體制攔截了。

不過，作者指出，隨著冷戰鬆綁而引發新一波的全球化運動，去殖民化運動可借機找到再次出發的契機，那麼，我們可有把握這個機會去評估自身的歷史和與鄰國的關係？這正是陳光興強調亞洲作為方法的意義所在。

亞洲人從亞洲的去殖民出發，再放在全球化的研究磘述架構裏去，把去殖民結合到去冷戰、去帝國的運動當中，因為，對陳光興而言，去殖民不應只停留在二次大戰後爭取獨立的反殖民運動的理解上，而是進一步去了解帝國主義這個更具涵蓋性的領域。

即使全球化打破非黑即白、東西方兩陣對壘的冷戰格局，但未經去帝國化運動的全球化，這只會讓帝國主義以一個新面目登場，來征服世界而已。那麼，去帝國化又可怎樣達致？這必須依靠殖民者自身的反思，帝國的國民明白到自己國家在過去所犯下的錯誤，然後重新與被殖民者建立一種互相尊重、權力對等的關係，這得有賴民間的自覺全球化運動，否則，「九一一」類似悲劇事件只會再度發生。

作者以當事人身份建立起一種「新亞洲」理念，可說是亞洲罕有的重要知識資產。這一本書，雖然並不易讀，但卻具有擧發性，並且能讓讀者獲得全新的自我審視能力，一種可貴的心靈解放。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v&Path=2334653162/28av.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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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金蓉　(20061022)  《開券周報》   民主 儘管沙啞 思想 不能繳械！ 
 
（本文引自於中國時報網站，網址為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Philology/Philology-Book/0,3427,112006102200294+11051303+20061022+news,00.html。）

    上個十年裡一個沈悶而嚴肅的周末，我去劍潭採訪一場東亞後冷戰會議。與其說是採訪，倒不如說是單向感受陳映真先生孤單的聲嘶力竭。彼時，本土化熱浪襲台，「東亞」位在地理上難以想像的遠方他處；尚未好好解凍的「後冷戰」，不幸遇上提前到來的全球化，誰有熱情去消化呢？

    自從北京傳出陳映真病重的消息後，我經常想起他後半生致力於解套的東亞後冷戰台灣處境。在這麼一條踽踽獨行的山路上，能在學院裡和他對話的，大概只有清大教授陳光興了。在病榻前拚搏性命的陳映真，如果知道陳光興12年來拚搏的成果終於出版成《去帝國》（行人）一書，而且書裡兩度感謝他給予的啟發，心中應該快慰不少吧。 

    陳光興的《去帝國》以亞洲為論述場址，他長期交往的亞洲朋友們在書裡出出入入，和他並肩「超克」如何去殖民、去冷戰、去帝國。「所謂全球化的網際網路互動，顯然無法取代身體的直接碰觸」，無論是吉隆坡的路邊攤、首爾的KTV吧、台北的巴黎公社…，陳光興在他們的不安、鬱悶裡，體會出難以言語的共同迫切感。在台灣不算小的人文社會科學社群裡，能夠像陳光興一樣頻頻呼喊「我的亞洲朋友們」，能夠很明確以亞洲作為論述的起落點，和整個亞洲對話的，恐怕相當少。
    《思想》雜誌構築亞洲溝通平台

    台灣的學術界為何不關心「亞洲」？為什麼對台灣的東亞身分沒有什麼興趣？這個問題也困擾了中研院社科所副研究員錢永祥相當久。由他擔任總編輯的《思想》季刊（聯經），甫出刊的第三期以「天下、東亞、台灣」為專題，突顯受忽略的東亞意識探討。《思想》此番前瞻，是一次遲來了的前瞻。

    比起《去帝國》藉一本書連帶超克，錢永祥的工作更加任重道遠，如何把類似陳光興的亞洲朋友，網羅成為《思想》的亞洲作者，打造一塊多岸多地的溝通平台，這在台灣的期刊出版裡尚屬一項空前的實驗。《思想》積極布線，才出刊第三期就已經能邀到中國一線學者的首刊稿。譬如北大中文系教授錢理群以研究魯迅著稱，《思想》第三期首篇文章就是錢理群為紀念魯迅逝世70周年所寫的專文〈魯迅與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在《思想》之前，香港科技大學的《21世紀》期刊、中國大陸的網站「學術中國」（前身為世紀中國）已有不錯的累積，《思想》的出現，總算讓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繳白卷。

    亞洲如何成為一種方法？

    在陳光興與錢永祥的實踐裡，「亞洲」不僅不再遙不可及，而是可以作為一種方法。「亞洲作為方法」正是陳光興全書中去殖民、去冷戰、去帝國三位一體策略的論述方法。「亞洲」並不會憑空而降，問題意識的形成也絕非一蹴可幾，《去帝國》一書記錄了陳光興12年來的亞洲來往，但亞洲如何成為一種方法？閱讀此書的過程，也等於是解惑的過程。

    80、90年代之交，受過英美文化研究訓練後返台的陳光興，和一般初入學界的新生學者一樣，急於尋覓安身立命的位置。1993年在菲律賓舉行的一場討論會，扭轉了他的問題意識。那是他第一次參加亞洲批判分子聚集的場合，第一次聽到了自己那過於美國腔的英文，也第一次聽到當地人以帝國主義來稱呼台灣入侵的資本。「從那次之後，我逐漸找到了第三世界的想像位置，逐漸看到台灣本土文化研究的盲點，發現到『西方』文化研究的侷限，也看到了可能的出路之所在。或許在在地、亞洲、第三世界、全球的辯證中，一條新的路子可以被走出來。」

    《去帝國》不僅是陳光興個人的論述歷程，更擴大一點來看，這本書揭露了從上個十年以來，台灣錯過了什麼、做錯了什麼。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無疾而終的東南亞研究。李登輝總統加上李遠哲院長所大力支持的東南亞研究，依陳光興在第一章〈帝國之眼〉裡的註解所言，早就淪為東南亞學府的笑柄。這個並不輕鬆的笑話，從未見到主其事者適切的評估與反省。

    超越政治勢力論證罷免議題

    厚達四百多頁的《去帝國》，隸屬於台灣社會研究叢刊。台社叢刊書種極少，15年來才出版第12本，編號第12的《去帝國》首度交由行人出版社出版。與此同時，行人社長陳傳興也完成新書《道德不能罷免》（如果）。已有10年未出新書的清大外文系副教授陳傳興不鳴則已，一出手必是驚世之作，《道德不能罷免》從撰寫到上市，包括寫作時間、出版型態，每一個環節莫不費盡思量，充分體現陳傳興的個人風格──置之死地，義無反顧。

    今年6月，總統罷免案第一次提出時，出於一種前所未有的急迫感，陳傳興整理了兩箱書，在旅館整整閉關十日，熬出了兩萬字左右的《道德不能罷免》。這份書稿「先於」七一五宣言及反貪腐倒扁運動完成，歷經7、8、9月無可避免的出版時間等待，始於10月以一般書籍的規格上市。出版的延宕，反而突顯了這份書稿的經驗明證性，不隨任何宣言和特定色彩的政治勢力起舞（全書沒有任何「藍、綠」字眼），更能清澄洞察問題之所在。

    專精美學與精神分析的陳傳興，嚴謹的治學態度一如他所經營的行人出版社作工細緻。他廣泛涉獵政治思想、政治經濟學、法學所奠基的素養，在那十日的埋首分析裡，依序展延為沙啞的民主、論述的沙漠、民主政治的神話、道德不能罷免等四大議題的書寫。陳傳興嫻熟現象學、精神分析語言，遣詞用字指涉清晰，文字敘說更富有高度的詩意和魅力，極能引起共鳴。

    陳傳興這份書稿，採用的書寫形式是流行於法國大革命前後的小冊子（pamphlet），混雜格言體與論證體，跳躍、中斷、碎解的書寫都能被允許包容進來的大綱形式。這種適合以小開本印刷，便於攜帶、流傳、做筆記的出版型態，在台灣還相當陌生，黨外運動和學運期間曾有過類似的出版，但多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論述沙漠中的知識甘霖

    陳傳興原本就不是運動人士，《道德不能罷免》也並未真正以小冊子的形式出版，而是以傳統的規格與鋪書方式，於書肆販售。失之於小冊子的傳播實驗，未免可惜。但既然如此，何不隨書寫者開啟的歷史辯證，以大局之書視之。二戰之後出生的醫生、律師菁英，被歷史揚棄，無一倖免；歷史的創傷需要重建，可是，放眼望去，哲學界、人文學界，除了捍衛自身的黨派利益者之外，不是都在重建的轉捩點上一一繳械？

    《道德不能罷免》的可貴，就在於論述愈來愈沙漠化的台灣，仍有一位自謙為門外漢的陳傳興，替台灣人消化艱澀的鄂蘭、阿宏，以詩化的語言提醒我們注意「惡之尋常性」、提醒我們自己那無著的虛無、提醒我們莫再與腐敗共生。

    無論是陳傳興的急迫小冊、陳光興的去帝國總結，或者是錢永祥的思想擂台，他們突破形式、開創整合，但願這一波的論述復甦能夠降下潤濕的甘霖。台灣的民主儘管早衰沙啞，不甘於繳械的知識分子，且為他們沾上啟筆的墨！